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曆史是這樣構成的
山西有着悠久的曆史，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作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民族融合的大熔爐、盛唐王朝的隆興地、明清商票的大學營、華北敵後抗戰的中心，山西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剛毅質樸的精神風貌、光照千秋的豐功偉業，享譽華夏，聞名海外。
遠古時代，山西是人類初曙的起源地，運城垣曲的“世紀曙猿”化石，把類人猿出現的時間向前推進了1000萬年；山西是中華聖火傳遞的起點，芮城西侯度文化遺址的火燒骨，把我國範圍内發現的人類用火曆史前推了100萬年；山西是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直根”，襄汾陶寺遺址，樹起了5000年中華文明的偉大豐碑。堯舜禹的活動中心在山西，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造就了上古時代的政治中心和世所驚羨的夏文化。堯舜的禅讓風範和大禹的治水精神深深植根于炎黃子民的血液之中，成為華夏民族口口相傳的美德、判斷政治昌明的标杆和激勵後人奮鬥的動力。
春秋戰國時期，山西先是五霸之一的晉國所在地，分立之後的三晉又都是稱雄于當世的大國。從一代雄主晉文侯強勢複宗，到晉獻公繼文紹武開疆拓地，再到晉文公棄怨任賢舉善援能，整饬吏治獎勵墾殖，改革兵制安衆穩政，奠定晉國百年霸業，積累了棄債薄斂、救乏振滞、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利器明德、省用厚生的治晉經驗，展現了祖業不棄、開拓進取、仁義治理的治國胸懷。
秦統一中國過程中與趙國在山西進行的長平之戰，乃戰國史上最有實力統一中國的兩國争奪主動權的關鍵一戰，也是當世從舉國戰亂走向統一的轉折點，大大加速了統一的程序。秦統一中國後，始皇三次巡晉，置三十六郡山西有五。西漢建後，演出了衛青七伐匈奴、霍去病六度北伐的悲壯史詩。武帝七巡山西，六祀後土，寫下了大氣磅礴的《秋風辭》。魏晉分裂雲霾籠罩海内，直至南北分朝，“五胡亂華”，戰亂頻仍，遺禍平民，但客觀又促成民族融合之趨向。在中華民族形成史上，山西乃民族融合的熔爐，内遷民族主要活動在山西，融合起于山西，又成于山西，尤其強大的拓跋氏等北方民族在三晉大地集結，造就山西成為民族征戰和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隋朝在經曆了隆建驟衰之後，大唐王朝應時而起。山西為李淵的起兵之地和大唐的開朝之源。繼“貞觀之治”後，有唐一代又成就了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則天。武則天将素有“天下精兵處”美譽和尊為“王業所基，國之根本”的晉陽（太原）定為陪都，诠釋了山西的重要地位。唐朝中期，有經天緯地之才的李隆基，在潞州别駕任上赢得了“有德政、善僚屬、愛百姓”的好名聲。李隆基回朝即位後，虛懷納谏，勵精圖治，把大唐天下打造成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開元盛世”。在唐朝政局穩定的環境下，河東道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有了極大的發展，成為“國之所資”的糧倉和“國之所用”的市街。
唐末，戰争頻仍，群雄并起，在黃河流域形成數股割據勢力，漸成五代十國。五代中後唐、後晉、後漢均是以太原為基地建立的沙陀王朝，十國中北漢又在山西。在割據混戰中，山西成為争奪天下的強藩主鎮，“盛則後服，衰則先叛”，顯示出宜戰宜霸的強者優勢。
陳橋兵變趙匡胤自立為帝後，趙宋政權與在山西的北漢政權進行了長達19年的角力和征戰。趙匡胤三次派兵出征北漢，甚至使用殘酷辦法水灌晉陽，晉陽城巋然不動，為人自負的趙匡胤至死未實作對北漢的征服和對山西的統一。趙光義繼位後禦駕親征，換采“圍城打援”和狂攻亂射的辦法，才最後拿下晉陽。與山西接壤的北方馬背上的民族契丹、女真，能征慣戰，一向觊觎中原，山西首當其沖成為受擾受害最為深重的區域。由于宋遼時期長期的征戰，尤其北伐北漢的戰争，使山西成為聞名遐迩的古戰場，留下了為數衆多的古戰遺址。
金元時期，完顔阿骨打稱帝建金後，兩度大規模南侵，所到之處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山西群眾紛紛組織義軍起而抗金，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金史詩。“紹興和議”後，山西全境均為金占。不久，漠北草原上的蒙古族乘機興起，鐵木真統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國，開始反金戰争，山西又成為蒙金争奪焦點。鐵木真兩次親征西京大同，蒙古軍五度實施對山西的攻略占領，直至滅金統一北方。持久的拉鋸戰，給山西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也給黎民百姓帶來了難言的苦楚。然而正是在這瞬息萬變、震蕩疊起的曆史大變動大交融中，山西人民一次次接納遷來的民族，形成了豐富多樣的地域文化，在劍與火的洗禮中，展示出包容萬千的生機和活力。
