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洪兵（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清末至民國初年，法家研究呈現複興的勢頭。章太炎、梁啟超、麥孟華、嚴複等人，均為法家辯誣與正名，都在不同程度上認同法家的曆史貢獻和現實借鑒意義。伴随法家兩千餘年的曆史惡名逐漸被滌除，代之以一種奮發有為、勵精圖治、崇尚公正法治并尋求富強而殚精竭慮的積極形象。毋庸置疑，進化史觀是法家擺脫曆史惡名的根本理論依據之一。
中國自漢代以降的古代社會，秉持“三代”為“黃金時代”的曆史觀念，主張曾經有過一個聖王主導下的美好時代，現實的理想不是往前看，而是“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重返仁政德治的三代政治。周秦之變，不僅沒有絲毫進步意義，而且還因秦政嚴刑峻法，不懂“逆取而順守”的道理，不知“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的道理，不施教化，導緻二世而亡。法家學說與“暴秦”批判恰如孿生姊妹，天然一體。極少有士人願意承認秦朝開啟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宋代以來的士人則更多連漢唐政治都一并批判。由此帶來的理論後果是，法家學說主要是供批判的，其慘刻寡恩永遠是儒家仁政德治的反面教材。法家根本談不上什麼曆史貢獻。
然而，晚清以來，中國思想界逐漸接受了西方傳入的社會進化論，承認社會演變由低級向進階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在此邏輯下，周秦之變，遂由中國古代語境中的“封建”與“郡縣”之争，演變為低級社會階段向進階社會階段進化的一個關鍵曆史步驟。法家學說與秦朝政治，都在此曆史程序中獲得了正面的曆史意義。法家由儒家仁政德治的反面教材，變為推動曆史程序的重要思想流派，并且直接參與到推動曆史進步的政治實踐中，具有重大的曆史貢獻。
嚴複從甄克思的思想中獲得啟示，認為社會進化的階段應為“圖騰”“宗法”“國家”三個階段，他由是而感歎中國宗法社會延續時間過長，未能盡早進入“軍國社會”，他區分了低級的“宗法社會”與進階的“軍國社會”。梁啟超提到的“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亦是處于甄克思“宗法社會”與“軍國社會”的進化邏輯之中。常燕生的生物史觀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學說運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認為人類社會經過家族、部族、民族與國族四個階段。國族階段是人類社會演化的最高階段，也是一種最大有機集團。陳啟天從政治制度的形态區分了封建政治、君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甚至蕭公權也區分了“部落社會”“封建天下”“專制天下”與民主社會的發展階段。運用社會進化論來觀察中國曆史，出現了形式各樣的社會階段論，前一階段都蘊含着向後一階段進化的動力與傾向。正是在此社會進化的邏輯中，法家才獲得了空前的解放，法家的曆史污名逐漸讓位于推動曆史進步的功績。
在此過程中，嚴複與郭沫若都曾有過猶豫。嚴複在提到周秦之際“封建”與“郡縣”的轉變時，一方面認定商鞅、秦始皇、李斯開創的“大一統”政制具有壓抑民權的“專制”色彩，無論如何都喜歡不起來；另一方面卻又從甄克思的社會進化論悟出“商鞅、李斯其造福于中國之無窮也。使封建而不破壞，将中國之末流亦如是而已矣。抗懷三代之治者其知之”（嚴複：《〈社會通诠〉按語》）。假如沒有法家及秦政開啟“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中國就會四分五裂，不複有延續兩千多年而不中斷的曆史版圖及“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嚴複也是在社會進化的層面認同了法家的曆史功績，盡管在其個人立場上他會認定曆史上的法家學說是不值得提倡的“專制”學說。當然，辛亥革命之後，他的政治立場與思想觀念都發生了一定變化，轉而擁抱申韓之學，強調其現實價值。
郭沫若在如何對待法家的問題上，也有過搖擺和猶豫。一方面，他依據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五階段論，認同前期法家是國家本位的，是向上發展的思想學說；另一方面，他又批判申韓學說受道家影響而形成“術”的觀念，由此斷定其思想性質是君主本位的。前期法家與申韓之學，皆屬法家，那麼，如何将申韓之學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中踢出，隻承認前期法家的曆史進步性，而同時又要批判申韓之學呢？那就必須斷定申韓之學不再起任何曆史進步作用，而是一種奴隸制度的“回光返照”。郭沫若刻意區分前期法家與申韓之學，刻意區分國家本位與君主本位，不顧前期法家與申韓之學内在思想的一緻性而呈現的曆史進步意義，導緻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中呈現的社會進化論思路與其“人民本位”立場之間的沖突。
侯外廬、呂振羽等人則是認可法家包括申韓的曆史貢獻，明确提出依據儒家立場得出的“慘刻寡恩”的觀念不公允，為法家正名，但同時也指出法家學說的意義隻是一種曆史貢獻，并非意味着對二十世紀的現實政治有什麼正面價值。無論怎樣，法家的曆史名聲，在社會進化論的思路之下，從古代儒家立場的暴政批判中解放出來，獲得了空前的贊譽。當然，這個過程因思想家的思想階段不同而有所差異。整體而言，現代學界經曆了一個由傳統或西方民主立場的批判，到基于進化論而認同秦政與法家曆史貢獻的過程。
毫無疑問，現代中國學界接受“進化史觀”是一個接受西方現代性觀念的思想事件。耐人尋味的是，自漢代以降的古代中國，法家一直在儒家的“好與壞”的标準之下被批判和排斥，兩千餘年不得翻身。一旦接觸到具有強烈現代觀念的進化史觀，法家在中國思想界卻神奇地獲得了曆史進步性，加之建構一個民族國家以對抗列強淩辱的現實需求，法家的曆史惡名在二十世紀逐漸得到洗刷，這在以儒家學說為意識形态的古代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法家在現代中國的複興，本身就是一個現代性事件。至于法家之“好與壞”，現代中國的法家複興，對中國的現代性究竟意味着什麼，都是值得深思的思想話題。
《光明日報》（ 2020年04月04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