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毛筆，手稿，這些都是拍場上名人墨迹的賣點。最近現身一批拍品，正包含了這些要素。手稿為十行紅欄稿紙裝訂而成，封面除标題、謄抄時間以外，還有“國立中央大學關防”紅印以及“吳有訓”藍印，内頁還有“南京大學圖書館”印章，看來是來自原中央大學圖書館。内容以稀見出版物的抄件為主，钤有的一枚私印已有漫滅，仔細辨認為“李小緣”。
李小緣手稿封面
李小緣手稿内頁
1962年10月16日，顧颉剛至胡厚宣處閑談，兩人民國時期在齊魯大學、複旦大學共事，如今同為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胡厚宣曾供職于中研院史語所，不知覺間聊到了南京的故人。回家後，顧先生日記如下：“到胡厚宣處，乃知解放以來，南京大學自殺者四人，歐陽翥、徐益棠、羅根澤、李小緣也。小緣一生循謹，孜孜矻矻于搜集資料，為南大積聚無數東方不易見到之書報，而五九年不知犯了何種錯誤，竟爾出此短見？聞其所寫卡片，已歸本所，倘能為之整理成書乎？”
顧颉剛緻李小緣信劄，寫于1940年
這條日記談到的幾個學人，歐陽翥是生物系教授、前中央研究院院士，1954年投井；社會學系系主任、民族學家徐益棠1953年身亡；圖書館副館長李小緣1959年過世；中文系教授羅根澤1960年跳樓。
身為前金陵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李小緣先生，久為世人淡忘。曾有位南大中國近代史專業的學生，在圖書館查閱民國期刊時，發現很多封面上都钤有“李小緣”藏書章。當時他也沒有太在意，以為是舊書店收來的。後來見到有相同藏書章的書很多，到網上去查，“才知道李先生原來是我們的老館長”。
李小緣印
李小緣有遺稿《自傳》，約寫于1954年底或1955年初，寫得很簡略，也富于時代氣息，可摘錄叙述先生的一生。李小緣生于1897年，“幼讀私塾，接受了很多封建影響”；後入“金陵中學附小，然後進中學，升入大學，十多年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回國後在金大圖書館負責西文圖書編目工作，教授圖書館課程，不知道國家的形勢，自己卻陷入帝國主義的深淵”；最後總結說，“金大服務前後二十六年，再加上金大讀書，美國留學，怎能不養成親美崇美的觀念？全國的解放是在1949年10月1日，我們的解放是在金大與金女大合并才開始的”。
青年李小緣
《自傳》來自《李小緣紀念文集》，此書源于1986年南大舉辦的“李小緣先生學術研讨會”。這是1949年後圖書館學界正式出版的首部個人紀念文集，當時雖已“撥亂反正”，但編書者回憶，“在當年動議與實施之初，依然需要勇氣與智慧”。南京大學有心，1988年初版後，2008年又出了增訂版。其中有《李小緣年譜》，記錄如下：“1959年12月26日，先生不幸謝世，享年六十二歲”，語焉不詳；《李小緣紀念文集》廣收回憶文章，叙述多有重複，雖是“紀念文集”的通病，但知名者如故交呂叔湘（并題寫書名）、學生錢存訓、同僚王繩祖、弟子孫望、後輩徐雁等，均以回顧李先生早年經曆為主，晚年提得不多，更無人言及逝世原因。
《李小緣紀念文集》1988年版
先生的大兒子李永泰，稍稍提了一下：“在去世那一天晚上，已九點多鐘了，他還是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學校圖書館裡做最後一次檢視。青年人遇到他，以為還是往常的查館，誰知這是在向他心愛的圖書館，向他的事業，向人們告别。” 另有位朱正華，是李先生的内侄，他回憶姑父時寫到：“我常想：我姑父這樣的人，縱使那年不去，也定然逃不過後面的關，隻是早走了幾年……姑父啊!您為什麼撒手去得這樣猝然，這樣毅然決然，叫您的子侄們至今茫然，慘然！”
從親人的字裡行間看，《顧颉剛日記》提供的資訊更準确。前頭提到的羅根澤教授也是如此，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羅根澤文存》，序文是這麼說的：羅根澤“突患腦溢血，終因搶救無效，于3月30日晚逝世，終年60歲”。而顧颉剛1960年4月4日記載：“歸來接羅雨亭兇報，渠已于三月卅一日在鼓樓醫院逝世，朋從又弱一個，更加惆怅矣。” 1960年4月14日，死因得到确信：“得自珍信，悉羅雨亭以犯病太多，不堪其苦，醫院已無法治療，于上月底跳樓自殺。悲哉！”
