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生前最後一次發聲：新自由主義如何為特朗普鋪平了道路

2017年1月10日，波蘭裔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于英國利茲的家中因病逝世，享年91歲。鮑曼一生的著作多達77部，最為中國讀者所知的著作為《現代性與大屠殺》。就在兩個月前，全球範圍内因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而輿論沸騰之時，鮑曼拖着病體寫作并在Social Europe網站上發出他生前最後一篇媒體文章《新自由主義如何為特朗普鋪平了道路》（How Neoliberalism Prepared The Way For Donald Trump），澎湃新聞在鮑曼逝世之際，編譯了此文，以飨讀者。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 視覺中國資料圖

希拉裡與赫魯曉夫：似曾相識的譴責

我依然清晰地記得這一切：尼基塔·赫魯曉夫決定公開譴責斯大林，稱之為“錯誤、畸形”。随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少的人能夠真正做出赫魯曉夫的行為了。

在赫魯曉夫許多長達數個小時的演講中，他從來不曾認為這一政策當初就摻雜着某種不公正的、不正當的或不道德的惡意。他也不認為除非懸崖勒馬、推倒重建，否則這種惡意就必然會導緻現在這些受譴責的、受批判的暴行。隻有一個人，最多還有另外幾個已知的人合作，執行了這一套體系，并做了一系列的錯事。

我還清晰地記得公衆對于赫魯曉夫所揭露的事情所做出的反應。他們盡管對此感到有些不适，但還是欣然接受并擁護釋出的訓示。更多的人則在哭喊，第二次哀歎着他們人生的曆史戲劇性。但是這一次，這種哀歎的對象改變了：它是針對于那些本質上擁有完美品格的人們，在追求一個不可企及的高尚目标的過程中無意犯下偶然錯誤和疏忽。但絕大部分人笑了，隻是這種笑聲中清晰地傳出了苦楚。

我回憶這些事情——反正這些都是很久遠的事情了——不僅僅是因為像我一樣的老人常常喜歡并沉醉于重制往事，還因為，那些落敗者和同情落敗者的人對于希拉裡·克林頓所遭受的重擊，對于她所代表的民主黨，對于他們錯誤實施的、還承諾在選舉勝利後繼續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做出的反應，與那些往事有着詭異的相似性。甚至是“錯誤”和“畸形”這樣的用詞，恰當地配上了罪魁禍首們的名字，也同樣在他們的反應中被作為最終的滿意解釋。

特朗普與希特勒：“決斷論的”領袖

歐爾班、卡欽斯基、菲喬、特朗普——這一份不完整的名單上列着一些已經或者正在試圖完全以統治者的意願為根基和合法性來源進行統治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要将卡爾·施米特對于主權的定義（見他的《政治的神學》）作為一種“決斷論的”（decisionist）統治進行實踐。熱心關注着他們那大膽的、毫無顧忌的無禮行為，同時對此充滿敬佩、等不及想要追随他們榜樣的人正快速地增長着。公衆對此的贊頌和需求正在快速增長——可能正增長得越來越快！直到最近，自封的“獨一無二的”領袖的賣方市場正在迅速地而不可阻止地變成一個買方市場。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這是因為他清楚地告訴美國人他将成為這種類型的領袖，也是因為美國人希望自己被這種類型的領袖所上司。

一位“決斷論的”領袖隻需要公衆的認可就可以行動，無論這種認可是公衆自發的、自願的，還是被刻意創造的或者強加于公衆身上的。他的決斷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甚至“更高理由”所衍生出的限制——比如宗教的限制——也不能限制他的決斷。一位決斷論的領袖已經接近于專制：就像上帝回答約伯的問題一樣，上帝拒絕解釋他的決斷，也否認約伯擁有詢問并獲得解釋的權利（在那個故事中，其他任何人也沒有這個權利）。領袖的決斷所需要的唯一解釋，也是受這一決斷影響的人們應當知道、也能夠獲得的解釋，就是這一決斷是領袖的意願。

事物的“确定性”對于生命能否持續下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被自己的不确定性所騷擾、壓迫的人們最熱切的夢想（盡管小威廉·皮特在1783年就已經觀察到，這種确定性可能變成“為侵犯所有人類的自由而進行的辯護”和“獨裁者的論點”）。由決斷論的原則所指導的政治，是獨裁者的論點與贊同獨裁的人們的相遇。皮特是首先勾勒出自由民主最初的發端的人之一，而我們或許可以說，自由民主發展出來的目的，正是為了理性和真正的人類利益，為了防止上述的那種相遇。

防範潛在專制的古典自由主義

在此之後的數十年中，法律理論家、法律實踐者和政治哲學家聯合起來，以實作自由民主的目标。他們曾經成功了，并保住了成果。在此過程中，他們将自己的思想和創造力投入了進去，實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手段：将立法權、司法權和執法權分開，三種權力各自獨立，而又同時密切結合——由此促使它們永久地采取磋商協定的形式，而遠離潛在專制統治的傾向。通過這些制度手段，上述目标的實作過程成為了主流的觀念。

