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東晉西晉書法——孟雲飛論東晉西晉書法——孟雲飛

<h1 class="pgc-h-arrow-right">論東晉西晉書法——孟雲飛</h1>

孟雲飛，1995年畢業于河南大學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1年考入首都師範大學師從歐陽中石先生攻讀書法專業博士學位，2007年到清華大學藝術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教學和研究。曾任《中華書畫家》學術部主任、副總編、中國書法家協會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國家機關書法家協會主席團成員等。教授職稱，現供職于國務院參事室，并兼任河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泰國格樂大學的碩士與博士研究所學生導師。在《文藝研究》《中國文藝評論》《中國書法》《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150餘篇。

論東晉的墓志

我們說東晉立碑比較盛行，是相對于嚴厲禁碑的曹魏、西晉而言的，但這一時期遠遠不能與東漢立碑刻于朝野的盛況相提并論。其時，一般的官員、士族，因為朝廷的禁止，再囿于财力和地位，墓前未必立碑，但多有墓志埋入墓穴。是以，禁碑之後，墓志幾乎成了墓碑的替代品，墓中埋設墓志流為葬俗。是以我們今天所見的東晉銘刻書迹，主要是墓志。據筆者統計，50餘年來各地先後出土的東晉墓志有30餘方。這些墓志所涉及的内容比較豐富，是研究文字、書法的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這些墓志大緻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一、這些墓志的出土地點相對集中，絕大部分出土于都城建康所在的今南京及其毗鄰的鎮江、馬鞍山、吳縣等地；二、從墓主的身份來看，他們大多數社會名望和地位都較高，不是出自南北名門望族，就是屬于皇室宗親，鮮有身份低劣者；三、墓志的用料一般為磚質、石質，也有一些是鉛、錫等材料的。

從刊刻的情況看，東晉墓志明顯可以分為三類：

一、刊刻精細工整者。這類墓志數量較多，一般都有界欄，字間劃界格或豎線欄，镌刻工整，行距和字距排列整齊。筆劃嚴謹，橫畫起筆方截，筆劃成方棱狀，筆力遒勁，骨氣雄強。結體方正，字形端莊，缜密古雅。這類墓志包括《張鎮墓志》、《王興之墓志》、《李摹墓志》、《王建之及其妻劉氏墓志》、《王敏之墓志》、《溫峤墓志》、《謝鲲墓志》、《李緝墓志》、《謝氏墓志》等等。

二、刊刻粗糙随意者。這類墓志數量較少，率真自然，任性而行，一般沒有界格，筆劃或長或短，字形或大或小，随意性強，似乎未經書丹和謀劃布局，由工匠直接奏刀上石（磚），刻寫随意草率，筆劃常常出現錯誤。如《徐氏墓志》中的“縣”字，右邊的筆劃就是明顯的錯誤，再如《劉庚之墓志》中“劉”字的左邊就多刻了一橫畫。此類墓志的文字大多還具有一定的行書意味，如《顔謙婦劉氏墓志》中那種比較圓轉的折筆與王羲之早期行書《姨母帖》有諸多相通之處；《孟府君墓志》、《謝球墓志》中多有省筆和連筆的現象。大緻可以歸為這類風格的墓志還有《劉庚之墓志》、《徐氏墓志》、《李纂妻何氏墓志》、《卞氏王夫人墓志》、《王德光墓志》等等。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在同時期中，楷書對“銘石之書”影響日深，同期定型的行書亦當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

三、書刻的精整程度介于前面兩種之間。如《謝溫墓志》、《高崧墓志》、《顔謙妻墓志》、《卞氏王夫人墓志》、《宋乞墓志》等等。這類墓志對界欄的要求并不嚴格，如《宋乞墓志》就是有行界而無字界；如《謝珫墓志》雖有界格，但字形卻大小不一，時有筆劃躍出界外；《高崧墓志》，盡管無界格，而字距卻排列十分整齊。總之，這類墓志書風率真質樸，又不失一定的規矩，講究書寫法則，但又不為法則所囿，筆劃堅實，媚中帶骨，隽秀中蘊藏着一種端莊淳樸，字形欹正參差，時縱時斂，排列更為随和而顯得行氣自如，變化多端而不失和諧統一之美。通過對這三類墓志書刻情況的大緻考察，我們可以推測，第一類墓志應為熟練的專業刻工造設，第二類墓志是普通匠人率爾操觚之作，第三類墓志或許是熟練刻工 “無意于佳而佳”的作品，是以這幾類墓志的書法風格也自然不同。

東晉的墓志書體多樣，既有平正謹嚴的隸書，亦見兼雜楷意或篆意的隸書，而且還有略具隸意或行意的楷書。東晉墓志的書體可謂千姿百态，隻有風格相近者，而絕無書迹完全相同者。除了《謝鲲墓志》等為數不多的幾塊是比較嚴格的隸書以外，絕大多數書體都是介于楷隸之間的書體。另外還有一些行書和楷書墓志，不過數量極其有限。

第一類是基本延續曹魏、西晉隸法者。這類隸書，筆劃瘦硬，筆鋒尖露，特别強調橫畫和捺畫收筆處的波挑，但字形已經由寬扁而趨于長方，個别筆劃也帶有明顯的楷意，如撇畫收筆的出鋒等。這類墓志所見有《謝鲲墓志》、《溫峤墓志》、《張鎮墓志》、《晉恭帝玄宮志》等。如《謝鲲墓志》，此志為發現的東晉墓志中最早的一塊，其時雖已通行楷書，而志作隸書，以顯莊重。字型扁方而結構不太嚴謹，筆劃舒展自然，波挑分明，撇與捺的收筆向上翻挑。此墓志的筆體與西晉《皇帝三臨辟雍碑》相似，較多地保留了漢隸質樸的氣息，漢隸韻味尤濃。總之，此類墓志書刻非常認真，皆一絲不苟，結體規整有序，書法樸茂古拙，用筆遒勁，體态平扁，波挑明顯，與早期漢隸一脈相承。