李小緣先生于1959年12月26日逝世。1958年上半年，全國開展“向黨交心運動”，李小緣當時也寫了近百條“小字報”，内容極其豐富。先生态度誠懇，有話直說，表現了出樸實率真的本色。“小字報”部分存于南京大學檔案館中，《李小緣紀念文集》有收錄，從中可讀出先生生前點滴。
關于建國後的運動，首先李先生的表态就不合時宜，比如“運動接二連三的來，黨的要求太高太急。應當讓出适當的休息時間”；而且牢騷不斷，“既然應該讓壞東西水遠抛棄一刀兩斷，為什麼又時常要我們挖掘，使已死之灰複燃呢”；“我對一位多年不通信的人說：現在是‘六親不認’了”。對當時已經蓋棺定論的名詞，李先生不無微詞，明顯不悉世事，談到地主，“有勤儉持家而來的，有封建惡霸的，應該有所差別的進行鬥争，不應該讓一般的地主來負責兩千年的封建責任”；談到右派，“反右鬥争時我認為僅僅是言論上的問題，人民力量這樣大我們不怕他的，給他們适當的批評夠了，不必那樣鬥他，還是可以孤立他們來教育大家的”。偶爾的表态，要麼是隔靴搔癢，如“反右不久，才認識到《人民日報》6月8日社論是适當的，及時的救了許多人，要沒有這篇社論，右派分子更多了”；或者充滿了滑稽感，如“當右派向黨進攻非常明顯的時候，不把大字報照下來，表示我們反對。但從資料的收集方面來考慮,不把大字報照下來，也不一定正确”。
談及故友聞一多，兩人年齡相仿，經曆類似，可能留美期間就已結識。聞極為賞識李，曾先後兩次相邀共事（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李小緣因早年在東北大學圖書館的經曆，“觀感不佳，官僚政治盤踞校中”，而“不願在國立大學工作”，兩次婉辭以謝。此後李小緣長期擔任《金陵學報》主編，多次向聞一多約稿，1940年4月收到聞一多《說繇》一稿，刊登于當年《金陵學報》第十一卷。先生在“小字報”裡是這麼說的：“聞一多在昆明為特務所狙擊，甚為憤恨，在成都舉行了一次追悼會，會中有很多挽聯。熱烈發言的甚多，甚至有許多人泣不成聲。我雖和他是朋友，毫無表示，井且說這些人認不得他，何以哭得像百姓如喪考妣。”
《金陵學報》
而對已垮台的羅隆基，李小緣做了平實的回憶：“1925年3-4月間在紐約認得羅隆基，因為他知道我搞關于中國的書目，要我為他搞一個‘關于鴉片戰争的書目’。我到紐約公立圖書館抄起來給他，在離紐約的前一天給他。這個‘書目’到底怎樣，始終無下落。回國後始終未曾聯系過。解放後看他在報紙上很活躍，認為他太神氣。原想和他通信，但沒曾通過信。在紐約的時候隻知道他是小政客，也從未往來。這次反右鬥争，他是一個大右派，幸而未和他聯系過。”
人事關系上，對南大中文系“三老”之一、時任南大圖書館館長的胡小石，李小緣充滿了尊敬，“胡館長做我們館長，我從心裡擁護的。他年長，學問淵博，這可以幫助我的淺薄。在金石方面，他有很深的研究。在國學方面，我還是有所請示的……總之是于我們圖書館有益的”。而對圖書館年輕人不明白，認為他不到館就不應該挂名，“我認為這是很不正确的……不将引起胡館長的反感，而後損失的還是圖書館”。
胡小石
而對其他同僚，李先生就不無微詞了。同樣出身于金陵大學的化學家李方訓先生，1952年被任命為南大副校長。李方訓專業素質極高，1955年當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但和李小緣相處不佳，“無論有什麼事，我願意找别的校長來解決，願意遲一二天，等别的校長來解決，我不願意通路李校長”；老同僚萬國鼎評價李小緣做事為人是方形的，看來不虛此言。兩人似乎并無大的過節，大概還是道不同不相與謀吧，比如李校長在動員金大金女大合并時說，新的學校比舊的學校要百倍好千倍好，但小粉橋（即南京大學南苑）的草坪沒有了，原來有的花草沒有了，李校長說話不算數，李小緣有些不樂意。
李方訓
1954年，有位嚴仲儀同志受校黨委委派，協助李小緣主持圖書館的日常工作。嚴同志出身于華東軍政大學政教系，雖然才三十出頭，但已有近十年黨齡了，曾擔任過南京市的區委宣傳部長。李先生與這位口中的“嚴秘書”關系比較微妙，李先生提到了自己“有職無權”的問題，并且把“要錢要不到，要人要不到，但是黨員一要就要到”這層窗戶紙捅破了，且“自此以後，凡是人事關系問題、經費問題，全請嚴秘書負責”。不過嚴仲儀倒并非極左狂熱之徒，李先生對兩人關系做了定量分析，“我和嚴秘書的關系是：90%-95%是兩下配合的好，其餘5%-10%是由于聯系不好的未結合好。經過時間是可以結合好的”。嚴先生後來也成為學者，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了不少圖書館專業論文。
