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那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是一個寨子的名字。
夭那在哪裡?夭那在苗嶺山脈雷公山山麓北部群山深處的皺褶裡。夭那村現屬劍河縣久仰鎮管轄，全村總人口245戶1300人，均為苗族。夭那原名叫“汪郎”。相傳，當地苗族祖先于乾隆(1736年至1795年)年間遷徙至此定居，因地處陰森的山溝，故将寨子取名為“汪郎”(苗語)，意為山溝裡的平地。而寨子後來又怎麼稱為“夭那”呢?
翻閱史料，我明白“汪郎”改稱“夭那”，與寨子裡的一個清朝鹹同年間的人物李洪基有關。這次去夭那，是去尋訪一段夭那流年深處的曆史，更确切地說是去尋訪一個在抗清鬥争中為了苗疆人民利益挺揭竿而起的人物李洪基事迹。在那段烽煙彌漫的苗疆曆史歲月，他身影像黑夜裡一顆流星，劃破苗疆黑暗的夜空，光芒雖然短暫，但卻永久地投影在苗疆的史冊上。
去夭那的路是一條硬化不久的鄉村水泥公路，車窗外是連綿的群山一座連一座，車在山間蜿蜒穿梭，一匹山峰逼近又遠去，又一匹山峰逼近又遠去，山峰沉默如古。這就是通往英雄故鄉的路。峰回路轉，一條小溪自西向東汩汩淌流，夭那就靜靜地貼在一圍大山彎裡，鱗次栉比的木屋、磚瓦房依山就勢散落在溪邊或山嶺上，普普通通的山區民居。就是這普普通通的苗寨養育了一代威懾清兵的英雄——鹹同年間苗族農民起義著名領袖李洪基。
把車停在村口，帶着敬意去拜谒英雄的故鄉。歲月時空裡，時間會抹去許多痕迹，我還能找到英雄的足迹嗎?在村中一戶人家門前，與一位李姓老人攀談，我告訴他，我是來探訪李洪基事迹的。他神色有些肅穆，似乎陷入某種沉思冥想之态，之後口中娓娓道來：李洪基苗名叫往兩丢，生于道光十年(1830)，死于光緒二年(1876)。他本性聰穎、刻苦好學、武藝出衆、勇猛善鬥，舉旗反清後，他打制一副盔甲，并在頭盔上仿鑄一把镋叉(如水牛角狀)于其上，是以，苗族群衆呼他“nix ghongl gib”。苗話“nix ghongl gib”意譯為“彎牛角”“nix”是水牯牛，“ghongl”是彎，“gib”是角，因漢語找不到“ghongl gib”二字，是以史書史料上書為李弓吉、李洪基、你弓階……
老人的叙述，把我的思緒帶入苗疆那段烽煙彌漫的歲月：1729年，即雍正七年始，雲貴總督鄂爾泰向朝廷上呈《黔省新辟苗疆立營設官事宜疏》，雍正禦筆一揮，苗疆改土歸流正式實施。在雍正之前，苗疆從版圖上看，縱然已歸屬朝廷，而實際上并不受帝力，屬于“化外生苗之地”。對“化外生苗之地”的苗疆，鄂爾泰主張“制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治苗為急務”。也就是說苗疆的改土歸流，重點是用武力以開拓“苗疆”，目的在于開拓“苗疆”可以招來墾荒，增加國家的土地和賦稅。武力開辟“苗疆”，清兵所到之處，掠奪苗民土地田産，稍有反抗，殘酷鎮壓，導緻了朝廷與苗疆人民的尖銳對立。李洪基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正是苗疆人民飽受壓迫、災難深重的年代。廳官、土官、差役的殘酷壓榨，使苗族人民喘不過氣來，他們世代開墾出來的水田，逐漸被漢苗地主巧取豪奪，尤其是清政府在苗區安屯設堡，強行圈地屯田，苗族腴田沃土更多被奪占。正如時任雲貴總督的胡林翼在《論東路事宜書》曾這樣描寫當時苗民生活：“終日采芒為食，四時不得一粟入口。”苗民生活窮困到這種程度，走投無路的苗族農民，“為盜而死，忍饑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賒死，忍饑則将立斃”的絕境。官逼民反，鹹豐五年(1855)農曆十月，李洪基于清江九兮、九節(今久仰鄉久順村、久吉一、二村)響應張秀眉上司的苗族起義，提出“打屯軍，奪田土”的政治主張，深得苗族人民擁護，人數增至數千人。義軍一路攻汛克堡，奪城斬将，占領清江廳城、柳霁縣城。李洪基先後與侗族義軍姜應芳部、陳大祿部、苗族義軍張秀眉部聯合，一起痛擊清軍，攻下天柱縣城、湖南晃州、沅州、會同、靖州，人數擴充至數萬人。戰鬥足迹遍及貴州、湖南、廣西，打得清政府換了兩個貴州巡撫，革職、降職處理一個貴州布政使。