第二類數量很多，大緻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按照同類相近的原則，我把它們分作隸楷和楷隸兩種。

（一）首先是隸楷，它是指以隸書為主，兼有一定楷書筆意的書體。此類墓志數量不少，比較典型的有《李緝墓志》、《李摹墓志》、《李纂妻武氏墓志》、《王興之墓志》、《王閩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王建之墓志》、《王建之妻劉氏墓志》、《劉庚之墓志》、《謝氏墓志》等等。在這些墓志中由于具有楷書筆意的多寡而又有一些差别，如《王建之墓志》（附圖，見劉濤《魏晉南北朝書法史》之243頁），其書體介于隸楷之間，橫畫雖有波挑，但波挑收斂，體勢明顯具有一定楷書的特點。其中有的字隸意濃厚，與漢隸十分相近。又有個别字具有明顯仿古的篆書遺意，極富有裝飾性，實屬罕見；《王興之墓志》、《王閩之墓志》和《王丹虎墓志》三塊墓志，均以方筆為主，結體雖然也不乏扁方者，但橫畫大多已無明顯的波挑，章法、結體都較大程度顯現楷書特點，屬于隸書向楷書的過渡體；而《李緝墓志》、《李摹墓志》和《李纂妻武氏墓志》三塊墓志，皆與漢隸相似，體态取橫勢，以扁平為主，橫畫多波挑，用筆方圓兼備，但字形較一般隸書略長，微具楷書筆意。

（二）其次是楷隸，它是指以楷書為主，兼有一定的隸書、甚至行書筆意的書體。此類墓志很多，所見比較重要的有《宋乞墓志》、《顔謙婦劉氏墓志》、《王康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謝溫墓志》、《虞道育墓志》、《謝球墓志》、《蔡冰墓志》、《黃天墓志》、《王德光墓志》、《何氏墓志》等等。在這些墓志中，相比較而言，書刻工整者大都具有一定隸意，書刻随意者則明顯帶有一定的行書筆意。

隸意稍重者如《高崧墓志》、《謝溫墓志》，這些算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字型方整，結構謹嚴，運筆圓熟疏放。其字型間架結構雖屬楷書，但在形态上仍然保留着隸書的一些特質。從這些墓志的絕大多數字來看，結構上已經是純粹的楷書，用筆方面，如橫畫的起筆斜截入，收筆改上挑為下頓，豎畫多作懸針或垂露狀，豎鈎處改隸書的彎弧為趯挑，以及撇畫的出鋒，捺畫的一波三折等，也顯示出相當成熟的楷書法度。《謝溫墓志》中的“夫人會稽謝氏”六字，與傳刻的锺繇小楷或王羲之臨锺繇小楷書，幾乎很難差別。而《高崧墓志》中的“年、廿、十、一”等字的長橫畫，起筆斜截而入，收筆向下頓按，中間輕提而過，已經俨然是唐代成熟的楷法。

行書筆意稍重者如《顔謙婦劉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仚之墓志》、《劉媚子墓志》、《孟府君墓志》等。這類行書筆意較重的墓志都是磚刻，書刻都比較随意，大多是在磚燒前的軟泥坯上書刻而成，筆劃不加修飾，中間粗而首尾尖細，結構上隸楷雜陳，整體風格類似于王羲之《姨母帖》那樣早期行書，如其中《孟府君墓志》共有五快，從書法風格上看，似乎是由不同達到兩個人書刻而成的。字形大小參差，似信手镌刻，毫無矯揉造作之态，但書法卻率真質樸，别具一番風味。雖楷化程度較重，而一些筆劃又略具行書筆意，同時某些筆劃似仍具有一定隸意。還有一塊《謝球墓志》，書刻極為粗糙，有點類似于後世印章上随意刀刻的行書邊款。

由于一塊墓志之中往往含有不同的書體，甚至一個字型竟存在不同筆意，是以對六朝墓志書體的分類隻能是相對的，尤其是第二類墓志，它們之間隻存在隸意、楷意孰強孰弱的問題，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嚴格界限。綜而言之，同一時期東晉墓志往往多種書體共存發展。如永初二年（421年）的《晉恭帝玄宮志》書體為森嚴峻整的隸書，而于此同年的《謝珫墓志》和晚此四年的《宋乞墓志》則已為略具隸意的楷書。顯然，這種同一時期墓志書體和書風的差異，應與書體演進沒有多大關系，而更有可能與書、刻者書技的優劣和對某一書體的偏愛有關。這種情況在東晉時期家族墓志書法中表現得更加突出，例如在呂家山出土的李氏家族的墓志就與在象山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在書法風格上存在着明顯的差别，之是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應該與兩個家族墓志書寫者的審美意趣密切相關。此外，同一時期東晉墓志書體的差異可能還與書丹和刊刻情況有關。大體而言，凡未經過書丹或刊刻随意者，其書法多保留一定手寫行書的筆意。反之，則書法刻闆工整，少見行草筆意。

總而言之，從宏觀上看，東晉墓志書法又是沿着大體一緻的軌迹發展演進的。依據墓志書體風格特征的變化，大緻可以将東晉墓志書體的演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東晉早期，主要流行第一類隸書墓志。這一時期墓志數量雖然不多，但書體卻整齊劃一，除《張鎮墓志》的書體微具些許楷意韻之外，其餘皆為波挑明顯的隸書，如《謝鲲墓志》、《溫峤墓志》、等。第二階段從東晉中期到末期，主要流行楷隸相雜的墓志。這一時期墓志數量大大增加，書體複雜多樣，既有《李緝墓志》、《王建之墓志》一類以隸為主略具楷書或篆書筆意的書法，又有《謝球墓志》、《謝溫墓志》一類以楷為主略具隸書、行書筆意的書法。不過，這些隻是對東晉墓志書體簡單的、相對的劃分，書體演進的實際情況是十分複雜的，它不是一種除舊布新的過程，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新舊并存的狀态。一種新書體産生後，舊書體并未消亡，而完全有可能因書者個人喜好長期使用。

