猩球崛起:黎明之戰、巴以沖突和關于人性困境的政治寓言

猩球崛起:黎明之戰、巴以沖突和關于人性困境的政治寓言

令狐九劍 文

我想，由馬特·裡夫斯執導、二十世紀福斯影業2014年出品的3D科幻動作片《猩球崛起：黎明之戰》是今年最讓人驚喜的好萊塢大片之一，和《拯救大兵雷恩》、《雪國列車》等影片一樣，在講述引人入勝的故事同時，引發觀影人的深度思考。《猩球崛起：黎明之戰》的故事發生在前作的15年之後，講述緻命病毒彌漫全球，遭此橫禍的人類隻有一小部分幸存下來，而他們正威脅着凱撒統領的高度進化猿族大軍，雖然雙方一度達成了短暫卻脆弱的和解，但為了争奪地球的絕對上司權，一場激烈的人猿大戰一觸即發。

正如好萊塢那些高明的科幻電影擁有的共同特質，往往是對現實社會的深刻隐喻。作為最初覺醒的凱撒是猿族的先知，他帶領猿類擺脫了人類的野蠻統治，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自由。于是他不僅僅成為擁有号召力的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也是猿族形成合法性社會的道統根源。但是，越來越匮乏的生存資源必然會讓兩個種族再次陷入短兵相接的危險境地。在一隊工程師進入猿類的地界志在恢複水力發電系統時，雙方産生了緻命的不信任感，在經曆諸多摩擦之後，特别是人類的女醫生救下産後出血引發的破傷風的凱撒妻子後，終于獲得猿族諒解，甚至猿族幫助人類重新獲得不可或缺的能源。但是和平并沒有來臨，導演最神來之筆就是在猿族中注入一個新的沖突因素，這就是人性中最陰暗的追求——權力追求，科巴作為凱撒的重要幹将，對人類充滿不可逆轉的仇恨，這種深入骨髓的仇恨既來自于自身被虐待的殘酷經曆，也來自于猿類先輩們的屈辱記憶。更可怕的是，在他與人類絕不妥協的理念與領袖凱撒發生沖突後，他開始另辟蹊徑，尋求證明自己思想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科巴展示了驚人的狡詐、智慧和殘忍。在人類的軍火庫裡，他無師自通地扮演小醜取得兩個守護人信任，然後果斷而冷血地槍殺他們，至此拉開了人猿大戰的序幕。

科巴展開了他更加危險而出乎意料的企圖。如果凱撒覺得維持人猿和平是政治正确的話，那麼在科巴眼中，與人類決不妥協更是政治正确（如同有些中國人絕不與日本人和平共處，一再在熒屏上酣暢淋漓地殺鬼子），在科巴看來，走“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凱撒是對猿族最大的威脅，兩種路線鬥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決心“将革命進行到底”。于是科巴在凱撒驚愕的直視中開出了一槍。不知道科巴也會使用槍械的猿類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人類”向猿類而且是領袖開出的罪惡之槍。于是複仇的怒火被點燃了，猿族甚至來不及思考科巴怎麼會突然用人類武器武裝了他們，帶領他們走上血與火的漫漫征途。

向人類進逼的地域之火熊熊燃燒。但凱撒的兒子和一些有頭腦的猿類在慘烈的殺戮場面中，開始思考凱撒關于和平相處、互不幹涉的訓導，開始質疑科巴的做法會不會帶來滅族之禍。但提出異議和不願槍殺人類的的一個猿人被科巴從高樓抛下，這是猿族社會發展史具有裡程碑式意義的一幕，猿族的暴力統治史開始了。接下來，所有被認為忠誠于凱撒的猿人，極具諷刺意味地再度被關進人類曾用來囚禁他們的牢籠。法國大思想家福柯在讨論權力的本質時，特别關注了監獄，他十分敏銳地指出監禁與懲罰是權力的源頭。如果說凱撒的統治帶有道德光輝的理想主義色彩，而科巴卻赤裸裸地運用了他曾極度恐懼和仇恨的人類掌握權力資源的手段，他如今嘗到了權力肆無忌憚的的滋味，君臨天下的感覺十分享受，不可自拔。

但凱撒并沒有死，被工程師救下來後，這支人猿聯盟的小分隊開始阻止這場血腥而毫無必要的戰争。人猿之戰演化成猿人中領袖與野心家的生死決鬥。當科巴眼看猿人厭惡他的殘暴統治，萬猿歸心于凱撒之後，感到大勢已去的他哀求凱撒，并以凱撒曾經頒布的信條“猿類不殺猿類”來自保時，凱撒稍作猶豫，以一句“你不配做猿類”宣布了科巴的死刑。這是猿族社會發展的又一個裡程碑事件，它标志着猿類引入了人類用以鞏固統治的懲罰（包括殺戮）體系，“專政”力量開始登上曆史舞台。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在懲罰普通犯罪者和造反的人時也是這樣刑出有名的，分别稱呼為“犯”和“逆”，逐出人的範疇，然後理直氣壯的刑殺。于是我們從這部電影得到的政治隐喻就是，幾乎所有道德感召産生的社會組織最終必然會走向權力統治，幾乎所有的權力都必然會帶上血腥暴力，以監禁與懲罰來強化其根本，幾乎所有的權力都會在組織成員中引發觊觎之心。

不禁想起多年來似乎已經打上死結，無法求解的巴以沖突，在雙方手上都沾上無數軍人和平民的鮮血後，似乎隻有以更多的鮮血償還。在凱撒平息一場叛亂後，與他結盟的工程師以為和平來臨，可以相安無事了，但是凱撒異常清醒，他說，這是猿類發起的一場戰争，人類不會原諒，他預言着人猿更慘烈的戰争還會如期而至。這是對仇恨和種族隔閡最好的诠釋，用來對無休無止的巴以沖突進行影像暗喻再好不過。在對巴勒斯坦地區有限的資源的争奪中，在牽涉到宗教信仰、政治秩序、文化形态等種種紛争的鏡像中，我們看到的是雙方都是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沒有退路，相對溫和的“巴解組織”已經式微，而以恐怖襲擊起家的“哈馬斯”卻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區，在用學校、醫院、清真寺、平民社群作為發射火箭的場所後，以色列也逐漸不區分軍事與平民場所，報複的火焰比阿拉伯沙漠的熱焰更加炙烤。

村上春樹曾經在2009年接受以色列頒發的耶路撒冷文學獎的獲獎辭中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他進一步闡明：“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确，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曆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這種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情懷固然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可是，我想問的是，村上先生也會站在科巴那一邊嗎？也會站在“哈馬斯”那一邊嗎？是的，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需要更多的道德勇氣，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面臨更多的道德困境。當ISIS（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肆虐時，他們難道不也是以“雞蛋”的姿态訴說着族人和文化被侵略、被毀壞的曆史與現實悲情，然後“義無反顧”地用暴力與鮮血來洗刷族人們所遭遇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