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大明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鞏固統治，經“萬曆清丈”減輕“無地納糧”的重負後，實行移民墾荒政策，受戰亂破壞較少的山西成為移民遷出的主要地區，以洪洞大槐樹為集合點的移民，即達數十次之多，人數近百萬，是我國曆史上長時期、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大範圍的外遷移民。大規模的移民，不僅有力促進了中原地區土地開發和資源利用，而且有效地促進了地區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明初，政府為防範殘元勢力的入侵，在綿亘萬裡的北部邊防線上設立“九邊”重鎮，由此形成巨大的軍需市場，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機遇。後明政府實施“開中法”，又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政策保障，由此開啟了晉商“足迹半天下”“盈利跨歐亞”的商業旅途。明中後期，蒙漢雙方消弭戰争，“封貢互市”，為晉商的興盛提供了二次發展的機會。晉商緊緊抓住這些千載難逢的有利機遇，誠信經營，開拓創新，很快将經營範圍發展到全國各地。
清入關後，山西是北方反清的主要省份。明大同鎮總兵姜瓖投清後又奮起反清，催生了山西抗清的熊熊烈火。清代中葉，朝廷對蒙漢貿易采取較為寬松政策，給山西商人創造了向漠北漠南廣闊地區進軍的機會，促進了山西旅蒙商人的崛起。中俄《恰克圖條約》簽定後，晉商依托恰克圖中俄貿易的樞紐地位，進入鼎盛時期，不僅在北部、西部邊陲地區異常活躍，而且在南部、東部各大城市風生水起；不僅成為稱雄國内的最大商幫，而且從内商發展成外商，走出國門，楔入中亞、俄國、北韓和日本等國際市場。晉商發展的巅峰是創辦票号。平遙商人雷履泰創辦“日升昌”票号，嘗試用金融票據替代實行了幾千年的金銀支付手段。“一紙之符信遙傳，萬兩之白銀立集”，短期内就赢得了“彙通天下”“九州利賴”的美譽。
近代的山西，是較早襄助民主革命的省份。辛亥革命爆發後，山西乃黃河以北唯一的革命省份。民國初期，山西經曆了金永亂晉的短暫混亂，确立了閻錫山的統治後，經濟社會各項事業步入正軌，尤其村政建設成績斐然，被北京政府定為全國模範省。抗戰軍興，山西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迅速成為抗擊日軍侵略的主戰場，第二戰區被國民政府公布為模範戰區，尤其是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後，第二戰區發起的抵禦日軍南侵的忻口戰役是國共合作的典範，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夢想。太原失守後山西又逐漸成為華北敵後戰場的戰略支點。在日軍強勢占領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的态勢下，國民政府的軍隊仍在中條山和晉西南控制部分領土，八路軍更從國軍失去的土地上先後開辟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大敵後遊擊根據地，深陷日軍于人民戰争之汪洋大海。八年抗戰，山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作出了重大貢獻。解放戰争初期，為争取抗戰勝利果實，中共果敢發起上黨戰役，赢得重慶談判的政治籌碼。全面内戰爆發後，山西成為外線作戰的戰略後方，先後動員百萬農民支前，十萬青年參軍，萬名幹部北上南下；在内線連續發起運城戰役、臨汾戰役、晉中戰役、太原戰役，以摧枯拉朽之勢，結束了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解放戰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山西成為全國四大工業基地之一，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山西十有其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山西率先試辦農業合作社，為全國農業合作化提供了寶貴經驗。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為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山西制定了建設“兩個一千五百萬畝高産穩産田”的奮鬥目标，在向荒山秃嶺要糧的過程中，湧現出一大批農業生産先進典型。改革開放後，山西逐漸成為全國的能源基地，外調煤炭百億噸，極大支援了全國的現代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