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的司法實踐中，很容易被“誰受傷誰有理，誰還手誰倒黴”的思維影響。這種思想大多出現在一些不懂法，或者法律意識淡薄的人身上，本着訛詐無成本的想法， 無論事故意外的責任在哪一方，都找人索賠。
最後釀造的後果就是，人性淡薄，社會越來越冷淡，遇到跌倒在地的老人，沒有人敢去攙扶，遇到落水掙紮的孩子，沒有人敢去救援。是以為了徹底擺脫這種風氣，法律必須對碰瓷訛詐者嚴懲不貸，同時也要還所有無責任者一個清白。
河南省内鄉縣中級人民法院于9月10日開庭審理了一起糾紛案，案件中的雙方是内鄉縣某醫院一級醫院裡的病人王某。據悉2020年6月，王某不慎摔倒，被家屬送到醫院就醫，經過醫生的診斷後發現，王某因為脊髓損傷，造成了癱瘓。
為了進行治療，王某當天交了1300元醫藥費。但是在治療的第二日，王某就在朋友的陪同下私自離開醫院，并溺亡在當地附近的河道中。經過警方的調查發現，王某屬于自殺溺亡，死前還留下來遺言，不希望自己的病連累家人。
可王某的家人卻認為，王某的死醫院要負全部責任。因為醫院對王某看管不嚴，導緻其私自離開醫院，最後溺水身亡。可醫院卻認為，王某出院前已經辦理了出院手續，且醫院在王某出院前對其進行了勸誡。
但王某依舊要求出院，并在朋友的陪同下離開醫院，是以醫院自王某辦理出院手續後，便與王某沒有關系，是以王某的死和醫院并無相關責任。雙方争執不下，最後王某的家人将醫院方告上法庭，索賠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總計費用70萬元。
對此法院是如何判決的呢？法院經過審理認為，王某本身已經成年，且屬于完全民事責任人，辦理出院手續後，就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王某的死屬于自殺，和醫院并無因果關系，是以醫院并不需要為王某的死承擔責任。
最後法院駁回了王某家屬的上訴和索賠要求，宣判法院無責。我國法律講究因果關系，如果醫院方和王某的死有因果關系，那麼醫院自然要為其負責，但很顯然王某的死和醫院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根據我國《民法總則》規定：十八周歲以上的自然人為成年人。成年人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十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被認定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依法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是以王某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他為了不連累家人而選擇自殺，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并沒有人逼迫其自殺，是以王某自殺的責任在其本身。
作為醫院，雖然也有自己的安全保障義務，但是法律所規定的的保障義務，隻對和醫院打成合同的患者生效。自王某簽訂出院手續時，他就和醫院解除了合同，是以醫院并沒有對他的安全保障義務，雙方也沒有了法律上的任何利害關系。
綜上所述，王某的死與醫院無關，而王某的家人利用王某的死，對醫院進行訛詐索賠，其行為甚至涉嫌構成敲詐勒索罪和詐騙罪。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實施恐吓、威脅或要挾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進而構成犯罪。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隐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這兩項罪名都是刑事犯罪，詐騙公私财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财産。
而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
達到數額較大起點的，或者兩年内三次敲詐勒索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達到數額巨大起點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達到數額特别巨大起點或者有其他特别嚴重情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點。
除此之外，如果王某的家人有鬧事，或者打砸醫院，破壞醫院正常營業的行為，也有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尋釁滋事罪是指行為人實施肆意挑釁，随意毆打、騷擾他人或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财物等行為，或者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了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損害結果，進而構成的犯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綜上所述，“誰受傷誰有理”的說法，在法律中并不存在，法律講究的是證據和因果關系，并不是誰會鬧誰就有理。如果不分是非，認定誰受傷誰有理，誰還手誰遭殃，那麼不僅社會會受到影響，人心也會被荼毒。
是以我國各地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堅決講究證據和因果關系，杜絕不良風氣的誕生。也正是如此，才有了類似河南内鄉縣法院作出的合理判決。隻有如此才能夠從根源上斷絕訛詐勒索事件的發生，還人民大衆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