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使李大钊這位革命先賢的形象，真切、生動地走近我們。
李大钊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産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李大钊不畏黑暗、挺身而出，為共産主義事業奉獻了自己的所有。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誕辰132周年紀念日。讓我們回顧李大钊的光輝一生。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垞村。他在幼時就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靠老祖父撫養。幼年時，塾師為他起學名耆年，字壽昌，以後改名李大钊，字守常。他于1905年入永平府（今河北省盧龍縣）中學，在那裡接觸到“新學”，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作十分贊賞。從1907年到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
1913年冬，李大钊懷着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大學學習。1916年回國後，李大钊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們“沖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钊。他逐漸地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成為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
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一到北京大學，就參加了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編輯部，一面研究理論，寫文章；一面到師生和職工群衆中去從事革命活動。7月，他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明确指出俄國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舉辦講演大會，李大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這篇著名的演說。接着，他又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
從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李大钊極其熱情地參加和支援了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應邀給許多當時湧現出來的愛國團體、新文化團體作指導或當顧問。
随着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和發展，李大钊在參加和上司這一反帝反封建運動的同時，更加勤奮地鑽研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日益擴大。他在1919年這一年的時間裡就發表了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一長篇論文中，他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階級競争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系起來”。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月，列甯上司的共産國際派代表來華，并先到北京同李大钊見面。他們讨論了籌建中國共産黨的問題，取得了一緻意見。建黨活動從此開始。在李大钊發起下，這年10月，北京的共産主義小組建立起來。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李大钊的帶領下建立起來。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後，李大钊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上，他都當選為中央委員。1924年底，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李大钊任書記。
早在1921年8月，黨成立了上司全國勞工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李大钊任這個組織的北方區分部主任。在他的上司下，北方黨組織派出許多同志在冀、魯、豫、晉、陝、内蒙和東北的廣大地區開展黨、團工作，并先後發動了開灤五礦大罷工和京漢路大罷工等著名鬥争。
李大钊也十分注意農民問題。早在1919年2月，他就在《晨報》上發表連載的文章《青年與農村》，号召青年到農村去。1925年到1926年，他又連續發表了《土地與農民》《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等論文，對農村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并且對農民土地問題和農民武裝問題非常重視。
1924年北京政變之後，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四面受敵，東有張作霖，西有閻錫山，南有吳佩孚的人馬。危急之下，多虧李大钊及時出面，通過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獲得了蘇聯的軍火援助。因為李大钊的奔走，國民軍軍源不斷擴充，并得到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這才具備了與北方軍閥相抗衡的資本。
作為北方革命運動的上司人，李大钊自然被軍閥們視為“眼中釘”。1926年4月，直奉魯豫聯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地開進了北京。對于城中的革命者，聯軍随即公布的治安條例裡特别規定：“宣傳赤化、主張共産，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6月，張作霖進京執掌北京政權，任“讨赤聯軍總司令”，随即将捕殺李大钊等人列為特别緊迫的軍事行動。
李大钊當時并沒有離開北京，就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的俄國舊兵營裡，距離被張作霖當作大元帥府的順承王府不遠。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李大钊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緝搬到了這裡，此後再也沒有公開露面。
當時的中國從北到南，戰火不休。堅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連接配接南北革命鬥争的關節點。一條條軍事情報、政治情報彙聚到俄國兵營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轉出去。
此時，北方革命力量的發展也如火如荼，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産黨黨員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黨員由2200餘人發展到4300餘人。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裡，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大帥府秘書董季臯。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蘇聯使館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共産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等33人，以及蘇聯使館從業人員16人。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傳開，社會影響之大超過了張作霖的預料。事發後，京津各報社評，都為李大钊呼籲。營救李大钊的人亦不計其數，有人論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壓力之下，京師警察廳在抓捕李大钊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進行審理。
4月8日的《世界日報》上說：“李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須，精神甚為煥發，态度極為鎮靜，自稱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雲雲。”李大钊光明磊落，問到後來，他幹脆說：“你們拿紙筆來，我自己寫好了。”于是，就有了後來被廣為傳誦的《獄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後的成稿有2700餘字。
終日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終于借這個機會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對于共産主義學說，李大钊承認“崇信不諱”。他說：“钊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盡顯一片赤膽忠心，襟懷坦蕩。
力主“讨赤反共”的張作霖想要的絕不是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鄉楊宇霆做說客，許以高官厚祿，但也沒能從李大钊口中得到蘇聯“赤化”中國的證據和共産黨組織工農運動的情況。是以，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李大钊口供頗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李無确供”。即便“無确供”，特别法庭還是在4月28日突然開庭，草草審理了70分鐘，便判處李大钊等20人絞決，立即執行。
張作霖不敢在天橋刑場公開處死李大钊，便決定使用從國外進口的絞刑架，在京師看守所裡秘密進行。京師看守所，正是明清兩代的刑部監獄。清朝末年，譚嗣同曾在監獄牆壁上題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詩句，而後慷慨赴死。
30年後，李大钊來到了這裡。他第一個登上絞刑架，英勇就義，時年38歲。
38歲的李大钊對于“死”沒有尋常人的懼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發表的短文《犧牲》中所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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