李小緣最看重的莫過于圖書館藏品。曾有一套館藏的《天學初函》，他不單清楚地記得數目（二十一種三十二冊），也道得出流傳（由文化研究所購置，後轉入大圖書館），而且為後事忿忿不平。原來1934年福開森向金陵大學捐贈個藏時，曾來函借此書，當時的校長陳裕光是研究有機化學的，頭腦靈活，用“偷雞也要一把米”好不容易說服了李先生将書外借，可惜一直未歸還。按說福開森為彙文書院（1910年與宏育書院合并為金陵大學）的創始人，又長期擔任金大校董會的董事，而且已将個人收藏悉數捐贈，李先生在時隔二十四年後，在已改朝換代、校名更疊後，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确實可稱得上老校長匡亞明對他“惜書如命，愛館如家”的評價。
福開森
正在籌備校慶一百一十五年的南京師範大學，底子是南京大學師範學院和金陵大學教育系。南師藝術系很想把南大圖書館的藝術書籍拿去，這可惹惱了李小緣，他說：“藝術書不借出館外，是國際慣例。七八年來，如果（南師）專心一緻的搜購，也不難補充。我們開辟了教師閱覽室，歡迎來看，他們也不來。借而不還是個人主義；有閱覽室不來看，還是個人主義；不訂出計劃采購，專門向别的人叫嚷，這又是什麼作風！”李先生是真把校産當私産了，且生氣起來不假顔色，乃至“在外面開會，坐在一處很不好處”。
南京博物院就更不賣帳了。1952年，曾昭燏院長向南大借展文物，并聲明“這是柯慶施招呼的”，但一年多過去了，南博毫無歸還之意，且“把借去的東西，照像的照像，仿造的仿造，全未向我館提過”。李小緣坐不住了，正趕上院系調整，他把博物院借展之事送出到“建校文物圖書整理委員會”，并反複電話催還，仍無效。1953年曾昭燏來南大圖書館，他又提出歸還事宜。曾很強勢，隻說請“孫叔平（時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來要”。曾走後，李先生大為光火，說“這是強權，沒有公理的”，“這是曾國藩思想作風”。但又能怎樣呢？李先生所做的，隻能是“從此我不再到博物館去了”。曾再強勢，也不過“高才短命人誰惜，白壁青蠅事可嗟”，于1964年在南京靈谷寺跳塔自殺。
曾昭掄與曾昭燏兄妹
南唐畫家王齊翰所繪《挑耳圖》 （又名《勘書圖》），由福開森捐贈，算得上是南大圖書館鎮館之寶，單單這件文物，李先生就寫了四條“小字報”。有些還是陳年舊事了，比如在“三反運動”中，把《挑耳圖》展出是否有必要？萬一折壞，誰應負責？1958年，南京博物院攜書畫前往上海博物館辦展覽，來南大借展《挑耳圖》。有位博物館的從業人員，說他是書畫的專家，懂得保管，李先生說我們派不出人去，未允。這位從業人員說，你所顧慮的，是不是怕它的“嬌氣”？如果你做不得主，他可與黨委會聯系。最後，在李先生的堅持下，《挑耳圖》用照像放大的方法寄去。收到後，這位從業人員寫了一封信，将複制件退給了校黨委會。這位從業人員是誰？在“小字報”裡未點名，不符合李先生的風格，可能是編輯隐去了。李先生最後評價他，“不愧為将門之子”，結合之前的言行，看來來頭不小。 李先生深知，《挑耳圖》的事讓自己成了“招風的大樹”，“現在是在刮四五級風，将來還要刮八級風，把名字弄到報紙上,一定是有可能”， 但《挑耳圖》是國寶，是有“嬌氣”的，應該要照應好它，“才對得起六億人民”。
《挑耳圖》
