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下令：
在南郊興建“東廟新村”，即後來的“東安新村”；一村為勞工住宅，二村為幹部住宅。
一九五九年，柯慶施率華東局、上海市委全體上司遷入。
第一個入住“東廟二村”者，是上海市副市長、警察局長許建國
據《法制晚報》報道，許建國女兒杜安陸告訴記者：
“當時，新村是‘大躍進’的産物，提倡幹部與勞工同吃同住；是以造價較低，品質不高；我父親是第一個響應号召－搬入新村居住的。
據時任許建國的秘書回憶，當年春節，聶榮臻、徐向前兩位元帥，前來許家探望，許建國正好有事，由秘書陪同逐間參觀。
兩元帥見其家中簡陋，當走進淩亂、擠逼的小孩卧室時，失笑打趣道‘狗窩，狗窩’。”
柯慶施：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第一書記，也入住東廟二村，所居是一幢三層樓房
柯慶施女兒柯六六，二零一二年在《上海灘》撰文：
“一九五九年春節前，爸爸從北京開會回來，他十分滿意地走進我們的新家－上海市區南部東廟勞工新村(現改為東安新村)。
東廟一村早已住滿勞工住戶。
我們住在東廟二村一幢三層樓房，一層住的是警衛員秦尚荷和司機郝俊兩家人，秘書陳文一家住在三層。
我們家在二層，房間都不大，會客室裡擺不進沙發，但爸爸就喜歡這樣的家。
時任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黨委書記的史堅叔叔，來看望爸爸，他問：‘柯老，你為什麼要搬到勞工新村來住？有人有意見的。’
爸爸說：‘你不知道上海是什麼地方。黨員幹部的作風，不抓不行。’
東廟一村與二村之間，未築高牆，未設門房，勞工們都知道鄰居是市委書記們。
難得一個星期天，爸爸興緻勃勃地走出家門，勞工新村裡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樹苗嫩生生的。他一手牽着一個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勞工新村裡輕松漫步。
勞工們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戶敞開，傳出孩子們的歌聲；收音機裡播放的滬劇，唱腔悠揚動聽。
下班回家的勞工與市委書記相遇，互相緻意，鄰裡之間暖融融的。
爸爸有時帶全家人走出勞工新村，馬路對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到了五月，金黃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邊……
孩子們也喜歡東廟勞工新村的家：這裡的鄰居多，小夥伴也多，可以開心地在院子裡追跑打鬧；
這裡沒有高牆的限制，沒有門衛的盤查；一出門就是公共汽車的終點站，上車就有坐位。經常有孩子來找我們玩兒，家中總是熱熱鬧鬧的。”
張春橋：時任上海市委上司，也從蓋司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搬家入住東廟二村
張春橋女兒張維維，在一次受訪中如是作答。
問：你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大躍進應該開始了吧？
答：對，大躍進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住在蓋司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煉鋼鐵，除四害，滅老鼠，趕麻雀。
我記得我們還跑到蓋司康十二樓的上面，去敲鑼趕麻雀，要把麻雀累死。
我五年級上半學期，還是在徐彙區第一中心國小讀的；下半學期，我們就搬到東廟二村去了。
當時，柯慶施要幹部與勞工打成一片，我們都搬到東廟二村去住；這邊是市的上司，那邊是勞工家屬。所謂的勞工，其實是工廠裡的基層幹部。
那時，在東廟二村建立了一所國小。這個國小班裡，幹部子弟很多。
問：東廟這個學校裡，勞工子弟和幹部子弟的關系融洽嗎，你們能溝通嗎？
答：與我比較要好的小朋友，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出身的比較多。
幹部子弟和勞工子弟不一樣。
上課時很熱鬧，校長常常站在教室門口。
我爸告訴我要多向勞工子弟學習，要多和他們做朋友。但是有隔閡的。
比方說住的，市委來的幹部家庭，住的都是兩套或三套房子，我們家住的就是兩套。
勞工家都是一間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裡要住兩三家。
我們原來住的蓋司康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都是打蠟地闆，東廟二村是油漆地闆；蓋司康的房子裡是鑄鐵的浴缸，東廟是水磨石浴缸。
相比之下，東廟的房子多破，多簡陋。對幹部家庭來說，以前有熱水供應，現在要自己燒水，熱水倒進水磨石的浴缸裡，一下子就冷了。
是以，他們會覺得自己放下身段了。
但對勞工來說，勞工家原來什麼都沒有，搬過來已經覺得是天堂了。
在這一點上，我就感覺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樣了。我要去靠近他們，希望打成一片，結果未必如願，融合還是很難的。
問：你們在東廟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裡住了一年。
後來，柯慶施的做法被周恩來批評了。周說你這樣做，是不是要讓我們都從中南海搬出來？
是以，我們又都從那裡搬回市裡了。這次，我們搬到康平路的愛棠。
那時我上國小六年級。
素材來源：《上海灘》及其它
野魚塘·今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