論西晉的隸書

隸書是古代漢字書體之一，是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的第二大書體，隸書之名最早見于東漢。但隸書究竟起源于何時，的确很難斷言。班固《漢書．藝文志》雲：“（秦）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雲：“秦始皇初兼天下，……大發隸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相傳隸書有程邈所創，漢代蔡邕在《聖皇篇》雲：“程邈删古文隸書。”後人有以為隸書出于大篆者，亦有認為隸書來源于小篆者。諸說盡管不一，但早期隸書多有篆書筆意這是不可否認的。有篆書到隸書是漢字演變史上重要的變革，它是篆書的變體，又是楷書的前身，上繼周秦，下開魏晉。隸書大緻有如下風格特征：其一是在筆法上，在隸書中出現了折筆和出鋒兩大新法，解放了筆鋒，運筆則強調了輕重緩急。在筆劃形态上，點畫亦有粗細變化，變圓為方、變曲為直、調整筆劃斷連、省減筆劃結構等，各種點畫錯落有緻，顯得空前的豐富多彩；其二是在結構上，由于隸書的筆勢明顯地帶有左掠右波的趨向，而筆勢又與結體互相影響，是以左右開張的筆勢則促成了隸書字形趨于扁平、結體偏于橫勢。這樣，左右分馳的筆勢，與扁平的結構，互為因果，相輔相成，造成了隸書特有的風貌。由于隸書筆法和結體上的特點，隸書在布局章法上也形成了與其他書體迥然異趣的特色，即每個字的中心分布雖然大緻均勻，但因為筆勢向兩側伸展，字形扁形，故字與字間的距離大于行與行間的距離。隸書突破了六書的造字原則，奠定了楷書的基礎，标志着古文字時代的結束，開創了今文字的新階段。

西晉隸書具備隸書的基本特點，但也不乏特點時代的獨特個性。

西晉時期，雖然楷書和行書已經逐漸興起，但在莊重嚴肅、正式規範的場合仍然實用隸書，尤其是在碑碣上仍以隸書為正體。今天能見到的西晉隸書書迹大緻有《張光磚志》（泰始元年，265年）、《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潘宗伯閣道題名》（泰始六年，270年）、《太上玄元道德經》（泰始六年，270年）、《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臨辟雍碑》（鹹甯四年，278年）、《魯诠墓表》（太康三年，282年）、《馮恭石椁題字》（太康三年，282年）、《楊紹買冢地券》（太康五年，284年）、《和國仁墓碑》（太康五年，284年）、《王君殘墓志》（太康八年，287年）等三十餘種，此外還有一些墓磚和建築用磚。西晉隸書書迹的數量遠遠多于同一時期的篆書，而且這些隸書書迹的品種非常豐富，包括碑刻、神道題字、墓志、墓門題記、石椁題記、石柱題字，它們大多見于當年喪葬的遺物上。綜觀這些隸書書迹，大緻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隸書的整體風貌。它們不但具有大緻相同的時代、地域、民族風格，而且它們各自在字形、結構、章法上又不乏個性特點。

一、西晉的碑刻隸書

西晉曆時僅僅半個世紀，隸書仍然是這一時期的正體文字，是以碑刻亦多為隸書，書法風格雖然上承曹魏傳統，但程式化更為嚴重。因為西晉明令禁止立碑，是以流傳今天的豐碑巨碣甚少。比較著名的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此碑隸書具有風姿古樸，康有為認為此碑書法“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雲》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見變體源流”；《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此碑書迹，結體方整，挑法呈弧形，筆劃方棱，其波挑的裝飾性較曹魏碑刻更濃，與漢之《孔羨碑》（220年）相似；《皇帝三臨辟雍碑》（鹹甯四年，278年），此碑書法把當時最嚴謹的書法以理想化的字形表現出來。碑字隸書文字完好無損，字形方整，字形稍長，在筆法上除了可以看到有意識的反入及波挑外，還能看到通行時代的筆劃，帶有明顯的楷書意味；《齊太公呂望表》（太康十年，289年），此碑隸書結體中宮緊收，筆劃開張，與晉碑常體稍異，汲取了漢隸正統派的風格，而有漢碑風韻，其書風與魏之《受禅表》絕似。清人劉熙載以為此碑與《孫夫人碑》皆“為晉隸之最”。楊守敬說：“是碑變漢人體格，而一種古茂峭健之緻，撲人眉宇，以之肩随漢魏，良無愧也。自此以後，北魏失之儉，北齊失之豐，隋以下蕩然矣。”總體而言，與漢魏相比，以上這些碑刻都是工整正規，裝飾性很強的隸書。

這些隸書為當時所流行的“銘石之書”，大多書刻工整，波磔分明，橫畫起鋒逆筆，平硬如折刀頭，收筆處鋒芒畢露，結體方整，風格雷同，比如《皇帝三臨辟雍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表》等傳世豐碑，完全承襲了曹魏莊重一路的隸書風格。這些書刻精細的西晉隸書，雖非出自一人之手，使用的地點也不相同，也盡管各個作品體有方扁，筆有肥瘦，技有粗精，但卻有共同的特征。如橫畫起筆的“蠶頭”變成了方整的“折刀頭”，撇畫在收筆處也出方棱角，左右對稱的兩豎不再垂直而是分張外拓；右鈎不再是又長又重的彎鈎而是短小平挑接近楷法。總之圭角呈露，裝飾意味濃厚，是刻寫結合的效果。

