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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公名息姑，為伯禽七世孫，惠公之子，聲子所生。先是，惠公元妃為宋女孟子，孟子死後以聲子為繼室而生隐公。後來，惠公又娶了宋女仲子，本來這是作為父親的魯惠公為兒子魯隐公挑選的妻子。據說，仲子為宋武公之女，仲子出生時，“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這大概如吳曾祺所說：“魯，手文或有似之者。曰‘為魯夫人’，乃家人見其異而私議之辭。”
原本作為儲君繼承人的魯隐公，卻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仲子卻是以成了魯惠公夫人，後來還生了桓公。隐公在惠公死後攝政當國，而不稱即位，實有誠心在焉。實際上，這是周代傳統的宗法制度在起作用。
隐公未攝位前，桓公已在惠公之時被立為太子，惠公死後，此時桓公亦然幼弱，故隐公暫攝君位。隐公攝行國君之政期間，緻力于魯國的内政與外交。攝位之後，便欲求好于邾；又求成于宋，與之通好，繼而與戎、鄭、齊也相繼交合。隐公十年(前713年)，還與齊、鄭聯合伐宋，“敗宋師于營”，取郜、防二邑。用清人馬骟的話說，這時的魯國“用師宋郊，連兵許國，直于齊僖、鄭莊并駕中原”。
另一方面，隐公始終恪守攝位之義而無所違離，不僅居攝而不行即位之禮，與鄰國講求修睦之誼，而且父改葬不臨，母沒不赴，衛侯來會葬時不見；魯大夫衆父卒時，隐公也不與小斂，而大夫卒而國君親視小斂乃當時之禮，春秋時魯君率能行此禮。隐公不行此禮，或系自謂攝位，謙讓而不以國君自居。
隐公既長且賢，攝國當政，他南面數載，實無甚敗德。他在行君位之政時笃守居攝之義便是很好的說明。他的生母聲子去世後，既沒有給諸侯發訃告，安葬後也沒有回到祖廟号哭，更沒有把神主放在她婆婆神主的旁邊，《春秋》隻稱其為“卒”而不稱“薨”，隻是因為她是隐公生母而稱之為“君氏”。桓公母仲子死後則不然，隐公五年九月，特為她建成了宮廟。在祭廟獻演萬舞時，隐公特意詢問了執羽舞人的人數，以能合于禮法。
不過，據記載，隐公也有過一次違禮的行為。五年春，隐公打算到棠地(今山東魚台境内)觀魚。臧僖伯極力加以勸阻，說：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然而，盡管如此，隐公仍以“吾将略地焉”為借口，到棠地“陳魚而觀之”。當時，隐公往而觀魚時，僖伯稱疾不從。僖伯去世時，隐公痛心地說道：“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于是加一等級安葬僖伯。
隐公攝政10餘年，桓公已經長大。是以，隐公打算把國君的位子交給他。并讓人在菟裘(今山東泗水北)建築房屋，準備養老了。
然而隐公沒有想到，突然蕭牆生變，自己連性命也賠了進去。原來，魯國宗室有一位公子翚，字羽父，此人一向恣意專行。
隐公四年諸侯伐鄭時，宋公使來魯國乞師，隐公推辭了，他卻固請以師會之。隐公十一年(前712年)，為了求得太宰的官職，他又請殺掉桓公。當聽說隐公欲還位于桓公時，羽父害怕了，便反過來向桓公誣陷隐公而請求殺掉隐公。
隐公還是公子的時候，曾與鄭國人在狐壤作戰被俘。被囚禁在鄭大夫尹氏那裡。隐公賄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鐘巫神之前禱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國，而在魯國立了鐘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鐘巫，在社圃齋戒，住在寫氏處。羽父趁機使人刺殺隐公于氏家中，而立桓公為國君。又把弑君罪名推到寫氏頭上，派人攻打寫氏，枉殺許多寫氏家人。桓公也沒有按照國君規格為隐公舉行喪禮。
對于桓公弑隐公而自立，韓席籌曾有過一番議論：
隐之為君，于義未為不正也。乃欲追成父志，俟桓少長而授國焉。故凡隐之立，為桓公也。為桓公者，宜如何感激報稱，敬愛君兄，面恪遵教訓。乃齒未及冠，逮信賊臣之言，為此篡逆。嗚呼，若桓者，可謂魯之亂臣賊子，而春秋之罪人矣。或曰，翚請殺桓公，隐不聽，翚懼，乃潛隐于桓而請殺之，則桓未與乎轼君可知矣。曰否，隐攝位而将授桓，國人所共知也。桓不有欲速之言，翚何由動心。之請殺桓者，知隐不去桓，而桓将不利于隐也。不然，知隐之讓桓甚誠，何為無端而請殺桓耶?隐聞翚之言，不能誅而讓桓，是隐之過也，東坡嘗惜其不敏于智矣。然猶失之仁柔。若桓聽翚之谮，不能執之以告君，又不以嚴詞禁阻，而其心不可問矣。然猶可诿之初不及料。及君既弑矣，而欣然行即位之禮，底賊不讨，葬不成喪，又何以自解乎?吾嘗疑仲子之祯祥，及輩之請殺桓公為莫須有之事，皆桓之子孫飾詞造作以明其為嫡，而抵其弑逆之罪，讀此篇而益信。
透過這篇議論，桓公之的内情可謂昭昭然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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