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忠海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币的國家，但是紙币誕生後卻很難在中國大量流通使用，更無法替代金屬貨币，曆史上若幹次發行紙币的嘗試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交子錢引
紙币，即紙制貨币，本身不具有價值，而是一種價值符号，屬信用貨币，有一定的面值，但必須以某種信用作為擔保。宋朝時期，交子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種由政府發行的紙币，它濫觞于唐代的飛錢。
唐代的主要貨币是銅錢，屬非信用貸币，貨币本身的價值就是貨币價值，随着生産的發展和商品流通的加快，鑄造銅錢的速度趕不上需要，出現了“錢荒”。為解決這一難題，唐憲宗元和年間出現了飛錢，一些商人在全國主要城市設立聯号，用飛錢來代替通行的銅錢作為交換工具，減輕對銅錢的需求。
飛錢是紙質的，不僅攜帶友善而且安全，除商人使用外，也得到了官方認可，《新唐書》記載：“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但飛錢還屬于彙兌工具，不是政府發行的貨币。
宋初，“錢荒”繼續，成都一帶出現了“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給這些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制作的紙卷上，稱之為“交子”，作為取款的憑據。交子使用越來越廣泛，商人們便聯合成立了聯号，在各地設立分鋪，承諾存款人可随到随取，使交子的使用更加廣泛起來，但此時它仍不是法定貨币。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朝廷設立了益州交子務，在民間流行的交子基礎上正式發行“官交子”，用紙印刷，上有圖案、密碼、劃押、圖章等印記以标明面值和防僞，作為支付憑證流通，進而成為世界上第一種法定紙币。
交子的好處顯而易見，既克服了“錢荒”，而且也攜帶友善、安全，于國于民都有利，然而對國家來說，運作信用貨币必須十分謹慎，要恪守信用原則，否則勢得其反。
宋朝政府開始還比較謹慎，規定一界交子的流通期限僅為2至3年，期滿後須兌換下一界交子方能繼續使用，每界交子發行量也有嚴格限定，同時明确了相應的準備金制度，保證交子可以自由兌換。問題是，這些做法未能堅持下去，冗官、冗兵、冗費問題長期困擾着宋朝的财政，對一直缺錢的朝廷來說，“忍不住”就把交子誤當成了“提款機”，限額發行、存足準備金這些制度一再被突破。
《宋史·食貨志》指出，交子的發行後來到了“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的程度，朝廷做起了無本生意，“官無本錢，民何以信”，因而交子一再貶值。盡管朝廷不願意放棄這棵“搖錢樹”，南宋時又以“關子”“會子”和“錢引”的名稱改頭換面，但都無法擺脫被民間棄用的結局。
元明寶鈔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對于實行哪種币制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據陶宗儀《辍耕錄》記載，大臣劉秉忠進言：“錢用陽，楮用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将不靖。”
這有些迷信，那時稱谶緯，楮币即紙币，當年成都一帶流行的交子用楮紙印刷，因而得名。不知是否因為劉秉忠的這項谏言，或者因為其他考慮，忽必烈下令印行紙制為法定貨币。
元朝印行的紙币有中統鈔、至元鈔、至正鈔等不同版本，形制為長方形，一般長25-26厘米，寬16-18厘米，四周有花邊，上方印有“××通行寶鈔”字樣，下方印有印鈔機構、職官名稱以及發行時間，中間是面值，有1貫、2貫、10文、20文、50文和100文不等，這些紙币統稱“寶鈔”。
元代頒布有《寶鈔通行條例》，内容有14條，規定寶鈔是法定貨币，朝廷收稅、俸饷以及民間買賣、借貸等均以寶鈔為準，金銀和銅錢不得參與流通，違者治罪，也禁止民間實物交易，同時嚴格規定了現金準備制度，以白銀來保證寶鈔的信用，定期檢查準備金庫存和鈔庫執行情況。為保證朝廷對白銀的充分控制，至元十九年（1282）又頒布《整治鈔法條畫》，規定“買賣金銀，付官庫依價倒換；私自買賣者，金銀斷沒一半給告捉人充賞，十兩以上下決杖有差。”
元朝算是中國古代紙币使用最廣泛的朝代，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寫道：“紙币流通于大汗所屬領域的各個地方，沒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險拒絕支付使用，事實上，他們都樂意接受它，用這些紙币可以買賣任何東西，同樣可以持紙币換取金條。”不僅如此，元代寶鈔一度還可以在其它有關國家使用，沒有障礙。
但好景不長，元代經濟發展緩慢，朝廷的财政開支卻日益龐大，為解決财力不足的問題，朝廷先是動用了寶鈔的準備金，繼而直接增加發行額，造成了嚴重的貨币貶值，寶鈔的信譽逐漸喪失。朝廷雖規定不能使用金銀和銅錢，但民間交易更看中這些金屬貨币，私下裡的使用逐漸公開化，加重了紙币的貶值速度。
至元三年（1266）每石米600文，大德十年（1306）漲至30貫，漲了50倍；至正十九年（1369）1000貫買不到一鬥米，較元三年上漲了1000多倍。惡性通貨膨脹持續而無法解決就意味着政權的解體，強大的元帝國最後延祚不足百年，貨币政策不僅見證了其興衰過程，也是加速其滅亡的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後也印行“大明寶鈔”，但朱元璋汲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不敢廢除銅錢，在京師和各省設立寶源局，專事銅錢鑄造。在紙币與銅錢并行的情況下，紙币的信譽迅速下降，據《明太祖實錄》，朱元璋還在世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江西、福建一帶面值2000文的寶鈔在民間隻能換銅錢500文；據彭信威《中國貨币史》，宣德七年（1432）面值1000文的寶鈔隻值銅錢5文，寶鈔“積之市肆，過者不顧”，正德以後朝廷遂放棄發行。