二、西晉的墓志隸書

西晉上承曹魏餘續禁止立碑，晉武帝曾下诏曰：“碑表私美，興長虛僞，莫大于此，一禁斷之。”但是實際上，因為西晉皇室司馬氏是儒家豪族，崇尚明教，提倡孝道，注重門閥。統治集團上層生活豪華奢侈的程度比之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仍沿襲曹魏以來碑禁，然而皇室數世“居親喪皆逾制”，上行下效，蔚然成風。當時一些貴族官宦墓葬甚為豪侈，坑中往往設立墓志，其形制為碑之縮影，亦有簡化成矩形的志石，皆精工細刻。

墓志源于東漢，西晉處于墓志發展的初級階段，形式尚不固定。西晉墓志所用字型絕大部分是隸書，隻有極少數是隸楷遞變時期的楷書，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把這些看作是帶有楷書意味的隸書。晉碑傳世極少，而西晉墓志已見者有二十餘中，出土地點幾乎均集中于京畿洛陽、偃師兩地。由于墓志随墓主埋藏墓中，長期在地下未受風雨侵蝕，出土晉代墓志筆劃猶如新刻，不似碑之斑駁破損，故更為金石家、書家所珍視。西晉墓志近年出土較多，其中書法藝術價值較高的有：《張朗墓志》、《賈充妻郭槐柩銘》、《荀嶽墓志》、《華芳墓志》、《石墓志》、《左棻墓志》、《夫人天水趙氏墓碑》、《石定墓志》、《韓壽墓志》、《徐夫人管洛墓碑》、《張永昌神柩》、《樂生墓記》、《魏雛柩銘》、《楊駿墓志》、《馮恭石椁題字》等。西晉墓志隸書粗略來看大緻有兩種不同的風格：

一類是書刻方整端莊者。如《賈充妻郭槐柩銘》（296年）、《徐美人墓志》兩碑點畫工整、方棱，結體疏朗、長方，風格接近曹魏《王基殘碑》（238年），是典型魏晉隸書風格；《荀嶽墓志》（304年），筆劃挺拔遒勁，字形略呈長方，結體工整，書風與《皇帝臨辟雍碑》相似；《華芳墓志》（312年），此志隸書在點畫上變化多端而有姿緻，結構上與晉隸常體稍有不同，生動又不失嚴整的體貌，是很有特色的作品；《石尠墓志》（308年），隸書風格嚴整端莊，在規整端莊的體貌中醞釀着新的風氣，與魏隸《曹真殘碑》有着極深的淵源；《左棻墓志》（300年），墓志隸書用筆出鋒入鋒起止明快富有節律性，字形稍小，書法風格工整莊嚴；《楊駿墓志》（約291年），該志筆法和形态接近漢隸，在《曹全》和《華山》之間，結字工穩似《曹全》，波磔翻飛如《華山》，而且波挑作圓筆；《劉濤墓志》，此志筆劃遒勁健挺，字形方整，和《晉南陽堵陽韓府君神道碑》極為相似。似乎是受到标準化樣闆隸書《熹平石經》和《三體石經》的影響，西晉的墓志隸書點畫拘謹刻闆，蠶頭燕尾和波磔挑法千篇一律，體态懸殊甚小，橫平豎直，基本上都是沿着工整規矩之路發展的。具體來說，這類隸書的風格是：首先是結體趨向長方，體勢縱橫兼及；結體方整，筆劃疏朗而勻稱，往往填足方格四角，這種筆劃結構在墓志隸書中表現的十分突出，書者似乎有以方整顯示其莊重之意圖。其時楷書已經産生，隸書與逐漸興起的楷書互為影響，這一時期的隸書就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楷書的韻味。其次是晉代的墓志隸書其裝飾性意味很強。晉代碑刻隸書點畫起止多以方筆為主，點畫形态呈方棱形，挑法彎曲如弓，收筆多圭角。晉人為了配合碑碣的莊重，是以筆劃缺少變化，而且程式化很濃。由于過分強調方棱的挑法，是以時時顯露出矯揉造作之态，缺乏生機和活力。由于晉代隸書的程式化太濃，變漢代隸書的潇灑自然、變化多端的挑腳為呆闆整齊的挑法，波勢過于方直，起筆尖棱方截，行筆平直，幾乎千篇一律，使風格多姿多彩的漢隸走入窮途。這種程式化的隸書，在書寫時極不友善，隻能用于碑版刻銘之中，是以為新興的楷書所代替，使楷書成為通行的字型，這是必然的趨勢。

另一類是書刻比較草率的隸書。基本可以化為這一類的有《夫人天水趙氏墓碑》、《張永昌神柩》、《樂生墓記》、《魏雛柩銘》、《馮恭石椁題字》等。這類墓志隸書，盡管都屬于草率一路，但筆法和結體懸殊較大。如《趙氏墓碑》（268年）和《張永昌神柩》二者多用圓筆，點畫自然渾厚，天真率意；《魏雛柩銘》（298年），書刻比較粗率，字畫有的單刀镌刻，但隸書天真稚拙，野氣十足，别有一番自然不羁的意趣；《馮恭石椁題字》（282年），此題記隸書用筆遵循漢隸的規矩而不刻意翻挑。結體富于變化，大小不一，有長有扁，似随手題寫，天然野逸而不粗俗，此題記在意韻上與漢隸相通；《杜谡墓門題記》，筆劃渾厚，以方為主；《樂生墓志》（293年），有“折刀頭“的形态，顯然是深受洛陽官樣隸書之影響；《楊紹買冢地券》（284年），是用單刀刻劃而成的一種非常接近筆寫的俗筆隸書，字迹草隸相兼，富有天趣。

