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身為女性意味着什麼？

↑點選上方三聯生活周刊加星标！

在今天的世界，身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麼？作為回答，曾經執導過電影《天使愛過界》的法國導演萊蒂西娅·科隆巴尼（Laetitia Colombani）在她的小說處女作《辮子》裡講述了三個女人的故事。

法國導演萊蒂西娅·科隆巴尼和她的小說處女作《辮子》（Celine Nieszawer 攝）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印度，斯密塔是生活在北方邦的“達利特”，這是對一種被印度上等種姓視為肮髒的絕對不可去接觸的“賤民”的稱呼。他們地位極低，被隔離在邊緣地帶。斯密塔的丈夫是個捕鼠者，沒有工資，隻被允許留下自己抓到的東西。是以，老鼠總是他們一家人的晚餐，這也是他們唯一能吃到的肉類。

斯密塔的工作是徒手掏糞，這種工作母女相傳，6歲時，她的母親第一次帶她工作，胡蜂一般撲來的惡臭令她嘔吐不止。母親說：“看着，然後你來做。”如今，她的女兒拉麗塔也已經6歲了，斯密塔不想帶她一起工作。她希望女兒可以活得更好、更久，受人尊敬，她希望她讀書。她想盡辦法讓拉麗塔獲得了上學的資格，女兒卻在開學第一天就在學校受到了羞辱，被打得皮開肉綻。她決定帶着女兒逃出村子，尋找一種新生活的可能性。

《炙熱》劇照

選擇逃離是非常兇險的。不久前，一個同樣是達利特人的女孩在穿越田野逃跑時被村裡的賈特人逮住，拖到一片無人的荒地輪奸了整整兩天。在他們那裡，被強奸的受害者反倒是罪人：懲罰一個欠債不還的男人的方法，是強奸他的妻子；懲罰一個與已婚婦女有染的男人，是去強奸他的姐妹。他們的村委會曾判決兩個年輕女人在大庭廣衆之下被扒光衣服強奸，原因就是她們的兄弟和一個高種姓的已婚婦女私奔了。強奸竟成了一個有力的武器。斯密塔為此吓得發抖，但她并沒有改變出走的決定。

這個故事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你會質疑它是否真實，也會猜測它是否發生在非常遙遠的過去。但很可惜，斯密塔就生活在當下。雖然她隻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人物，但萊蒂西娅在寫作中搜集的素材，那些極端的暴力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據她所知，每一年印度全國都會有200萬左右的女人被謀殺，但沒有人在意。到現在為止，印度依然有20萬女性和斯密塔一樣，做着徒手掏糞的工作。有些人甚至要徒手清理醫院的醫療垃圾，那些混雜着病人的血及其他東西的廢棄物，不隻令人作嘔，還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從事這項工作的人被迫感染各種疾病，但出于宗教觀念，少有人會反抗，也無力逃脫命運。

《沒有女人的國家》劇照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加拿大，主人公薩拉的生活離我們很近。她是加拿大蒙特利爾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同時代成功律師的典範，人們欽佩她，敬畏她。年屆四十，她結過兩次婚，離過兩次婚，家裡有三個漂亮的孩子和一個男保姆。沒有人能看到她精緻妝容和進階定制套裝下面的“傷口”。沒有人察覺，她已經像這個國家成千上萬的女人一樣，被巨大的工作壓力和沒有時間陪孩子的負罪感截成了兩段。

她善于對職場藏匿私生活，就像人們掩飾婚外情。兩次懷孕，哪怕肚子裡裝着雙胞胎，她都成功地掩藏到了生産。在她之前，一位剛剛被提升為合夥人的女律師一宣布懷孕便立刻被撤職，接着被解雇。是以，剖腹産後才兩周，薩拉就帶着疲憊但精緻的妝容回到了辦公室，露出一貫無可挑剔的笑容。

《永不妥協》劇照

很長一段時間，她也把自己得了乳腺癌的事藏得嚴嚴實實——孕期總會結束，可癌症很難說，疾病就像是一個人無法抹去的污點。但這個秘密最終還是被同僚發現了，失去了競争力和攻擊性的她開始被“遺忘”，被“歧視”。他們疏遠她，不邀請她參加會議、約會，搶走她的客戶。對她來說，這比化療、惡心、掉頭發還要可怕得多。那個在印度用來形容達利特的詞，對此時的她再合适不過——“不可觸碰”。她被“隔離”了。

