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纏足的起源，主要有三種說法：
一種認為起自戰國。清人趙翼《陔餘叢考》引《史記·貨殖列傳》：“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蹑利屣。”認為“利屣，其首尖銳，為纏足之證”。
另一種說法，認為起自南朝。《南史·齊東昏侯本紀》載，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華（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第三種說法，認為始于五代十國的南唐。元末陶宗儀《辍耕錄·纏足》載，後唐“李後主宮嫔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淩雲之态”，由是宮人皆效之。
前兩種說法尚待考證。前面講過，南北朝男女靴可以互穿，唐代婦女穿男子靴衫成為一時風尚，絕不會是三寸金蓮。從審美觀念上看，唐代婦女以壯健、豐滿為美，纖細的金蓮與時代風尚格格不入。是以，起自五代十國的說法為學術界所共認。纏足的具體方法，在清人李汝珍的《鏡花緣》裡描寫得很詳細。一般從四五歲開始，将腳趾并在一起，前腳掌向内彎進，腳成弓形，腳心凹處以能塞進一個雞蛋為宜。然後用兩寸寬的裹腳布狠狠地纏，一邊纏一邊用針線縫緊。時間一長，十趾腐爛，鮮血淋漓。一年後，足上腐爛的血肉已變成膿水流盡，隻剩幾根枯骨。
盡管纏足浸透了古代婦女的血淚，許多風流學士仍在婦女的痛苦呻吟中，盡情地歌頌、嘲弄三寸金蓮的美妙。北宋蘇東坡的《菩薩蠻（詠足）》首開先例：“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淩波去……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蘇門學士秦觀也有“腳上鞋兒四寸羅”的詩句。清人方絢作《香蓮品藻》，品評香蓮有三貴、四忌、五式、九品、十八名。清末有纏足小、瘦、尖、彎、香、軟、正七字訣，都是無聊文人的淫靡之作。
從元代開始，又形成了一股拜腳狂的陋俗。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三《金蓮杯》載，元朝名士楊維桢（号鐵崖），在筵席上見舞女有小足者，脫其鞋放上酒杯以行酒，謂之金蓮杯。金蓮杯的怪俗流行于元、明、清三朝。有的把弓鞋放到盤子内，以蓮子、紅豆等投準，以另一隻放上酒杯盛酒，輸者須将酒喝掉。還有的喊初一到三十的日期，按特定的要求傳遞弓鞋，傳錯了即罰酒。荒淫無恥之狀，令人作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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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花弓鞋
清末，又出現晾腳會的風俗，以山西大同最為著名。舊曆六月初六，婦女們盛裝坐在門口，将腳伸出，任人評頭論足，足小者得上譽，俨然成為一方的仕女班頭或紅顔領袖，與現代選美奪冠同樣榮耀。從清末到民國，纏足地區都有這種風俗。
由于文人學士嘲弄、亵渎式的贊美，拜腳狂陋俗愚昧下流的崇拜，晾腳會惡習的廉價獎賞，緻使纏足成為一種無奈的自覺，形成了一種扭曲的審美觀念，“牌坊要大，金蓮要小”，一雙金蓮成為衡量婦女美與醜的鮮明标志。正常健康的大腳成為莫大的恥辱和終生的苦惱，“母以為恥，夫以為辱”。
不纏足的姑娘便嫁不出去。清人袁枚《随園詩話》卷四載：“杭州趙鈞台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腳大也。媒妪曰：‘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即以《弓鞋》命題。女即書雲：‘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
纏足是以自身肉體的變異來适應社會審美時尚的一種人體裝飾行為，是畸形、病态的。它持續千年之久，甚至經過了異族同化勢力、太平天國起義、資産階級維新派、革命派、清末新政的政令等多種力量前後相繼的勸禁，蔑視華人的外國勢力的惡意侮辱，西方教會勢力的善意勸導，直到國民政府的嚴禁、懲罰，才基本被革除。婦人的一雙小腳竟如此頑固，而且成為20世紀初時代風潮中的“主角”，似乎讓人難以了解，而社會風俗的力量就是這樣不可抗拒。近千年來，它所積澱、凝固的傳統觀念和社會輿論監督力量，是其積重難返的主要原因。
首先，纏足植根于男尊女卑的文化土壤中，把婦女都變成弱不禁風的“半殘疾”，在政治、經濟、人際交往上依附丈夫而“走不遠”，正與“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 [70] 以及“三從四德”的傳統觀念相吻合。其次，纏足的審美要求不是來自女性自身，而是來自社會，是為了滿足男子視覺上的快感。從“女為說（悅）己者容”，到“金蓮不小，無以字人”，都說明了這一點。男性是欣賞、享受美的，女性是扮演美的。整個社會和天下男人以天足為美的新觀念不樹立，女子和她們的家長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放足的。
《參考：中國社會風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