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10月27日刊登NIMA SANANDAJI的文章，闡明北歐國家其實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指出，丹麥、挪威和瑞典不應該被捧為社會主義烏托邦。
北歐國家經常被國際上用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可行性。誠然，社會民主黨在世界的這一地區獲得了成功。然而，盡管北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正在部分複蘇，但是，他們的政策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中間派。
北歐國家--尤其是瑞典，在1970年左右至1990年期間确實接受了社會主義。然而，在過去的30年裡，保守派和社會民主黨上司的政府都在向中間靠攏。今天，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人采取了更嚴格的移民政策，收緊了福利制度的資格要求，對犯罪采取了更強硬的立場，并執行了一些有利于商業的政策。
人們喜歡指着北歐的福利制度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蓬勃發展的例子，這種制度在1970年左右發展起來，當時整個北歐社會的政策轉向了更高的稅收和慷慨的公共福利。在這一轉變之前的一個世紀裡，北歐國家将小型公共部門和自由市場相結合，實作了強勁的經濟增長。例如，從1870年左右到1970年，瑞典的人均GDP增長了約10倍，是全歐洲增長率最高的國家。正是在這個快速增長的繁榮時期之後，出現了向高稅率政策的轉變。公衆仍然對直接加稅持懷疑态度，這種轉變的實施主要是通過逐漸提高間接工資稅。
這并不是一個不尋常的軌迹。研究人員證明，信任度高的國家往往有更大、更慷慨的福利制度。信任和社會責任在這一地區曆來很強，部分原因是在無情的北歐氣候中需要合作，确實自然會比歐洲其他地區更強。
然而，由于從低稅率政策的轉變，經濟增長停滞不前。例如，在過去的50年裡，瑞典的人均GDP隻增長了2.1倍。更重要的是，根據《世界價值調查》的測量，随着福利的增加，與辛勤工作和責任有關的規範已經開始受到侵蝕。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19%的瑞典人同意，當某人沒有資格申請公共福利時，不認可福利在某種程度上合理。這一比例在2011年逐漸上升到40%，而在對福利制度進行更嚴格的控制和警告過度使用的公共運動之後，這一比例下降到36%。
今天，北歐國家仍然比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擁有更高的稅收和更慷慨的福利制度。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通過加強對公共福利系統的控制，減少福利模式中的慷慨程度，以及降低稅收，再次專注于加強這些社會責任的規範。
事實上，許多北歐國家的政策現在都提倡自由貿易和自由企業。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通過研究不同經濟領域的監管和稅收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程度，就将丹麥和冰島列為世界上第十和第十一大資本主義國家。芬蘭排名第17，瑞典排名第21，挪威排名第28。相比之下，美國排在第20位。是以，産權、商業自由、貨币自由和貿易自由，在北歐國家都很強大。
這種向中間靠攏的趨勢在選舉政治中得到了展現，即使社會民主黨人再次赢得選舉。例如，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人正越來越多地依靠與中間黨派結成聯盟。以芬蘭為例。在2019年的選舉中，中心黨上司人、現任總理尤哈-西皮拉輸給了社會民主黨的安蒂-林恩。但是，林恩不得不組建一個包括中心黨在内的廣泛的聯合政府，例如，中心黨推動不提高總稅收。
人口最多的北歐國家瑞典也遵循了類似的軌迹。社會民主黨人斯特凡-洛夫文自2014年以來一直擔任總理。不過，在瑞典的政治格局中，隻有少數選民支援三個主要的中左翼政黨，是以洛夫文一直依賴來自中間偏右的中央黨以及之前的中間偏右的自由黨的支援。
2020年初，洛芬的政府廢除了對最高收入者征收5%的一種稅，大大降低了邊際稅率。最近的其他改革包括國家就業服務的部分私有化和對犯罪的嚴厲打擊。例如，社會民主黨今年的主要重點之一是廢除對年輕刑事犯的懲罰回扣，認為這樣做将導緻對那些多次犯罪的人延長刑期。社會民主黨還承諾将減稅作為其2022年選舉綱領的一部分，該黨可能會由瑞典财政部長馬格達萊納-安德森為代表。
挪威的社會民主黨人發現自己處于與瑞典同行類似的境地：不得不與一個反對社會主義政策的中間黨合作，以確定權力。而且，有更多迹象表明，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托爾的社會民主工黨，剛剛在9月的選舉中擊敗了現任保守黨首相埃爾納-索爾貝格，該黨将以比一些人預期的更中間的政策進行治理。斯托爾是一位百萬富翁，此前曾隸屬于挪威保守黨。此外，他曾在2000年和2001年擔任國務秘書和參謀長，當時社會民主黨首相延斯-斯托爾滕貝格監督了廣泛的私有化政策。
