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随着台灣戒嚴時期的結束，兩岸關系就此得到緩和，大量的台胞陸陸續續傳回了家鄉。而這其中，廣東豐順縣埔寨鎮也迎來了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他手持着“葉依奎”的身份證拄着拐杖，小心的穿行在小道間，尋找着自己的親人。
起初，對于“葉依奎”老人，衆人未有過多注意，隻是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貧困台胞對待，每個月給他20元的補助。
然而，讓所有人沒有想到的事情是，當“葉依奎”報出自己42年曾用的真名“謝漢光”的時候，卻立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為他恢複黨籍，給他離休幹部的生活待遇的時候，中組部的調查也就此揭開了老人過去數十年間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那麼，這個化名為“葉依奎”的老人究竟有着怎樣不平凡的經曆呢？而他為何要隐姓埋名40多年呢？
上世紀40年代，在日本戰略轉移計劃的轉變下，中國遠征軍開赴國外作戰，而随着本就消極抗戰的蔣介石緊接着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甚至在之後指揮部下不斷蓄意制造摩擦，再掀反共高潮。
而在同一時期，在廣西大學農學院就讀的謝漢光，因為在校期間學習十分出色，被安排到了柳州，擔任黔桂鐵路農場的主任。在柳州任職期間，思想先進的謝漢光借用自己職務之便，為來自廣東亦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先進人士以及地下黨同志提供避難的場所。
因為環境惡劣，不少長途奔波的同志也是以病倒了。而在得知這些情況後，熱心的謝漢光常常會衣不解帶地照顧他們，竭盡全力為他們提供醫藥物資。慢慢的随着謝漢光與共産黨的緣分愈來愈深厚，他所在的農場也因為地理位置安全，逐漸成為了我黨與先進人士的聯絡點。
1945年，此時曆經數年的抗戰，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謝漢光也輾轉來到香港，與方方等人取得聯系，這其中經過幾番考察，意識堅定的謝漢光終于得償所願地對着鮮紅的黨旗，舉起自己的拳頭，宣誓入黨宣誓儀式，正式成為了共産黨員。
随着抗日戰争的勝利，台灣得以重回祖國懷抱，為了在後續進一步對台灣的形式進行了解，中共中央立刻向台灣派遣了大量的幹部，以用于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建設。
而在同一時間，謝漢光曾經的老師也即将趕赴台灣擔任林業試驗所所長。此時的他突然想起了，在大學中成績優異的學生謝漢光，在他看來如果将這個學生帶上，一定能讓他就此謀得一份好差事，也能彌補自己到台灣時無人可用的空缺。是以在出發前，他專程緻電一封，邀請謝漢光一起到台灣工作。
此時經過精心教育訓練，謝漢光已經具備了成為一名合格的地下黨員的能力，而此時台灣建設根據地急需人手建設。是以，當謝漢光将自己老師給自己來信的消息上報組織後，組織認為這是謝漢光入台好的機會，于是決定将他派往台灣為黨組織建設做貢獻。
而此時，謝漢光剛剛成親9天，看着淚眼婆娑的妻子，謝漢光很是不舍，但是在被妻子問及要做做何事的時候，謹記組織交代的謝漢光隻是連連搖頭，給妻子抹去淚水後表示“我很快就回來”。
此次前往台灣将會面臨什麼，又或者能否活着回來謝漢光一概不知。但是，他很清楚，組織需要自己，是以他還是一往無前地離開了。
在抵達台灣後，謝漢光在老師的安排下進入了台灣省林業試驗所蓮花池分所，并借由這一身份掩護自己的地下黨工作。
在謝漢光到達不久後，蔡孝乾也在中共中央的任命下，被調派到了台灣擔任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這其中，在蔡孝乾的組織上司下，地下黨在台灣的工作全面展開。在這裡他們先後建立了中共台灣學生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高雄市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等組織。