三、西晉的磚文隸書

西晉可以說是磚文書法繁盛的時期之一。在當時的地面建築用磚和地下墓室用磚上，皆燒制陽文銘文，内容抑或制磚年月、制磚者姓氏，抑或吉語、祝辭之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多為出土的墓室用磚。從陸心源所輯《千甓亭古磚圖釋》中考察可知，西晉磚文的書法風格上承漢魏磚文遺風而又有新的發展。其書法尚不失漢魏磚豪放渾樸的氣度，并在結體和和筆法上較漢魏磚變化更為豐富。此外，西晉磚文中的别字、異體字日益增多，這也是民間俗書的一個特點，而在這一時期表現尤甚。但又因為民間書工文化不高，書法未經正規訓練，而能“肆無忌憚”，随意出天趣，這是古磚文的最基本的特點。

西晉的磚文以隸書為最多，其磚文書法大多與東吳磚文的體勢、風格和模式、格調相似。而且這一時期的磚文書法中鮮有令人驚異的、風格強烈的作品。西晉磚銘文書法中的隸書新風格大緻有兩種：其一是出現了分行多字數的小字隸書作品。如《元康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磚》，分兩行，有行欄，字數多達三十字，橫向筆劃多短促，書法筆勢順暢，加強了下行勢态，如江河直下，一瀉千裡。另如《元康六年太歲丙辰磚》，亦分兩行格式與前者同，字數多達三十六字。書法則以橫向取勢為基本，與前者不同。再如《晉元康七年八月磚》，分兩行，凡十六字，無行欄，書法筆勢内斂，頗含有真書意味；其二主要表現在幾塊《建興三年孫氏所造磚》上，這種風格的基本特點是，首先是字形橫平；其次是點畫瘦勁；再者是點畫的起筆處常出現折筆以造成連貫勢态。整體看去，在平勻中見悠揚的意趣。尤其是《八月壬戊朔日辛巳孫氏磚》，其上端文字“可久長”和下端文字“永未英（央）”隸書皆自由潇灑，筆劃起筆處的折筆連貫趣味尤為強烈，“久”字的第一筆和第二筆連勢為一筆，頗有行書意趣。點畫以直折和圓轉互動運用，并強調橫畫與捺畫波磔的上翹形态，柔中帶剛，可謂晉磚中不可多得的隸書佳作。

論西晉的章草書風

正象規範化的字型都可以泛稱為“楷”一樣，民間草率急救化的字型都可以泛稱為“草”。但是，嚴格意義上的草書，則始于漢代。現在所說的“草書”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包括章草、今草等。西晉時還沒有今草，當時流行的是具有一定程式化的“章草”。

關于章草之名的由來有漢章帝創始說、漢章帝愛好說、用于奏章說、由于史遊《急救章》說等。其中以奏章之說較為合理。據文獻記載，在西晉稱并無“章草”這一名稱。這一名稱，最早出現于東晉，是王獻之對他父親王羲之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和窮僞略之理，急草之緻，不若稿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易改體”。大概章草這一名稱從東晉開始，在當時是為了與“今草”差別而言的。

章草萌生于漢代，發展階段的章草為“隸草”或“草隸”，這時的章草是隸書的粗率、急速、減省的書寫，此正如王愔所說：“解散隸體，粗書之” ，也就是張懷瓘《書斷》中所說的“存隸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連急救”。章草書産生、發展于隸書時代，堪與隸書相媲美，而獨具特色。章草不僅具有象隸書那樣的裝飾美，波磔靈動，意趣古樸、典雅，而且章草書多使用俯仰相呼應的點和牽連的筆劃，增加字形的流動活潑，這是隸書所不逮的。是以張懷瓘贊美章草書說：“史遊制草，始務急救，婉若回鸾，攫如搏獸，遲回缣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為宜”。西晉可以說是章草的完美成熟期。其标志是結構逐漸規範化，筆劃已經熔鑄隸書的波磔，使章草書從結構到點畫更為美化。波磔的完美可以說是隸書達到成熟的标志，而章草書的發展也随隸書的演變而演變的。因為任何字型都有減省、快速的寫法，這是社會的需要，這正如宋代張栻所說：“草書不必晉代有之，必自筆劄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變成草書”。章草書到西晉，隸書的波磔完美地運用到草書，是以姜夔說：“章草點畫波發，出于八分”。這種波磔的出現，是隸書草化的必然形式，同時也說明草書象藝術化發展，使草書更為美觀。這樣章草書已經發展成熟，達到完美的階段。

西晉是章草盛行的時期，章草書家人材輩出，著名的有衛瓘、索靖、和陸機等，章草的著名作品有索靖的《月儀帖》、《出師頌》和陸機的《平複帖》等。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今山西夏縣北），生于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卒于晉惠帝永康八年（公元220－291年），享年71歲。衛瓘曾任尚書令，後官至司空。他草書學張芝，并參之以其父衛觊法，“更為草稿”。他與索靖同在尚書台任職，皆享有書名。時人稱“一台二妙”。《晉書》本傳載：“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他自己也說：“我得伯英之筋，恒（衛恒乃衛瓘之子，亦為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得其骨，靖得其肉。”唐張懷瓘列其章草于神品之中，并評其書曰：“天資特秀，若鴻鹄奮翼，飄飄乎清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為艱。時議謂，伯玉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衛瓘的書迹現僅存有《頓首州民帖》，其首刻于宋《淳化閣帖》。衛瓘的這件草書，有以下特點：橫筆皆取斜勢左低右高，捺筆都不作波勢，而是向下作内斂的縱引，許多字的末筆向下牽引映帶，如“度、入、欣、裡”等字。他的作品在筆勢上把章草書筆勢由橫向變為縱向，這是他的草稿書最為顯著的特點，這一改變同時也導緻了草書形态的變化。他的草稿書，在筆法、筆意、結體等方面都已經與今草接近，但尚有章草遺意。但由于其功力深厚，故能流便而不輕浮，華美而有深度。非一般善草者所能企及。