鹹豐“币改”
紙币一再“失敗”，到明朝仍未成為通行的法定貨币，明朝中後期确立了事實上的銀本位制，清朝的貨币政策沿續了這種做法，規定銀兩和制錢是正式貨币，對紙币的發行持謹慎态度。
嘉慶年間爆發了“白蓮教”起義，朝廷動用了相當于五年财政收入的軍費才将其鎮壓下去，财政面臨了空前的窘境，這時有人提出用發行紙币的辦法解決财政問題。嘉慶十九年（1814），侍講學士蔡之定奏請發行紙币，但遭到了嘉慶皇帝的嚴厲申斥：“前代行用鈔法，其弊百端，小民趨利若鹜。楮币較之金錢尤易作僞，必緻訟獄繁興，麗法者衆，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國家經費量入為出，不緻遽形匮乏，何得輕改舊章，利未興而害己滋甚乎？”
正是因為有太多的教訓，才讓嘉慶皇帝不敢輕易再嘗試紙币。但随後鴉片戰争爆發，又增加了新的軍費支出，加上巨額對外賠款，清朝的财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到鹹豐皇帝時，印行紙币的呼聲再起，鹹豐皇帝最終接受了這項建議。
鹹豐三年（1853）5月“始制銀鈔”，定名為“官票”，先在京師試用，之後向各省推廣，面額以銀兩為機關，有1兩、3兩、5兩、10兩和50兩等不同面值，用高麗紙印制，上有滿漢文“戶部官票”字樣；同年又頒布《錢鈔章程》，發行“錢鈔”，以制錢為機關，有250文、500文、1000文、1500文和2000文等面值，用較好的白紙印制，上有漢字“大清寶鈔”。這兩種紙币同時運作，合稱“鈔票”，這也是民間把錢俗稱為鈔票的由來。
鹹豐朝這次“币改”起始倉促，隻為解決眼前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機，缺乏細緻的章程和準備，所發行的“鈔票”又明确為不可兌換紙币，民間對此疑慮重重，發行當年，京師所在的順天府就推遇阻，其中以“官票”的阻力最大，因為它面值大，又不能兌換成真正的銀兩，是以商人普遍拒絕接受。
在朝廷的強力推行下，“鈔票”又勉強維持了幾年，但貶值程度相當驚人，據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币史》，到鹹豐十一年（1861）6月，官票“似已絕迹不行”，而錢鈔“則跌落到2.6％至5.2％”，可以說“慘到極點”。但這又讓外國商人找到了機會，他們以很低的價錢從社會上大量收購“鈔票”，之後拿到清政府海關以原面值充當稅款，因為是國家法定貨币，海關竟然不能不收下！
鹹豐朝這次“币改”更短命，前後不足10年，除了對社會财富進行了一次搜刮洗劫、順便便宜了一些外國商人外，可謂無一是處，對經濟和金融的破壞性卻是嚴重的，加劇了晚清經濟和财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
中國人不可謂不聰明，中國曆代君王對财富的渴望不可謂不強烈，但紙币這個能帶來顯而易見好處的東西卻在中國古代屢試屢敗，這是因為人們隻看到它的好處，而沒有看到發行它應當具備的條件。
鼓吹發行紙币的一些大臣甚至認為，紙币與金屬貨币一樣，價值多少都由朝廷決定，朝廷定多少就是多少。其實紙币本身幾乎沒有使用價值，它的貨币價值展現在國家信用上，沒有國家信用的支撐，紙币一錢不值，明朝大臣蔣德璟說得好：“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
發行紙币的目的應該定位于友善市場流通、活躍和完善金融市場，而不是解決财政困難或者臨時用來聚财斂财的工具。是以，發行程式應當極為嚴格，發行額度應當科學計算，沒有計劃和節制的濫發其實是把紙币變成了一種面向整個社會的強迫性公債，必然使其失去信譽，進而引發通貨膨脹和金融市場的混亂。
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曆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于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曆史随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于《中國發展觀察》雜志2016年第9期
《中國發展觀察》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國發展出版社主辦、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編輯出版，是以發展為主線、以經濟為重點的綜合性半月刊，開設有戰略、宏觀、區域、世界、法治、社會、文化、前沿、産業、智庫論壇等欄目，具有較強的前瞻性、權威性、可讀性。《中國發展觀察》在學術理論界、各級黨政機關以及企業家階層擁有廣泛而穩固的讀者群，并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重要機構和中國知網、維普資訊等權威資料庫列為核心期刊或來源期刊，獲評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期刊資料庫“2020年度經濟學最受歡迎期刊”。
中國發展觀察雜志社：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榮華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層（郵編：100176）
網址:www.chinado.cn
公衆号:ichinado（中國發展觀察）
電話:010-68352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