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眼前的大螢幕和響鈴不斷的電台，王祎坐在他們中間，精神高度集中。她要在嘈雜的指揮室裡“聽着這邊傳來的上級指令，以及那邊傳來的現場報告，一心多用”，大腦也要飛速運轉。
她是北京市警察局東城分局東花市派出所綜合指揮室的民警，也擔任着“中樞指揮員”的角色。
在嘈雜的指揮室裡一心多用
在綜合指揮室裡呆的久了，王祎落下了一身職業病。長時間久坐讓她的腰間盤突出愈發嚴重，而神經衰弱也讓她即便聽到一絲動靜都能從睡眠中醒來。她與丈夫都是警察，對她而言，兩人之間有着更多的了解與包容。
王祎覺得更多的警察往往都是深入群衆，解決他們的瑣碎日常。“我雖然是110接警平台中平凡的一員，卻代表的是北京市人民警察的形象，接出警工作直接關系着人民群衆的生活财産安全，是以要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做好每一件小事”。
時間來到2015年，王祎21歲，彼時的她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畢業，經過公務員考試的筆試、面試後，她最終被配置設定到東花市派出所。
作為一個剛入門的新警，王祎難免會對工作感到陌生。也就在這時，派出所裡的綜合指揮室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望着那些盯着螢幕、電台不離手，卻仍能保持從容冷靜的“姐姐們”，王祎心生敬佩。
“所裡大大小小的事情，指揮室的人都知道，甚至上級有什麼要求，她們也能對答如流”，而她或許還不知道，2年後，她即将來到這裡，開啟一段全新的職業經曆。
2017年7月，王祎受所裡調派，來到了綜合指揮室。曾經憧憬的地方就在她眼前，而令她沒想到的是，這份工作讓她一時間“手忙腳亂”。
綜合指揮室不僅要接收上級下達的通知，還要及時将通知分發到管理這件事的派出所上司，并将回報及時回信給上級。此外，轄區内所有的報警電話、110指揮中心的警情通知等都會第一時間傳達到這裡。桌面上的四個電台，以及面前的監控螢幕，都需要她熟練操作。
王祎忘不了第一次邁進指揮室的感覺，“所有的電台，電話都在響，電腦上的系統在響，而一些出警的民警也在通過電台向指揮室裡報告現場情況，隻記得當天一直在不停的記記記”。
初入職時因經驗不足，王祎擔心自己難以勝任這份工作，壓力巨大。但實際上，同僚們都很照顧她。她回憶，剛開始她不會接電話——不知道該怎麼問，“對方報警，隻會說喂，您好，接着就不知道該問什麼了”。
而電腦上的各種操作平台也多的數不勝數，她接到警情後第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王祎就到處詢問，輔警、其他輪班的民警都成了她的“師傅”，耐心告訴她如何操作。
直到現在，王祎已經能夠獨當一面。上班時，王祎必須要坐在所有的電台、螢幕中間，“聽着這邊傳來的上級指令，以及那邊傳來的現場報告，一心多用”，大腦也要飛速運轉。
從接班開始，王祎會在自己面前準備一張A4紙，将接到的警情以及上級下達的通知統統記錄在上面，每解決一件事就在後面打勾。等到值班結束，A4紙往往被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對勾填滿。
團隊配合處理案情
指揮室裡接到的警情五花八門。若有人問上戶口該怎麼上，王祎就要告知對方去聯系所裡的戶籍電話。有人稱自己被家暴了，“但其實也沒什麼事，就是互相推了一下，兩口子吵的不可開交”，王祎就要通知巡邏民警過去調節一下。
實際上，有很多責任劃分已經不屬于派出所，“但老百姓還不知道，畢竟有事找警察的口号已經深入人心，有很多事情需要和他們解釋，比如有些事情屬于勞動仲裁，有些屬于合同糾紛，這些東西需要找法院解決”。