索靖，字有幼安，敦煌人，三國蜀漢後主延熙二年生，晉惠帝太安二年卒（公元239－303年），享年64歲。他是草聖張芝之姊孫，少有逸群之量，博通經史，曾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深受名士傅玄、張華器重。曾官尚書郎、酒泉太守，又因為做過征西司馬，故人稱“索征西”。索靖擅長章草，王僧虔稱其：“傳張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虿尾’。”《晉書．索靖傳》謂“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梁武帝評索靖的字說：“如飄風忽舉，鸷鳥乍飛。”張懷瓘在《書斷》中将他的字列為神品，又說：“靖善章草及草書，出于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行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或雲楷法則過于瓘，然窮兵極勢，揚威耀武，觀其雄勇欲陵于張，何但于衛。”宋黃庭堅說：“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黃伯思說：“索将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也有人認為他的書法在有些方面已經超過了草聖張芝，謂“精熟至極，索不及張；妙有餘姿，張不及索。”現在所能看到題為索靖的書迹有《出師頌》、《月儀帖》和收入《淳化閣帖》的《載妖帖》、《七月帖》。

《出師頌》的文字内容為漢史孝山所撰，書寫者雖異議頗多，但似乎都本于索靖。傳為索靖所書的章草《出師頌》，十四行，一百九十四字，是北宋宣和年間始見于著錄的書迹。這件傳為索靖所書的《出師頌》影響久遠，明張醜《清河書畫舫》雲：“幼安《出師頌》是退筆之尤者，結構奇偉可愛。昔人謂能書不擇筆，殆非浪說耳。”清梁巘《承晉齋積聞錄》雲：“索靖《出師頌》橫平豎直，鈎點挑剔，一絲不走。吾等學書以此為圭臯，則無失矣。右軍《十七帖》亦此法。”又雲：“索靖《出師頌》草書沉着峭勁，古厚謹嚴，歐書多脫胎于此。又當拖開處拖開當收緊處仍自收緊，不令松懈。”此帖筆劃渾厚，筆緻活脫，姿态奇崛，與章草名迹《急救篇》頗有不同，難怪文彭說：“平生所閱晉唐法書，不下數百卷，惟孫過庭《書譜》，懷素絹本《千文》、《夢遊天姥吟》，顔魯公《劉中使帖》，更無遺恨。然枉自許可，或積習專攻，庶幾萬一。此帖之不可摹，不可刻，不可學，不知其從何而起，從何而止，真可謂太古法書第一也”。又說此帖“有側筆，有扁筆，有渾厚筆，有露鋒筆。一點之内有三折。如茅土階，而氣象自别；如污樽杯，而意陶于太和之内。乍觀不能，愈觀愈可愛，仙哉！” 由此可見，後人對傳為索靖所書之《出師頌》評價均極高。

《月儀帖》可以說是歸在索靖名下的最為著名的作品。它不是尺牍，而是抄寫一篇供認寫信時參考的範文。《月儀帖》是索靖的代表作，章草，現存九章，可謂長篇巨制。此作簡練流貫，剛勁爽利，與索靖的《七月帖》風格相近。隻是《七月帖》已經具有今草迹象，而此作純為章草。其字字獨立，字法森嚴，字勢險峻，波磔銳利而骨力堅勁。可以印證其書法度過瓘，有“銀鈎虿尾”之勢的評述。如其中“發”字，每筆都出鋒，鋒芒尖銳，但都無纖弱之感，。可見其功力非凡。近人高二适先生稱此帖為“索靖章草，真迹無雙”。又雲其“氣體高妙，清俊婉媚，章草中之第一”。我們現在所見的《月儀帖》隻有刻本，其底本并不是索靖的真迹。盡管學者、書論家、書家對《月儀帖》頗有懷疑，卻沒有從根本上否認此帖源自索靖，而且對此評價極高。後世書家大多根據此帖遙想索靖書法的風采。此帖盡管不一定是索靖所書，但仍為章草模闆佳帖。

《七月帖》，此帖流傳有序，北宋時墨本尚在人間，為宋《宣和書譜》所載禦府收藏索靖四件之一。宋以後，墨本不見蹤迹，隻有刻本傳世。最早的刻本是《淳化閣帖》本（附圖，見《中國書法全集》魏晉南北朝名家之150頁），後還刻入《绛帖》、《明寶賢堂集古法帖》等。此帖是尺牍，信筆而書，不像《月儀帖》抄書那樣經意。從章草書法的體格看來，《七月帖》缺少了幾分古厚的氣息，不如《出師頌》古樸典雅。此帖略帶縱引的筆勢，但上挑或平出的筆勢仍然明确，一些駐筆的“點”是頓而不引，字勢橫張而不内斂。與衛瓘的《頓首州民帖》合觀，《七月帖》的體勢明顯橫斜一些。

現在能見到的署名索靖的章草書迹除了以上三帖之外，在《淳化閣帖》中還有《載妖帖》有。此帖文辭古雅，頗類晉人，但書法風格與索靖其他書迹相去甚遠，故後人對此存疑頗多。筆者認為作為一個書家，寫出幾種不同面貌的作品并不算難事，隻要作品的藝術水準高，在沒有十分确鑿的明證情況下，我甯願信其是真的，因為存在自有存在的理由。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人。三國吳景帝永安四年生，西晉惠帝太安二年卒（公元261－303年）。陸機“少有異材，文章冠世。”與其弟陸雲并稱“二陸”。吳亡後入晉，曾官太子洗馬、著作郎、平原内使等。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有集四十七卷，現僅存十卷，補遺三卷傳世。其中《文賦》是古代重要文學論著。陸機擅長行草書，唐韋續《墨薮》列其書為下之上品。王僧虔稱：“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宣和書譜》卷十四雲：“陸機能章草，以才長見掩耳。”