這種發展傾向還得到了另一種補充，這種補充更多是起源于文化而非制度。它的宣言就是啟蒙哲學家所宣傳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号，這一口号後來被繡在大旗上，由法國革命的軍隊從歐洲的一端扛到另一端。宣傳這一口号的人知道，這三種元素隻有在共同出現時，才有可能良好地成為實踐内容。自由隻有在平等的陪伴下才能産生博愛，而去掉這三者中起協調作用的條件，那麼自由最有可能産生不平等，實質上就是産生了分隔，使人們互相為敵，産生了混亂，而不是統一與團結。隻有完整的三個元素才能産生一個和平而欣欣向榮的社會，互相合作的精神才會良好地融入社會。

這樣的立場通過或明或暗的方式與之後兩個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密切結合起來。這種自由主義認為，人類隻有在學會使用自己的自由的條件下，才能真正獲得自由。隻有當人們獲得自由和手足情誼這兩種品質的時候，才有真正的博愛。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從他徹底的自由主義信念中得出的是社會主義的結論，而貝弗裡奇勳爵，那位在英國推動普遍的福利國家的精神領袖（也是推動其他歐洲國家追随他們的榜樣的人），在思考并呈現他的想法的時候，将福利國家制度看作是實施确切的自由主義思想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為“建制”的新自由主義

但是，長話短說：新自由主義現在是一種霸權哲學，幾乎整個政治光譜上的人都認同它——這也肯定是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們認為是“建制”的所有部分，這正是他們要用公衆的憤怒和反叛徹底摧毀的部分，而這種哲學卻與過去的自由主義漸行漸遠。新自由主義通過做古典自由主義勇敢奮鬥去阻止、去抵消的事情，使之實質上成為了古典自由主義顯而易見的反面。這種事情就是從啟蒙運動的三個不可分割的原則和假定中，為了實踐上的企圖和目的，忽略掉平等這一前提——常常平等隻流于口頭上的表述了。

在一個具有遠大理想的國家，同時——感謝它的新自由主義上司人——也是一個不乏失望的國家中，新自由主義哲學已經持續了三四十年，期間沒有分裂或者遇到嚴重的挑戰。三四十年之後，特朗普的當選就幾乎變成是一件預定的事情了。在這樣的環境下，引導輿論的人們正積極地尋找、了解、激烈地辯論着那些錯誤和畸形，而這些人最多隻能成為烤熟的（烤焦的？）蛋糕上的點綴。

那些自封的遠大理想的承載者和失望情緒的征服者，各式各樣精于政治煽動性演說的人——或者簡單來說，就是自封的，且受到公認的強人，他們的力量是由他們破壞“建制”強加并竭力維持的遊戲規則的能力來度量的，而不是他們遵守這些規則的能力。“建制”是他們共同的敵人。而現在這樣的環境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場狂歡。我們（我指的是那些不僅擔心他們的行為，更擔心他們還未實作的潛力的人們）卻被建議，要對于快速修複和一鍵去除麻煩的選項表示懷疑。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所面對的選項，或是來自一個惡魔，或是來自一片深不可測的藍色海洋，是以我們更應該保持懷疑了。

在偉大的翁貝托·艾柯死前不久，他在他充滿智慧的文章《制造一個敵人》中，通過他對這件事的許多研究，得出了如下這個悲傷的結論：“擁有一個敵人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我們能夠定義自己的身份，還在于能夠設定一個障礙，相對于這個障礙我們能夠測量自己的價值體系，并且在試圖克服它的過程中，展現自身的價值。”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敵人來知道我們是什麼，我們不是什麼。這一知識對于我們的自我認可和自尊是不可或缺的。他又補充解釋道：“敵人與我們不同，他們的風俗不是我們的風俗。外國人帶來的是最典型的差別。”

外國人的麻煩是，常常這個人的确是外國的——不僅是說，他們的習慣非常不同，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居住在我們的主權領域之外，我們無法到達，也不能控制他們的居住地。能不能把他們作為敵人，并實踐我們的敵意，這并不完全是我們能決定的（當然，除非他們跨過邊界并意圖在我們中間定居）。如果說主權是“決斷論”中統治者自我意願的能力中的一部分，那麼許多外國人都不能成為合格的艾柯意義上的敵人。許多情況下（或許是所有情況下？），在家的附近，尤其是在家門裡搜尋、尋找或者發明一個敵人是更好的。視線範圍内可以觸及的敵人，基于很多原因，都比很少見識、聽聞的想象更容易了解（尤其是更容易控制、操縱）。在中世紀已經有這樣的情況。基督教國家的敵人這一功能，完美地由異教徒、薩拉森人和猶太人執行，他們都居住在任用他們的朝廷和教堂的範圍之内。今天，在這個相對于包容更偏愛排斥的時代裡，在排斥的手段正在快速成為一種近乎機械般理所當然的時代裡，選擇内部的敵人更加容易，又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在已經成為或者正在追求成為強人的人裡，對敵人最受歡迎的選擇就是“建制”。這是真正的、完全的“元選擇”，即通過這一選擇，可以由關聯和衍生決定其他的選擇。“建制”作為一個煙霧缭繞的、定義不完全的集合，很容易就能剖開。而其中都是已經比他們的時代活得還久的過氣的人，他們基本上都是早就應該作為自私、虛僞的人和無能的失敗者這一類人，記錄在曆史的年鑒當中了。簡要一點來說：“建制”代表的就是令人惡心、厭惡、缺乏吸引力的過去，而那些準備好将這些東西送到它們理應歸屬的垃圾山中去的強人們，則代表了新的開始的向導。過去他們誰都不是，在此之後，他們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