可報警人往往隻找警察解決，一旦出現解決不當就認定警察遇事推诿，王祎隻能一遍又一遍解釋，内心即便再委屈轉換到語言上也是安撫再安撫。
每年幾個固定的“節點“，接到的警情也會随之變化，特别是一到夏季的周五，會出現大量報警人反映有人喝醉倒在路邊。王祎在與對方核實地點後，第一時間通知巡邏民警趕赴現場，配合他們尋找其家屬或最近的聯系人。
“有的時候媳婦兒知道丈夫喝多了都不想管，就讓他呆在那”，王祎就隻能不斷解釋與溝通，現場的民警也要一直在那裡，有情況随時彙報，“萬一身體出現異常，要及時呼叫120或999”。
很多居民報警時說不清楚自己的方位，王祎往往讓對方描繪出自己周圍的主要建築，通過他說的具體的位置，調取轄區的監控探頭，争取鎖定到具體的警情位置，以免巡邏民警跑冤枉路，也讓出警更加及時。若遇到一些可疑分子，王祎在指揮室内還要時刻盯着眼前的監控螢幕，并随時與現場民警溝通。
2021年疫情期間，王祎接到的警情也産生了微妙的變化，小區進出的糾紛明顯增多。“小區的物業對小區的保安員有教育訓練，而居民在實操的過程中，由于一些溝通原因，和小區志願者難免産生摩擦”。
而自己面對這些情況，隻能不斷通過電台排程在外的巡邏民警趕赴現場。王祎雖然處于一個派出所的中樞位置，但她始終覺得，自己和巡邏民警是綁定的，往往從接警到排程指揮再到事件解決，二者缺一不可，也往往在這個過程中，讓她體會到團隊的重要性。
雙警家庭的“浪漫”
在綜合指揮室裡呆的久了，王祎落下了一身職業病。
因工作需要久坐，王祎腰間盤突出愈發嚴重。某次深夜值班，她疼痛難忍，便圍上了一個專治腰椎的腰帶，站立着處理工作，“當時處理警情也不覺得多難受了”。直到清晨，她拿下來腰帶後，頓時感覺腰部酸麻，癱坐回了椅子上。
而這樣的職業病也為她帶來了一絲樂趣。2019年年底，她與家人外出旅遊，由于路途較遠，飛機航行了13個小時還未到達目的地，機上的乘客受不了長時間坐立在機艙内來來回回走動，而看到此景的王祎卻覺得“這有什麼，我都坐過比這個時間還長的！”
王祎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對她而言，兩人之間有着更多的了解與包容。每次值班結束，王祎回到家後的都不願意多說話。
一天的工作，已經讓她口幹舌燥，腦子裡不斷充斥着電台聲音和警情内容。此刻，她隻想安安心心的睡一覺。而她的丈夫也會在她睡醒之後才回家，畢竟，進門時會産生聲響，而一絲小小的動靜都會将王祎吵醒。
除了了解和包容，還意味着雙方聚少離多的事實。從邁入警察行列的那天起，王祎就失去了節日的概念。對她而言，自己和丈夫能夠同時輪休已經能稱的上節日，在這小小的“節日”裡，她們二人會在家一邊煮火鍋一邊看電影，王祎會将自己心理的委屈和丈夫傾訴，丈夫也會及時為她排解。
大多數時候，兩個人很難能聚在一起，王祎甚至覺得，過節期間兩人值班很不錯，“這樣都有自己的工作忙反而不會想太多，過節時我輪休在家，他值班，我反而覺得孤獨”。
2021年除夕夜，王祎與丈夫又同時值班。二人趁工作閑暇之餘打開手機視訊通話了一會兒，他們二人各自穿上警服，并将視訊通話截圖儲存發到朋友圈，以此紀念這個特殊又平常的除夕夜。
3月4日淩晨2點，王祎的丈夫執勤時路過了東花市派出所，而此時的王祎正坐在綜合指揮室裡盯着電台，随時準備接警。正當她的精神高度緊張時，微信上傳來了叮咚的響聲，螢幕上傳來了丈夫的問候。
王祎覺得，電視上那樣“潇灑帥氣”的警察形象很少，更多的警察往往都是深入群衆，解決他們的瑣碎日常。“我雖然是110接警平台中平凡的一員，卻代表的是北京市人民警察的形象，接出警工作直接關系着人民群衆的生活财産安全，是以要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做好每一件小事”。
文/北青-北京頭條記者 趙加琪
來源： 北京頭條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