此時謝漢光的老師已經離開了林業試驗所，在離開之前，為了讓學生能得到更好的發展，他還動用自己的人脈，将謝漢光推上了所長的位置。随着地位的水漲船高，謝漢光擁有的權利也随之增大，做地下黨工作也更得心應手。
不久後，謝漢光突然收到組織資訊，蘇慧大姐表示“你有一個校友很快也要到台灣，如果可以請你幫他安排一個工作盡快安頓下來，友善他能展開工作。”
1947年，蘇慧口中的張伯哲如期抵達，作為同校友，又算是廣東老鄉的兩人一見如故。謝漢光十分高興，他先是将張伯哲安頓在自己家中，而後又借以張伯哲也曾與自己就讀同一專業等為由，将他安排在了所裡擔任科長。
除此之外，陳仲豪、徐懋德等人還在謝漢光的幫助下，得以見到在基隆中學擔任校長的地下黨同志鐘浩東。在台灣安頓下來後，他們借用基隆中學教師的身份，創辦“海燕讀書社”帶領學生一起閱讀進步書記，宣傳新思想，發展地下黨勢力。在謝漢光的幫助下，台灣地下黨工作得以有條不紊地快速開展着。
“二二八”事件
此時正值國共内戰最激烈的時刻，随着我軍一路勢如破竹，國民黨政府在戰場上損兵折将，原本勝券在握的蔣介石，也因為國民黨有戰略進攻被迫轉為戰略防禦變得暴躁不安。
而遠在台灣的地下黨人數也從原來的70多人發展到了900餘人，這其中從日本人手中接過台灣政權的國民黨，非但沒有按照台灣群眾所期望那般讓所有人得以從封建殖民中脫離出來，反而是變本加厲的對之進行壓迫，隻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就讓所有台灣人民對于國民黨積怨深厚，“二二八”事件也是以爆發。
再次之後，國民黨快速派兵對台灣進行鎮壓，大量的學生與人士遭到屠殺，這也導緻了至此以背景灣長達38年的戒嚴。這其中，為了在國民黨草木皆兵的時刻不被暴露，1947年12月，謝漢光積極與自己的同僚做着研究，并一起在相關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林分調查與初步研究》的論文。
光明報
可是，在台灣地下同志與國民黨鬥智鬥勇之時，更加嚴峻的問題還是出現了。這其中，陳仲豪、徐懋德等人為了向台灣人民宣傳新思想，經常在基隆中學旁邊的一個掩蔽山洞裡印刷《光明報》，起初這些報紙隻是在民間散落，并未被國民黨人發現。
但是随着時間進入1949年，我黨已經在三大戰役中将國民黨盤踞在大陸的主力部隊盡數消滅，我黨倘若就此将台灣解放，那麼這将會真正實作全中國的解放。
同年6月，在解放戰争進入尾聲之際，《光明報》刊登了我軍在三大戰役中奪得勝利的新聞，并一連印上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台灣将解放，同胞們做好準備”等智語。
一時間，《光明報》在整個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甚至在很多公共場所都有這些激動人心的攻台智語的出現。在這一事件爆發的一個月後，曾有人将自己撿到的一份《光明報》上交給時任台灣主席的陳誠。陳誠看到後臉色十分不好看，早先自己在大陸時在東北慘敗，而今又在自己的眼皮下出了這樣的岔子，他不敢怠慢，連忙将這一資訊上報蔣介石。
在知曉這一情況後，蔣介石勃然大怒，此時在大陸已經沒有他容身之所，他在早先就曾一再與人強調“隻要有台灣在，自己一定能卷土重來”，是以此時如同喪家之犬的蔣介石，當即召集國民黨的各個高層開會。
在會上，蔣介石一連數次拍桌，痛斥這些将領的辦事不力，要求他們在限定期間内破獲中共《光明報》的主謀。
蔣介石的一聲令下，台灣陷入了白色恐怖中，各個特務、警備隊全都出動，而這其中高雄警備隊在捕獲的幾個台灣大學生口中獲知，基隆的校長以及在校内有衆多教師是共産黨員，而《光明報》就是從這裡傳出的。
得知這一消息，大批特務将基隆中學團團包圍，攪得所有人惶惶不可終日。而這其中，陳仲豪得以僥幸逃脫，而後幾番趕路才得以來到位于高山林海中的林業試驗所找到謝漢光。
不久，在其他地下黨員的幫助下，陳仲豪手持“林辰康”這一假身份證，由其表弟幫忙購買抵達汕頭的機票，随後由“老洪”的護送，這才得以脫險。
但就在所有人思考着，究竟要怎樣才能将台中地區被破壞的地下黨組織重建起來的時候，新的噩耗再次出現。随着基隆中學這一地下組織的摧毀，國民黨在蔣經國與有着“活閻王”之稱的谷正文上司下，開始用更殘酷的手段，對我黨在台灣的活動進行鎮壓。
