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友娟 制圖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人們都認為西周社會（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階層固化非常嚴重，很少有社會流動。如許倬雲所言：“春秋以前，中國由封建領主統治着，社會有嚴格的等級分層。”言下之意就是，西周時期鮮有社會流動。然而，從史料記載來看，西周統治者其實有着強烈的尚賢意識，非常重視求賢任賢。 ■王進鋒 總結夏商興亡經驗教訓 西周的尚賢意識，是在總結夏商興亡的經驗教訓中樹立起來的。周王朝建立後，統治者在總結夏商兩族發展的經驗和覆亡教訓時，充分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 梳理史料可以發現，商王朝在曆史上的大發展，與不同時期傑出人物的輔佐是分不開的——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鹹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商湯時，任用“三宅三俊”等人才。是以，商王朝“其在商邑，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與慣用刑罰、行為殘暴的官員，同在國家中；與慣于作惡的官員，共同辦理政治），以緻“智藏瘝在”。于是，“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周文王、周武王時期大發展的先例，也是尚賢的重要依據。周文王時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祯。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意思是說，很多卓越之士出現在周王國内，這些人成為周王國的棟梁，文王依賴他們才使國家得以安甯。 周公進一步指出，“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宮括”的輔佐，才能“德降于國人”；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宮括“四人昭武王”，才能“鹹劉厥敵”。殷商遺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議，要使“有能有為”之人“羞其行”，這樣自然會“邦其昌”。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周代統治者給自己定下了任賢的要求。他們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即謹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國内傑出的人才，以達到完美的執政境界。用周公的話來說就是，希望周王“克用常人”。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西周不同曆史階段的統治者，有一系列任賢的實際行動。 周文王時期，為了網羅人才，可以“禮下賢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是以，各方賢能之士“多歸之”。同時，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故“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周王任賢的事例，給戰國時期的讀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在抄錄文獻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宮适，有南宮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師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陳，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 周成王時期，将大批殷遺民遷到成周洛邑。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員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遺民中的有德之人，甚至“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賢人”。 西周末年的宣王時期，繼續“進用賢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張仲“為卿佐”。 選官的任賢傾向，為西周社會流動開啟了視窗。從相關材料來看，西周朝廷确實任用來了一批出身寒微卻富有才華之人。例如，周文王曾經“舉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太公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後被文王“舉而為天子師”。周武王滅商後，不少出身寒微的功臣、謀士得到任用。 另外，鄉、遂裡的賢人也可以通過鄉大夫、遂大夫的考核和推薦來實作向上流動。例如，西周貴族畢公家的家臣獻，因為賢能就被家主推薦到楷國國君處任職。 可見，西周時期并不像一些專家所說的階層固化，而是存在社會流動的。 中低層人士占比逾97% 西周時期存在社會流動，提醒我們去了解和研究當時中低階層人士的狀況。 目前，還沒有見到關于西周時期總人口數量和中下層人士數量的确切記載。然而，傳世文獻記載了西周時期的軍隊建制，其中有全部人員的數量和各階層人員組成情況的大緻記錄。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典型案例裡中低階層人數的比例，來推測整個西周社會中低階層的情況。 西周時期的天子、諸侯可以擁有軍隊。按照級别和大小，他們擁有的軍隊數量是有所不同的。《周禮》雲：“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每個“軍”中士兵和将領，是怎樣設定的呢？ 一般認為，每個軍有12500人，設軍帥1人；每個軍轄5個師，每個師2500人，設師帥1人；每個師轄5個旅，每個旅500人，設旅帥1人；每個旅轄5個卒，每個卒100人，設卒長1人；每個卒轄4個兩，每個兩25人，設兩司馬1人；每個兩轄5個伍，每個伍5人，設伍長1人。 另外，每個軍還設定府、史、胥、徒官職。《周禮》記載，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學界認為，這些官員為“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也就是說，這些官員是在戰時配備的，戰争結束就會取消。 以上軍中的各級将領和官員，根據身份和稱謂來區分，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和府、史、胥、徒屬于貴族，兩司馬和伍長為中低層人士。 西周軍隊中的士兵，往往來自社會底層。這從《詩經》中的一些詩篇可以看出。《豳風·東山》是一名跟随周公東征3年的戰士，回到家後所作的詩篇。該文描寫了他在回家途中和回家後看到的景況與心情，其中提到：果臝之實蔓延于屋檐，甲蟲生息于房内，蜘蛛結網于室内，宅邊的空地，變成了野鹿活動的場所。這位士兵出征期間，家裡的情景竟如此凄涼，可見他應當來自社會下層。 事實上，周朝軍隊裡這樣的士兵不在少數。周平王時期，一位女子為懷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作了《君子于役》一詩，收錄在《王風》裡。她哀怨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埘，雞窩；桀，雞栖的木架。這位女子在家養雞、羊和牛，應當是個農人。《鹿鳴之什·采薇》是西周時期一位戍邊的士兵在返鄉途中所作的詩，其中感歎：因為征伐猃狁，以緻沒有室家。 西周時期士兵來自社會中低階層，也可從每個軍的建制與社會基層行政機關相對應的情況得到驗證。西周時期，基層行政機關設定狀況為：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闾，使之相受。四闾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行政機關和對應的家數為：5家一比，25家一闾，100家一族，500家一黨，2500家一州，12500家一鄉。征兵的時候，每家出一人當兵；再按照伍、兩、卒、旅、師、軍來編制入軍，終于達到“伍一比，兩一闾，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由此，西周時期的基層行政機關與軍隊建制就一一對應了起來。 根據以上不同階層人士的資料來計算，在總人數為12500人的軍中，貴族将領和官員有274位，中下層将領和士兵有12226人。可見，中低層人士所占比例為97.808%。這為我們了解西周社會的階層情況提供了參照。考慮到中低階層人士所占比例如此之高，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客觀上也需要為這些人的向上流動提供管道。 （作者機關：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