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也不得不修改他們的移民政策，因為他們的勞工階級選民已經轉向了推動移民控制得更保守的政黨。在丹麥2019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上司人梅特-弗雷德裡克森擊敗了中右翼的現任總理，她在一個将傳統社會民主政策與嚴格的移民政策相結合的平台上獲得了支援。
北歐國家的選舉政治反映了過去幾十年來遠離社會主義的廣泛趨勢。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瑞典，國家壟斷了老年人護理、醫療保健和教育。随着學校被國家接管，教育模式從成人權威中轉移出來，學生們開始上司自己的學習。學生主導的教育，成為瑞典社會主義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仍然是那個時期的主要保留内容之一。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已經允許私營部門發揮更大的作用。瑞典目前有823所私立學校，主要以營利性公司的形式營運，由政府資助。一些學校，如Internationella Engelska Skolan連鎖學校，提供以教師為主導的教育，而不是以學生為主導的教育，其結果比公立學校要好得多。
醫療保健也在逐漸擺脫公共壟斷。截至2019年，在瑞典的1100個保健中心中，超過40%的保健中心是由私營的、營利性的行為者經營。雖然瑞典有全民醫療保健，但私營部門的雇員越來越多地被雇主支付的私人健康保險所覆寫。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地區，62%的老年人護理家庭通路時間由私營營利性公司實施。在瑞典的部分地區，舊的國營系統仍然存在，例如在北部的北博滕地區，隻有2%的老年人護理家訪由營利性公司進行。但是，福利模式正越來越多地讓位于更加中心化的模式，讓私營和公共部門都能發揮作用。
瑞典的養老金制度也逐漸與個人的工作表現有了更多聯系。公民養老金的一部分被投資于市場，個人可以選擇投資于衆多私人公司的養老金儲蓄産品。通過雇主進行的補充性私人儲蓄在未來的養老金收入中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整個地區，養老金改革包括更嚴格的提前退休規則，靈活的退休年齡，以及賺取的工資和累積的養老金之間更緊密的聯系。
這些都是再次促進北歐國家經濟和社會成功的趨勢。這隻是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有利的社會成果，如長壽命和均勻的收入配置設定，是其福利制度的直接結果。事實上，這些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型福利國家興起之前就已經演變出來了。
正如瑞典經濟學家所表明的那樣，瑞典在1920年有一個異常平均的收入配置設定，而且平等性一直持續到1980年。是以，收入平等增長的絕大部分發生在自由市場時代，比慷慨的福利國家的崛起還要早。在另一項研究中，經濟學家表明，丹麥的收入平等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在增長，其中大部分進展發生在向高稅收轉變之前。
北歐社會的大部分力量在于先進的自由市場體系，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回歸到中間派的根源。正如我之前與北歐資本的首席營運官KlasTikkanen所寫的那樣，瑞典是歐洲領先的創新中心，能夠吸引外國資本進入成長型公司。這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其明智的稅收政策，在一家公司成功投資的資金可以投資于新的公司，并且隻有在實作收益時才征稅。是以，成長型資本可以被吸引到一個高稅收的國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推崇北歐模式。瑞典是歐盟國家中"腦力勞動"最集中的國家。正如彭博社今年早些時候所解釋的那樣，斯德哥爾摩"人均孕育的科技獨角獸"比矽谷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都多。北歐國家正在成功地将創業精神與向綠色能源的轉變結合起來，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推動環境的可持續性。
歸根結底，社會民主黨在北歐國家的卷土重來，可以解釋為他們專注于解決國家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的中間派解決方案。正是中間派的實用主義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應該把北歐國家作為全世界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