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遵義會議的關鍵一票</h1>
1935年1月，紅軍占領了貴州遵義，由于敵人一時半會還追不上來，我軍決定在這裡召開“遵義會議”。大會讨論得十分激烈，博古和李德等人把失敗的原因歸結于敵人太強大，不承認自己指揮有問題；主席則不認同，他列舉了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來駁斥，一時間出現了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的局面。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一位關鍵人物站了出來發言，他旗幟鮮明地擁護主席的正确主張，堅決要求李德等人下台、主席出來指揮紅軍。此人也是一位留蘇的高才生，名叫王稼祥，多年以後，主席還常常說道“王稼祥是有功的，他在遵義會議投了關鍵一票。”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王稼祥的早期革命生涯</h1>
說起來，王稼祥與博古等人還是留蘇的同學，他年輕時在蘇聯學習了五年，屬于“紅色教授”型的人物。1930年，王稼祥回國參加工作，幾乎就在同時，博古等人也回到了上海。但有所不同的是，王稼祥第二年就進入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博古則留在了上海，官至臨時中央總負責。
剛到蘇區時，王稼祥在龍岡見到了主席，此時他才25歲，雖然留過學，但内心卻隻遵從真理，從不照搬照套。一番談話下來，王稼祥對主席敬佩不已，後來曾說道“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上司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簡單明了，又是那樣新鮮和有說服力。”
此後，王稼祥曆經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眼看着紅軍連戰連捷，他對主席的軍事指揮能力更加信任。隻是沒過多久，大好的局面發生了逆轉。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9">參加遵義會議</h1>
1933年，博古等人來到了中央蘇區，他不懂帶兵打仗，于是聘請李德為軍事顧問。李德是軍校畢業，隻會“紙上談兵”，結果可想而知，紅軍節節敗退，連根據地都丢了，最後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途中，博古和李德等人仍然一意孤行，湘江戰役後，紅軍從八萬多人銳減至三萬多人，損失極為慘重。
這個時候，心急如焚的王稼祥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與洛甫（張聞天）站了出來，支援主席繞道貴州的正确意見，紅軍得以逃過一劫。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王稼祥第一個提議主席出來指揮紅軍，他當時是軍委副主席，說話有分量，這一票無疑十分重要。最終博古和李德被撤銷最高指揮權。此後，王稼祥成為了軍事三人小組成員，參與指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0">建國後與元帥搭檔</h1>
抗戰初期，王稼祥的地位十分高，他不僅是軍委副主席，還是總政治主任，負責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可話又說回來了，王稼祥擅長理論研究，并不太懂上司具體事務，後來他便改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好景不長，王稼祥舊傷複發，兩次遠赴蘇聯治療。直到解放戰争時期，他才回到東北工作，擔任東北局宣傳部代理部長。
建國後，王稼祥成為了首任駐蘇聯大使，同時還是外交部副部長。當時蘇聯是老大哥，與我國關系十分密切，雙方還有許多項目上的往來，王稼祥能擔任大使這個職務，可見上級對他的信任。
1951年，王稼祥回國，在外交部工作期間，他與部長陳毅元帥共事搭檔過。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早期資曆老，功勞大，如果參與授銜，級别并不會比元帥低多少。但可惜的是，王稼祥并沒有軍銜，他的人生之路後來也幾經波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1">晚年被撤職下放</h1>
王稼祥性格耿直，有意見就提，1962年時，他寫信建議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不要四面樹敵。結果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會後王稼祥不得不在家休養。1966年，王稼祥出任外事小組副組長，但僅僅過了兩年，他又被隔離審查，下放到了河南信陽。
接連而至的打擊讓王稼祥十分煎熬，但他并沒有倒下。1972年，王稼祥主動寫信給主席，要求配置設定工作。主席沒有忘記這位老戰友，第二年王稼祥重新當選中央委員。隻可惜的是，王稼祥卻于1974年逝世，終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