為了鎮壓如火如荼的苗疆苗民起義，朝廷不得不調集湘、黔、楚、桂、滇五省八萬兵力鎮壓。一時間，苗疆風卷雲湧。同治十一年(1872年)，苗族義軍與清軍在凱裡烏鴉坡決戰，義軍失敗退守雷公山。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義軍大營雷公山被湘、黔、楚軍攻破，張秀眉、楊大六被奸細出賣被俘，李洪基殺出重圍，潛回家鄉夭那村，藏身在山洞裡。十二月初六，歸俾團民用一個人頭當成李洪基的人頭獻給湘軍儲裕立領賞。被儲裕立發覺是假的，于是派清江協副将許德勝設營駐紮夭那寨圍捕李洪基。全寨苗族群衆保護自己的首領，個個守口如瓶，清軍無計可施，始終抓不着李洪基。清軍于光緒二年(1876)撤營退兵。李洪基于是出洞與寨鄰團聚，不久生病去世。據老人說，李洪基病故，沒有舉行葬禮，因怕誅滅九族，寨人當晚偷偷把英雄埋葬于一塊菜地裡，蓋土之後複種青菜，沒有留墳墓，英雄就那樣悄無聲息地長眠于故鄉。
老人跟我說，李洪基唯一留存于世隻有他的那套盔甲，但是李洪基的英雄壯舉，已經深深銘記在村人的心中。據老人說，李洪基死後，他藏身的地方找不到他的盔甲，他身穿的盔甲成了一個謎。當時傳言說在戰鬥中丢失了。寨人為尋找盔甲的下落，避免落入歹人手中，在找遍他所有藏身地方及農家未果後，懷疑李洪基已将盔甲深埋，于是動員寨中人将寨子周圍農耕地“掘地三尺”，大小菜園田土裡的所有青菜瓜豆也是以不枯即爛，無一幸免。當地人将此場景形容為“窩喇”(苗語，意為枯爛的青菜瓜豆，形容哪怕沒吃沒穿也要翻個底朝天。後喻英勇善戰舍生忘死的苗家子弟。)随着尋找盔甲事件的深入民心，“窩喇”便成了“汪郎”寨的代名詞，《清江志》稱“瑤蠟”。因苗族方言差異和後人的書寫習慣，常被寫為“夭那”，沿用至今。
1958年，村民在夭那村屋背山挖土時挖出了李洪基的盔甲，鐵盔高25厘米，直徑20厘米。盔的前面嵌鑲一對鐵小牛角，長約5厘米，兩角間距6.6厘米，兩角中間焊有一根空心小鐵柱，略高于角尖(其空心小鐵柱今毀，小牛角仍完整無損)。鐵甲的前幅用略比手掌大的鐵片五塊連綴而成，如魚鱗狀，後幅為八塊鐵闆連扣制成，左右腋下各由一整塊鐵闆與前後鐵片相連扣，呈扁方形桶狀。前擺略短于後擺，寬50厘米，胸徑30厘米，長85厘米。從腋下開襟，重30多公斤，盔甲放在李忠老師家保管。1959年8月3日，李忠老師把李洪基的盔甲獻給國家，由貴州民族學院文物股潘國凡轉送北京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後該館将此物轉中國革命博物館。今存于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大廳内。
告别老人出來，我在夭那的村前屋後尋尋覓覓，在村邊英雄曾藏身洞前慢慢走過，在埋葬英雄的菜地裡徘徊，尋覓英雄的足迹。而歲月流逝，英雄蹤迹了無聲息，連一塊墓碑都沒有。站在埋葬英雄的菜地上，我想到龔自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詩句。是呀，李洪基生時為了家鄉百姓不受欺壓，揭竿而起，死後化作一抔泥土，滋潤故鄉的山水。
從村子裡走下來，站在溪邊風雨橋上仰望夭那，太陽忽然從一塊陰雲中鑽出來，陽光如流水傾瀉在大地上，像一支神奇的畫筆，勾勒出夭那村的美麗輪廓——陽光下村中傳統的吊腳樓與磚瓦房交相輝映，綠樹與房屋融為一體，如一幅美麗的自然山水畫卷。
我想：新時代，夭那人一定會譜寫出自己美麗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