陸機的《平複帖》為現存文人書家最早的而且最為可靠的真迹墨迹。此帖九行，寫在麻紙上。墨色微綠，好像是用松煙墨書寫。此帖為章草書，點畫簡率，用筆勁健，似乎是用挺健的秃筆寫成，時出賊毫，渾樸自然，不激不曆；橫向的筆劃短促，有俯仰之勢；縱向的筆劃長，是向左背右的弧形；扁長的字形，上窄下寬，呈左高右低的欹斜狀，但斜而能穩，頗有奇趣；雖然字字獨立，但互相間多見鋒勢相應的連貫形态；點畫很少用波勢，而波勢及挑畫常常表現為欲縱還斂，已向今草過渡。陸機此帖，向為世人所寶。明董其昌跋曰：“蓋右軍以前，元常以後，唯存此數行，為希代寶。”明張醜雲：“雲間陳仲醇謂其書極似索靖筆詩。” 又雲：“《平複帖》最奇古，與索幼安《出師頌》齊。惜剝蝕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筆法圓渾，正如太羹玄酒，斷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其複在《真迹日錄》中雲：“為西晉明賢手迹，且章草奇偉，遠勝索幼安、謝安石輩乎。……翩翩自姿，真有畢世臨摹未能得其仿佛者。”楊守敬說《平複帖》“系秃穎勁毫所書，無一筆姿媚氣，亦無一筆粗犷氣，是以為高”。陸機的這副草書，寫得比較随意，有不少是習慣寫法，讓後世書家難以釋讀，平添了幾分神秘感。今人啟功先生說：“《平複帖》字作章草點畫奇古，校以西陲所出漢晉簡牍，若合符契。可證其非六朝以後人所能為”。尤其是二十世紀以來，出土的大量西晉簡牍和殘紙文書，其書法風格多與此《平複帖》相仿佛。北宋《宣和書譜》稱此帖為章草書，這與傳為索靖、衛瓘的章草書相比，陸機的草書雖然草法僞略不甚規範，但卻比較古樸，它的真實性則自然要遠遠勝過刻帖中其他西晉名家的草書。

西晉章草盛行，在上層社會中不僅章草名家輩出，在民間也十分流行，在藝術上達到盡善盡美的階段。在晉代簡牍、殘紙和磚刻出土以前，後人對章草書的流傳多憑輾轉摹寫和摹勒刻帖來認識。但要了解西晉章草書的真面目，了解這一時期的章草書的整體風格，就必須要依靠近代出土的晉代簡牍書、殘紙和一些磚刻章草。在近代不斷出土的晉代簡牍、殘紙中，有許多是章草書。這些西晉人直接書寫的墨迹，其價值遠比傳世輾轉相摹的摹本和刻本要高，是我們研究西晉章草真貌的極為寶貴的資料。西晉的草書，仍以章草為正宗，是習草的規範，但是章草的俗寫體更為常見。這些出土的晉代草書書迹大緻可以分為尺牍草稿、書迹抄本、簡牍簿記、習字殘紙等四類。簡牍草書大都逸筆草草，結構散漫，多與敦煌漢簡上的草書相似。如《書不得等字簡》、《從胡當等字簡》、《計沃簡》、《何将簡》等。殘紙文書上的草書字，筆體各異：《樓蘭殘紙》、《何必》，筆劃渾厚凝重，不但有粗重的波磔，而且有尖銳的挑筆，行筆一絲不苟，結體取橫勢，橫向的筆劃平直，大體上是遵循章草的書寫法則的；《濟白守殘紙》、《複意》，行筆流暢，筆劃粗細變化豐富，結體已經有今草的意味；《五月二日》殘紙，共四行，第一行字形較大，後三行字形較小，首行結體橫向、用筆渾厚，是章草法式，後三行筆劃婉轉流便，結體已多有下引的映帶，近似衛瓘的“草稿”之體；《急奇觚》殘紙，是晉代兒童啟蒙的字書，前四行為隸楷過渡時的字型，後四行為章草書。此殘紙為民間學習所用，從這裡可見章草書在民間的流行情況；《華玄殘紙》，橫畫平直，筆勢流轉，縱引的筆勢在末行的“莫使”處達到極緻，二字是一筆連屬而下，是西晉草書中極少見到的現象。

現在能見到的出土西晉磚刻章草書迹，著名的有《晉鹹甯四年呂省磚》、《獨良良磚》、《宋鴨子磚》、《周伯孫磚》、《嘉峪關晉墓磚刻》以及《郭永思書簡殘磁盤》等。如《鹹甯四年呂省磚》和《周伯孫磚》同時同地出土，上面的文字是在濕軟的磚坯上刻寫後燒制而成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古代的硬筆書法作品。“鹹甯四年七月”幾個字，筆劃變化雖然不大，但筆法熟練，結字法度比較嚴謹。“鹹”，“四”、“月”等字的筆劃出入，字勢的傾斜，掌握得都恰到好處。“是為”二字之“是”字末筆上挑，“為”字左撇露鋒，顯示出筆法上亦有變化。這些刻上去的草書帶有今草的筆勢，點畫飛動，風格古樸，但從其體勢來看仍然屬于章草的範疇。

通過以上對存世的西晉草書書迹的考察，對西晉的章草書的風格可以作以下概括。第一，西晉章草書，字字差別，即字與字之間不像今草或狂草那樣上下牽連引帶；第二，筆斷意連，即筆劃之間互相照應，不必實連。雖然在一字之中也有連筆，但不像隸書那樣筆筆相斷而不連；第三，注重用點，常常變畫為點。點的靈活運用，化靜為動，增加了流動之美；第四，每字或強調波磔，或突出分勢，或延長橫畫偃波，或張揚上鈎之态勢。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由母體——隸書帶來的分别向背之勢、翩翩向上翻飛之意；第五，具有古拙之趣與流美之風。西晉章草既有隸書的古樸渾厚，又有今草的婉轉流動，可以說是章草書的完美成熟期。