李小緣逝世後，南京大學為先生舉行了降重的追悼會，胡小石館長緻悼詞，郭影秋校長出席并講話，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大于逝者倒也不薄。如前文所言歐陽翥教授自殺後，據南大王覺非回憶，出事後，校上司擔心被上級斥為未能執行好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以主動檢讨，并且“聲淚俱下，驚慌失措”，而當時的市委書記柯慶施卻大發脾氣，有“死了活該”、“示威”、“應該加以批判”之語。校上司精神立時輕松，傳達時說“這是對他自己不負責，對人民不負責的表現”。不過這近乎一家之言，歐陽翥身後并未被批判，還成立了有五十一位教授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并且出版了《追悼歐陽翥教授》的小冊子。南大檔案館藏《華東局宣傳部轉發南京大學孫叔平、陳毅人兩同志關于該校生物系教授歐陽翥自殺事件的報告》，措辭也很理性：“這一事件反映了某些老教授受舊社會思想影響甚深，感情甚為脆弱，緻一旦遇到了某些意外事情，容易産生悲觀絕望的情緒。希各高等學校今後特别加以警惕，加強對老教授的團結和政治思想教育，對他們的工作生活多加以關心，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歐陽翥之墓
《李小緣紀念文集》也影印了李先生的遺囑，遺囑寫于過世前夜。除了交代家事、叮囑子女以外，關于自己的書籍，先生做了以下安排：“圖書全部贈送圖書館，其不要部分還給家中作為妻子生活之資”；“我編的稿子和西文論中國之目錄，希望圖書館好好保管，如果有人能編可以擴大編制，把一切的一切捐獻出給人民”。
後人忠實地完成了先生的遺願。1960年1月，李永泰、李永徽将先父中外書刊近三萬冊捐贈南京大學圖書館；1961年2月，李永泰将十萬餘張西人論中國之卡片及卡片櫃(共36匣)贈與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顧颉剛日記提及的“聞其所寫卡片，已歸本所”即此；同年，李永徽将祖上所遺之折扇、碑帖、字帖贈與南京師範學院美術系；1963年李永泰将十餘斤手稿捐贈給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
圖13 李小緣遺囑
2002年11月2日的清晨，薛冰先生在南京南王府大街逛舊書攤，見到一本《李小緣先生贈送書刊簡目》，薛先生“一瞥之下，即知系難得之資料，一旦錯過斷無複見之機會，遂急與議價”。此即南大圖書館接收李氏藏書時登記造冊的原始目錄，由施廷镛主持編制。《簡目》不單列出了圖書的種類、數量，而且著錄了每一本書的書名、編著者、出版時間、出版者等資訊，并注明了估價。《簡目》還列出了一大類，就是“有待標明未曾列入目錄者”，包括幻燈片，卡片目錄，手稿（大部分是圖書館學講稿），以及抄錄稿。編制者認為這些資料“零散繁多，它的内容，究與圖書館業務學習和研究，有何參考價值，須詳細檢閱，不是倉促間所能确定”。而這些手稿和卡片，正是李小緣先生畢生未竟之事業，希望圖書館“好好保管”并“擴大編制”，沒想到不到一年，連有沒有參考價值，都成了問題。
李先生到底是什麼模樣？在晚輩眼中，從外表看，從未見他着過西裝，解放前總是長衫、長袍，解放後是中山服，也從未聽他講過“YES"、“NO”。他留學回來，運回了大量卡片，但送給嶽父嶽母家的，隻是一把在美國買的紅漆中國筷子。他厭惡拉拉扯扯，親友凡“求差”、“擔保”、“做中人”一類的事，都不敢去找他，怕碰釘子。他有情緒，他面對“圖書館館長三人，秘書一人（一國三公）”的配置，無所适從，異常苦悶；他熟悉的領域突然陌生起來，《采菲錄》這樣的民俗學資料，居然成了黃色書籍；他與外界隔閡，當思想改造時，他才第一次聽到“統一戰線”，“以為是一個軍事機關，下午去開會，午飯時告訴家中，今晚可能不得回來”；對時髦口号“厚今薄古”，他說“其結果将數典忘祖”，并天真的設想“多數人厚今，少數人厚古，可以不可以呢”；1957年3月，領袖動議，《參考消息》的訂閱範圍擴大，他開始訂閱，“卻又弄得思想更混亂，趕快停止不閱了”；至于變幻莫測的蘇聯政治人物如莫洛托夫、布爾加甯，“忽然一天看不見他的名字了”，他隻能說“我不明白”。
但他仍有激情，仍願意發出聲音，1955年當選為南京市第一屆政協委員時，他提出“保護好南京城牆”、“保護南京栖霞山摩崖石刻”的議案；在當時“看圖書館工作，是無須要學識，任何人都可以行”的言論下，1956年在高教部舉行的全國高校圖書館會議上，他仍反複聲明“高校圖書館應該是學術性機構”，這是一位學問家的真知灼見。
中年李小緣
這樣一位樸素、端方、耿介的學人，後人尊其遺願，骨灰撒入黃海。後來，其衣冠與妻朱淑貞的骨灰，合葬于南京南郊普覺寺“婺源馀慶堂李氏墓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