1950年，谷正文通過滲透到高雄市工委的特務處，抓到了台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随後又從這條線抽絲剝繭，挖出了蔡孝乾的身份。盡管在這其中蔡孝乾得以僥幸逃脫，卻不幸遺留了一本記載着“吳次長”3個字的筆記本，這一極度敏感的資訊導緻我黨駐紮在國民黨心髒的吳石被暴露，并連同他的副官等人一起被槍決。
而後，随着蔡孝乾再次被捕入獄，本就貪圖享樂意志不堅定的他選擇了叛變，至此省工委武功部部長張治中被捕、宣傳部部長洪幼樵也在撤離的途中，因為蔡孝乾的出賣被抓。随後，在台灣潛伏的1800餘人也陸陸續續是以入獄。
在敵人即将出動兵力對謝漢光抓捕的過程前，一個陌生人急匆匆拿着張伯哲送來的信件，趕到謝漢光處，要他緊急離開。
收到信件後，謝漢光馬不停蹄地仗着自己對地形的了解，撤離到了台中畜牧場。然而經過打聽，謝漢光卻發現自己的老同學梁铮卿被不幸抓捕，就連張伯哲等人也埋沒了蹤迹。
3月29日，台中警察局又放出了所謂的“匪華東局潛台組織梁铮卿等叛逃案”。最後謝漢光被國民黨列為了追查要犯，要求各個部門加以注意。
謝漢光知道，恐怕此時所有地下黨同志都陷入極境了，而今的他隻能依靠自己，于是他按照信件上的潛伏意見一路逃到了台中南屯村，而後又在同學的掩護下，來到台東。
這其中，一個名叫楊溪伯老漢，對于這個行色匆匆的年輕人十分奇怪，他連忙出聲叫住了謝漢光“小夥子，你是誰，為什麼要到這裡來？”
謝漢光連忙答道“我是國民黨軍，但是在軍隊裡實在待不下去了，剛從國民黨軍隊裡逃出來的，但是沒有戶口怕國民黨查，是以隻能逃到這裡，不知道老伯能不能給我隻條生路。”
聽完謝漢光的話，楊溪伯看他可憐就把他帶回了家，但是因為擔心國民黨可能會有追兵前來檢查，連累他的家人，是以又在妻子兒女的強烈要求下，連連向他道歉，把他帶到了20裡以外的深山裡。
然而，這裡的村長在看到突然多了一個陌生面孔的時候，連忙喝止了謝漢光“诶诶，你是誰，為什麼突然闖進我們村裡，快走！”
謝漢光再一次向解釋了自己國民黨逃兵的假身份，随後掏出兩枚金戒指，說要送給他，見錢眼開的村長動搖了，随後又在謝漢光的一再請求下，答應讓他住了下來。
為了給他解決沒有戶口的問題，村長決定讓他頂替村裡有個早年上山失蹤已經很久的村民葉依奎，并幫他辦理了身份證和戶籍。就這樣，來自廣東的謝漢光正式成為了台東山胞的農民葉依奎。
在此後的數年間，謝漢光一直頂着假名生活。可盡管如此，他也無時不刻地關心着台灣地下黨組織的消息。但此時國民黨已經敗逃台灣，對于大陸更是虎視眈眈，想知道大陸的消息更是奢望。
慢慢的，謝漢光逐漸和村裡的人熟稔了起來，村裡人看他孤身一人，想要給他說一門親事，但是卻被他毫不猶豫的拒絕了。此時的他依舊想念着老家裡的妻子，并且他相信隻要他堅持下去自己一定能重回組織，看到紅旗高高飄揚的一天，而這一等就是38年。
1987年，随着蔣介石的去世，在中央的幾番争取下，兩岸的關系終于得到緩解，并開放了探親限制。此時謝漢光已經70多歲了，擔心自己如果再不回家恐怕就真的要留在台灣的他，第一時間提出了申請，而後拿着葉依奎的身份證回到了老家。
幾經輾轉，謝漢光打聽到了妻子曾秀萍消息，并在努力地尋找，終于得以和老妻團聚。而在這其中，謝漢光才知道早年和他一起共同戰鬥過的許多戰友都犧牲了，而他的身份也随着這些人的離世，成了無人可證的“曆史”，是以在起初當地的政府隻是将他當成了回家投親的普通困難台胞，每個月發放20元的補助。
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謝漢光通過多番打聽，得知曾經在台灣基隆中學任教做地下黨的陳仲豪還活着。在女兒的陪同下，謝漢光與陳仲豪兩人在曆經生死後，終于得以再次相見，在這其中，謝漢光将自己是如何逃到台東又是如何成為葉依奎的經過一一同陳仲豪講述，為此陳仲豪眼含熱淚，緊緊的握着謝漢光的手，連連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了解到謝漢光遇到的困難後，陳仲豪聯系了一同在台灣工作過的徐懋德，并在謝漢光的要求下，為在國民黨手下犧牲的張伯哲辦理烈士榮譽手續。經過衆人的幾番努力，徐懋德終于收集到證明材料，轉交中央。
對于這些為中國做出巨大貢獻的功臣，中央十分重視，并派出中組部的一位司長級的上司，專門負責此事。
終于，在1994年，為新中國奉獻了一生的謝漢光的身份終于得到确認，中央為他恢複了黨籍，補辦離休手續。
但很遺憾的事情是，1996年，謝漢光老人在家中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