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弟子規》及其作者
清軍入關，定都北京後的第二任皇帝康熙于1462年繼位。親政後的康熙皇帝，治權臣，平三藩，抗沙俄，降蒙藏，收台灣，武功卓越，将大清版圖擴充至西伯利亞。他采取民族和解政策，重用漢臣，大力推廣普及漢族傳統文化，安撫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論基礎，編篡了漢語《康熙字典》，八旗子弟學習漢文化蔚然成風。康熙本人的漢語水準及漢語書法造詣頗深，堪稱大家。在他的文治武功下，中華民族拉開了“康乾盛世”的大幕。
在此曆史背景下，有一個山西绛州人叫李毓秀（生于清順治七年，卒于雍正六年），屢次鄉試不第，以秀才身份創辦私塾，開館授業，借以謀生，并終生以此為業。執業嚴謹的他，認真研究兒童啟蒙教育特點，結合平時教學實踐，用通俗的語言編寫了一部兒童啟蒙教材《訓蒙文》，後經修訂改編，更名為《弟子規》，流傳至今，成為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齊名的兒童漢語啟蒙教材。
二、主要内容及特點
《弟子規》以《論語》“學而”篇中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之”為主題，根據康熙時期社會的倫理道德标準，結合兒童啟蒙教育的特點，将弟子居家、外出、待人、接物、學習等五個方面應該具備的行為規範，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編寫成教材，這就是《弟子規》的主要内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愛，是展現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經典之作。
《弟子規》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将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與兒童啟蒙教育有機結合起來，寓道德教育于識字教育之中，讓兒童在識字的過程中，接受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并成為指導、衡量自己言行的标準。可以說，《弟子規》是一篇很好的儒家德育教材。
二是通俗易懂，道理淺顯。沒有引經據典如《三字經》，沒有之乎者也如《論語》。有的甚至口語化，如“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易懂易行。
三是朗朗爽口，便于記憶 。全文三字一句，二句一韻。如“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等。
《弟子規》作為一篇兒童啟蒙教材，它比《三字經》淺顯易學，比《百家姓》有思想性。是以問世以來深受歡迎，廣為流傳。民國時期各地私塾多采用此課文。李毓秀一生教書育人，是以文而名留青史。
三、《弟子規》學習的現實意義
《弟子規》面世三百年了。我們今天學習它，仍覺得内容新鮮、實用。對我們作弟子的，如何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如何待人接物，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它所宣揚的“孝、弟、仁、愛 ”思想，已深入到中華民族的思想深處，成為我們依法治國、以德治國，衡量 社會是非的一個重要道德标準。是以，近幾年包括《弟子規》在内的國學教育在一些機關、學校、企業受到重視，确有其社會基礎和現實需求。《弟子規》所宣揚的儒家道德理念必将在中華大地薪火永傳。
一、孝敬父母已成為中華兒女的全民共識。今年國家又修改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以立法的形式，規定兒女必須常回家看看。以法律的形式将孝敬父母納入全民行為規範。不孝，就是違法。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可見“孝”在中華民族心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二、友愛兄弟，尊敬師長是維護社會秩序、安邦治國的基礎。《弟子規》中所說的“弟子”兩字，含義寬泛。它是指子女、兄弟姐妹、學生、徒弟、下屬等。我們每個人既是為人父母者，同時也是為人子女，為人兄弟姐妹。在機關我們是員工，是下屬。《弟子規》對如何規範“弟”的所為，作了許多明文告示，這一部分是《弟子規》中的重頭戲。《出則弟》、《謹》、《信》這三篇都是教我們如何作“弟”，如何待人接物的。如“兄道友，弟道恭” ,“财物輕，怨何生”，“言語忍，忿自泯”，“年方少，勿飲酒，飲酒醉，最為醜”等。《論語》中的“弟”，等同于現代漢語中的“悌”，意為“弟弟服從哥哥”。推而廣之，就引申為：員工服從老闆，下級服從上級。是以《弟子規》中“出則弟”等篇章，就是作者遵照儒家思想，強調長幼、上下順序，強化層層服從意識，以此保證社會的有序、穩定。在當今社會，我們需要這種社會秩序。否則，長幼不分，上下不分，“國将不國了”！
三、 仁愛待人待物。仁愛仁慈之心是人類文明的标志，是人類良知的反映。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到西方的基督教，東方的佛教，都提倡仁愛。因為互相殘殺，是兩敗俱傷。人類就是在殺戮中不斷總結、反思而逐漸成長、走向文明的。現在仁愛仁慈不僅是一個社會文明與否的标志，也是一個人道德水準的反映。仁愛之人肯定深孚衆望，受人尊敬。《弟子規》中所宣揚的“親仁”、“泛愛衆”思想，正是人類這種文明思想的展現，雖三百年過去，仍光芒閃耀，給人啟迪。
當然，由于受社會發展水準和曆史的局限，《弟子規》中有些理念、提法現在已不适宜了。如“喪三年”，“居處變”，“酒肉絕”等等，現在已很難做到。又如“揚人惡，即是惡”，也有明哲保身、缺乏正義之嫌。這些糟粕需要我們在學習中加以鑒别、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