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藝術家的個性都有獨到之處，即使是有血緣關系的人，也很少能彼此相通。謝添和他的兒子謝鋼就是這樣。爺倆，一個幽歇诙諧，一個細膩隽秀;一個後面運籌帷握，一個前面沖鋒陷陣，一動一靜，互補互助。
作者：花榮
謝添：嘻嘻哈哈的老小孩
生活裡見到的謝添是個嘻嘻哈哈、随随便便的人。他到哪裡，就把笑聲帶到哪裡，是以人稱謝添是個快樂的推銷員。在笑聲中，人們忘了他的年齡，都說他古稀之年稚氣未脫，是以又留下個“老小孩”的美稱。
生活中，他逗人的話不離口，而且常常是“見景生情”，甚至還來一番即興表演，逗得大家哈哈一樂了事。可他卻一本正經，待你笑過之後，他才放聲哈哈大笑。他的突出個性，無論是他本人處在節目之中，還是居于銀幕之外，人們都可以随時感受到。有一次記者去采訪他，他即席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我喜歡綠色，綠色代表和平、青春。有人問我喜歡什麼花，我說，是花就喜歡，尤其喜歡天津的大麻花。有人問我作品的風格？我說：沒有固定的風格就是我的風格。
▲ 謝添《林家鋪子》劇照
是以，我的作品沒有一部是一樣的。又有人問我養身之道的秘訣，我說有六個字：心寬、營養、活動。我說，心寬就是不想雜事，不計較瑣事；營養不等于成天吃烤鴨。我煙酒都忌了，就是糖和肥肉忌不了；活動就是見縫插針，大家都睡了，我就戴上耳機聽音樂跳迪斯科，跳上20分鐘，出一身汗，沖一個澡，躺下就睡着了……
生活中，他的喜劇“表演”處處皆是。他的信條就是：要使高貴者顯示出其愚蠢；使卑賤者顯示出其聰明；在笑聲中鞭笞醜惡和虛僞。
可是，當他處于導演位置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一位十分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謝添。
▲《林家鋪子》工作照
作為導演，他的造詣很深，已執導了20多部影片。《水上春秋》《洪湖赤衛隊》《花兒朵朵》《小鈴铛》《錦上添花》《甜蜜的事業》《七品芝麻官》《茶館》等片，脍炙人口，充分顯露着他的異常藝術才華。當他步入耄耋之年，又轉向執導電視劇。在他導演了電視劇《那五》和《得金牌的亞軍》後，去年又自編自導了4集電視連續劇《哀樂江湖》。戲剛拍完，他就趕着和程之、劉瓊、舒适等人一塊奔到南昌，為中國電影基金會籌資義演，直演到除夕才登車回京。看他那麼精神，你絕不相信他已是位78歲的老人了。
▲ 電影《洪湖赤衛隊》宣傳海報
作為演員，人們稱贊他的戲路子寬，可以說文武雙全，正反俱佳。“他可把正面人物演得凜然正氣，令人肅然起敬；也可把反派人物演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從五十年代初的兩個反角張金龍（《新兒女英雄傳》）、馬金龍（《六号門》），到五十年代末的林老闆（《林家鋪子》），地下黨員張副官（《洪湖赤衛隊》），充分展現了他的表演才華。尤其是林老闆形象的素在，連沖突和夏衍都表示滿意。
“甯要真的假，不要假的真；甯要複雜的簡單，不要簡單的複雜；既是别人作品中農所無，又是千萬觀衆心中所有。”這是謝添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為自己總結的創作三原則。正因如此，在去年四月，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為他頒發了電影表演“特别榮譽獎”。
謝鋼：文質彬彬的書生
▲ 謝鋼
謝鋼看起來與謝添就不同了，像個文質彬彬的書生，沒有爸爸那些“絕活”。可人們都公認他的聰明才智和實實在在的人品。謝添這樣說：“我愛動，他好靜，我不愛看書，他看起書來沒完。”謝添說：“謝鋼小時候在天津長大，給他買個玩具他就拆，越拆瘾頭越大。長大了，就愛研究機器，沒事就搗鼓自行車、無線電、錄音機之類的東西，什麼都愛玩得‘徹底’。”最後，謝添又補充道：“他與我一樣的地方，就是屬于‘兩栖動物’——演員、導演都幹。”
謝鋼确實身兼演員、導演兩職，平時非常忙，找他采訪難得很。“說什麼呢？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吧，從小不喜歡文藝，隻喜歡數理化，不過，沒趕上機會。16歲那年就離開北京去了東北密山建設兵團，一幹就是八年，後來被廣州軍區話劇團招去當了演員。又幹了七年，後來就調到了北影廠，就這些。”
▲ 謝鋼在電視劇《茶館》中劇照
言談中，他對八年的兵團生活似乎極有感觸，他說在那裡開了兩年拖拉機，後來進了宣傳隊，到宣傳隊不久，又萌發了考專業的想法，考過幾次文工團都宣告失敗，因為他的父親那時還蹲在牛棚裡。後來進入廣州戰士話劇團後，八年的時間裡，在舞台上演了《歐陽海之歌》《秋收霹靂》等話劇。
1986年，他考取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幹部專修班，演了《桑樹坪紀事》和《虎符》等話劇。前者在國内轟動，後者轟動新加坡。兩個話劇的演出，使他收獲最大的是表演上的提高。八一廠拍攝《大決戰》，他還被特邀演了蔣緯國一角。之後，還受導演陳家林之邀，在50集電視連續劇《唐明皇》劇組擔任了副導演。
▲ 謝鋼在電影《風起雲湧》中劇照
無論演也好，導也好，謝鋼都記住了父親曾說過的一句齊白石的名言：“學我者生，似我者亡。”他說：“長得一樣沒關系，但東西不能一樣。”謝添也承認：“我們是互不幹涉。作為我的兒子，我讓他自己去發展，他也确實不按我的路子走。”
這爺倆，一個幽默诙諧，一個細膩隽秀；一個後面運籌帷幄，一個前面沖鋒陷陣，實在是天造地設的爺倆。
（本文選自《當代電視》1992年第8期，文章略作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