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2歲的高士其從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正當他準備報考化學系研究所學生之時，突然傳來姐姐生病去世的噩耗，這讓高士其痛徹心扉，當即決定，轉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攻讀細菌學。
然而，很不幸，1928年，23歲的高士其在一次實驗中，裝有腦膜炎的瓶子不慎破裂，高士其被病毒感染，落下終身殘疾，說話變得遲緩，兩手不停抖動，讓人心痛不已。
當高士其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後，并沒有是以消沉，不僅堅持完成自己在美國的學業，還借假期時間，走遍歐亞十幾個國家，這段經曆，讓高士其深切感到自己國家與歐洲國家的差距。
1930年，25歲的高士其傳回國内，經朋友介紹，在南京中央醫院擔任檢驗科主任，但當時的醫院，腐敗黑暗，高士其想要一台顯微鏡，都無法解決，高士其一怒之下，辭職離開。
辭職後的高士其，寄居在好友李公樸家，以翻譯、寫作和當家教為生，後來在李公樸的介紹下，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認識，二人一起編寫兒童科學叢書，1935年，李公樸創辦“讀書生活社”，高士其便住在讀書生活社，當時的高士其，因為用腦過度，經常眼球上翻，手腳發抖，寫一個字，甚至需要十幾秒，可即便如此，在讀書生活社生活的兩年時間，高士其依舊發表近百篇科學獨幕喜劇。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高士其雖然身體殘疾，但依舊堅定的前往延安參加抗日救亡鬥争，因為身體的原因，高士其花費了一個月時間，才從上海輾轉來到西安，1937年11月，高士其終于到達延安，成為第一位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留美科學家。
1938年2月，高士其與董純才、陳康白等20多位科學家成立“邊區國防科學社"，用自己的方式，為中國抗日做貢獻，然而，高強度的工作，很快便讓高士其身體垮了下來，病情加重，1939年4月，無奈離開延安，前往香港治療。
在香港，高士其先是被送到瑪琍醫院治療，但在這裡，高士其遇到不公待遇，一次，高士其昏迷好幾天，醫院竟然将他送到太平間，幸虧高士其生命力頑強，才活了下來，而醫院，為了趕走高士其，竟然說他有精神病，要将他送到精神病醫院......
不滿醫院的高士其，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在九龍租了一間樓房養病，在這裡，他遇到生命中第一位妻子謝燕輝，謝燕輝是一名護士，在謝燕輝的照料下，高士其的病，漸漸好轉， 而高士其又是個閑不住的性子，病情一好，便開始創作，不能寫字，便口述，由謝燕輝代筆，二人合作，寫出一篇又一篇的科學獨幕喜劇，并在香港《大公報》發表。
1941年，高士其轉到廣西養病，二人分開，1941年底，太平洋戰争爆發，香港一片混亂，謝燕輝便前往廣西，投奔高士其，繼續照顧高士其生活起居，同來的，還有一位自稱是謝燕輝父親朋友女兒的李姓女子，這位李姓女子，與謝燕輝一起照顧高士其生活。
然而，沒多久，日軍便開始轟炸廣西，倉皇之中，謝燕輝外出求援，突犯心髒病，倒地不起，這位李小姐，竟然卷走房間内所有東西，就連蚊帳也沒給高士其留下......幸虧青年作家馬甯去找高士其，才将奄奄一息的高士其救下。
1949年，新中國成立，高士其擔任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等職務，一直忙于工作，無暇顧及終身大事，直到1961年，經人介紹，高士其認識第二任妻子金愛娣。
金愛娣是土生土長上海姑娘，愛好音樂，與高士其相識之時，剛剛30出頭，有過一段婚姻，還帶着一個孩子，初次見面，高士其便給金愛娣留下深刻印象，用金愛娣的話說，高士其像個聖僧，很神聖，很善良......
兩個月後，金愛娣再次來到北京，同意與高士其結為夫婦，對于金愛娣，高士其也很滿意，1961年12月，54歲的高士其與金愛娣步入婚姻殿堂，對于金愛娣，高士其很滿意，二人相處的很融洽，金愛娣也讓自己的孩子跟了高士其的姓。
對于高士其，金愛娣真是無微不至的照料，在嫁給高士其的幾十年間，金愛娣白天需要白天需要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晚上也幾乎沒睡過安穩覺，每夜都需要幫助高士其上廁所，翻身，雖然辛苦，但金愛娣從未有過怨言。
在金愛娣的悉心照料下，以往瘦弱的高士其，竟然慢慢變得白胖，1973年，已經将近40年沒有動手寫過字的高士其，開始練習寫字，80年代開始，高士其竟然親自動手，開始寫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