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書藝公社、語言春秋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是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锢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是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面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于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種書對于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确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裡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是以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因為在黨锢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是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将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麼話？是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随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産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是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别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于何處何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贻塵謗于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是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于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不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是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桢，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于亂者特多，于是為文就不免帶着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裡有論孔融的，是以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對别人譏諷，隻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沖突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是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是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樣，隻要在瓶内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甯可給别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祢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讨厭他，是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是以産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是以不能不服藥。
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别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是以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是以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是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雲：“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是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是以五石散一名寒食散。隻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友善，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是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是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扪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是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是以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是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是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裡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谧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是以也會變成癡呆。是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是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裡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是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态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态，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号。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裡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将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是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是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是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隐而不顯的。宋的顔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裡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随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是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内心，卻不知道。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态度是随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是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态，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擡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緻，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着，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别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别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系，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說明：本文為魯迅先生任教中山大學時的一篇著名演講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闆上寫着的這樣一個題目。
* 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發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
* 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 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1927年7月18日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魯迅這篇演講是在7月23日、26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魯迅1928年12月30日緻陳浚信：“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