表面上，加拿大女性的生存狀況與印度女性有着天壤之别，她們普遍被認為已經享受了所謂平等的社會。但實際上，在職場的“玻璃天花闆”和必須兼顧家庭責任的雙重壓力之下，她們根本沒法享有真正的自由。這裡的女性所受的歧視和束縛在本質上與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中女性的境遇都并無二緻。

幾年前，萊蒂西娅的一個女性朋友得了乳腺癌，和薩拉一樣。在陪她去買假發的時候，故事的靈感突如其來——一頂漂洋過海的假發将世界上三個不同地方的女性聯結在了一起。斯密塔在出逃的途中帶女兒加入了蒂魯帕蒂神廟的朝聖，在那裡，富人獻上糧食、鮮花、金銀和首飾，而窮人隻有他們的頭發。獻出頭發意味着棄絕自我，将自己最謙卑和原始的樣子展現給神明。對斯密塔來說，這讓她充滿力量，獲得新生。而化療後的薩拉正是借由一頂用印度女人的真發制成的發套在鏡子前找回了失去的東西，她的力量、自尊、意志力，乃至她真正的自我。她們二人的故事和意大利西西裡島上一個通過從印度寺廟收購頭發，拯救了瀕臨倒閉的假發工廠的朱麗娅并行交織，就像是三股發絲編成的辮子。

不同的大陸，不同的社會文化，以及不同的宗教、語言、社會階級、家庭狀況，使她們的生活從表面看起來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她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被囚禁，每個人身上都帶着性别的鎖鍊，不論鎖鍊是否可見。争取自由的沖動是她們之間真正的聯結，頭發則象征着一種力量的傳遞。萊蒂西娅希望以此書緻敬女性的勇氣。“我是女權主義者。”她說，“我想，如果一個人聲稱自己是人文主義者，關愛全人類，他就不可能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

《都挺好》劇照

萊蒂西娅沒有在這本書中寫到法國，但實際上，她本人也同樣體會着性别的束縛。她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在法國，隻有22%的導演是女性，而這個比例在全世界的電影行業中已屬最高。80%的制片人是男性，他們很自然地更加傾向于塑造男性角色的男性化方案。一次，她帶着一個心理懸疑劇的劇本去找制片人，得到的答複是：“這行不通，如果你想拍電影，就得把女主角換成男主角。”男導演通常可以比女導演拿到更多的電影預算，假設男導演的預算均值是500萬歐元，那麼女導演通常隻能拿到300萬歐元。同等的學曆、同樣的能力，女導演在拍片時拿到的薪資也會比男導演少，這個差距最多可以達到42%。據她所知，在法國，這種不平等存在于各個行業中，相同的崗位上男女的薪酬通常會相差20%～30%。

Facebook的首席營運官雪莉·桑德伯格曾在《向前一步》中表達過一個相似的觀點。她說，女性往往不敢于沖在前面，更不敢于要求晉升，在關于金錢的談判中要求得更少，她們得到的也就更少。男性往往過于自信，而女性通常不夠自信。她在書中提到一項社會調查，調查者讓醫學院同一年級同樣水準的男女生一起考試，然後分别讓他們給自己估分，結果女生估出來的分數普遍低于真實分數，而男生正好相反。這就像是開會的時候，女性總是會自覺地往後坐，而男性會搶到前排。

圖 | 攝圖網

“女性應該不害怕要求得到更多。”萊蒂西娅說，“為了更多的平等，女性必須随時保持清醒和積極的狀态，因為在任何時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女性所獲得的權利都有可能倒退。”1949年《第二性》出版時，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說：“希望這本書盡快過時，女性處境能好起來，不再是第二性。”1976年，她在接受加拿大廣播電台采訪時表示，女性的情況比她當初寫《第二性》時還要糟。很顯然的是，《第二性》不僅在當時沒有過時，今天也依然流行。曾有資料推測，按照當下女性權利進步的節奏發展下去，在工業化國家實作真正的男女平等，至少要等到21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