論西晉楷書書迹

楷書，又稱真書、正書，古代也曾一度稱之為“隸書”或“今隸”、“楷隸”。張紳《法書通釋．辯體篇》說：“古無真書之稱，後人謂之正書、楷書者，蓋即隸書也。” “楷”本是法式的意思，張懷瓘《書斷》雲：“（八分）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是以八分、今草都曾經稱為楷書，後世習慣将真書、正書成為楷書。為了行文友善，現在通稱為楷書。

楷書的形成同時受到隸書和行書的影響，因為它産生在隸書、行書通行的時期。在隸書強調波挑的時候，民間為了書寫友善，在書寫隸書時往往不十分強調波挑的形式，這種比較随意的隸書書寫方式是形成楷書的因素之一。當然，早期行書也可以是楷書的成因之一。

西晉是楷書的成長發展期，但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西晉楷書，都是20世紀以來發現的書迹。這些發現的晉人楷書書迹，盡管不是著名書家之手，還很難說代表當時楷書的上乘水準，而且許多并無明确的紀年，但我們可以依據這些書迹來考察西晉楷書的一般狀況，了解西晉這一時期的楷書程序。

（一）晉人寫經

寫經體是書法與佛教直接關系的産物，因為僧尼、經生或信士女把抄經當作一種功德行為，表達對佛的虔誠。出于禮佛的虔敬心态，抄寫時必恭必敬，字迹不但要求清晰工整，而且要美觀大方。職業抄寫經書的人稱為經生，其字成為經生書，字型則成為寫經體。經生一般都來自民間，書風不得不受佛教精神和委托人的制約。是以，寫經體的書法風格一般為清楚、整齊、自然、安詳。由于書寫人的書寫數量都很大，故又有書寫熟練等特點。佛教之外，魏晉時期道教也很流行。陳寅恪曾撰文指出：“東西晉南北朝，天師道為家世相傳之宗教，其書法亦往往為家世相傳之藝術。” 時人多有抄寫道家經籍的癖好，尤其是名家所寫之道經更是時人争相收藏的對象。現存晉人寫經楷書書迹比較著名的有以下幾種。

《晉人寫經》，點畫粗細均勻，橫平豎直，右邊點畫的收筆多作波磔挑出，隸書的痕迹比較明顯，結體方整。

《諸佛要集經》，字形大小基本一律，結體娴熟，勻稱而不死闆。橫畫皆入筆用尖鋒，收筆滞重無波勢，捺筆有波，左細右粗，左輕右重。如“十”字橫畫重按後略上挑，頗具隸書燕尾之遺意。豎畫則現重按後輕收，形成垂針。另外有些字，如“閑”、“歡”等字，結構險峭，呈自然跌宕之勢。總而言之，該書迹，字的重心略向左上偏斜，大緻具備了成熟期楷書左緊右松、上重下輕的特征。如果把一個字遮去一半來看，左邊已純粹楷書，右邊還略有隸書的痕迹。

《大涅槃經》，點畫左細右粗，左邊的豎筆多作長撇，右邊的豎筆多加粗線條并向内彎曲取勢，鈎挑處隐忍不發，左右兩邊一收一放、一陰一陽，楷書的特征比較明顯。

《法華經殘卷》，順鋒起筆，頓按收筆，橫畫左尖右粗；豎畫短促，按鋒起筆，嘎然而止；撇畫方頭銳尾，長撇多具翻飛之勢，短撇厚重；捺畫作肥筆而不出鋒，是側筆向下頓按寫成；豎鈎之筆，往往長垂無鈎。結體方正。

通過以上幾件書迹，可以看出這類楷書書迹它們書法風格的共性是：在筆法上，橫畫起筆露鋒，不作直下的側鋒或逆向的回鋒，順運動趨勢按下，幹脆利落。由于行筆的速度極快，是以到筆毫鋪開時，筆劃已經運作過半了，線條顯得非常勁健銳利。橫畫的收筆不像成熟期的楷書那樣往下按頓，然後回筆作收，而是取隸書的橫勢，重按之後往右上挑處，作飄舉飛揚之狀。撇畫重按起筆，往左下方順勢出鋒，線條作圓弧狀，尖細遒媚，末端略帶回轉的牽絲，與下面筆劃意連。捺的收筆特别粗重，一般不作明顯的上挑之勢。寫點時迅速猛收，兔起鹞落，捷速異常。豎畫上粗下細，尾多懸針。鈎趯向右的重而粗，十分誇張，向左的小而尖，極力淡化。豎折之筆向内作弧勢，使得方圍字形，四角挺出，骨架硬朗。總之在筆法上隸書的痕迹在逐漸減弱，楷書的成分在逐漸增加，左細右粗，撇細捺粗，點畫線條的變化愈來愈大，形式日趨豐富。在結體上，基本上還是隸書橫平豎直、以橫向取勢的方法。由于作為主筆，引長的筆劃是橫、撇、捺、豎鈎。并且橫畫取平勢且長，豎畫短而直，因而字勢方廣平正。但往往左疏右密、左輕右重、左高右低、左弱右強，顯得有點不協調，這種失去平衡關系的結體正是西晉楷書向成熟楷書進化的内在根據。

（二）簡牍紙書

在出土的西晉簡牍和殘紙中（尤其以樓蘭文書為主），有不少楷書字迹，通過這些楷書書迹我們可以考察西晉的楷書，盡管這些楷書書迹中有許多都沒有确切的紀年。這批早期楷書，出自不同的書手，面貌多樣，楷法也各有淵源，但大緻可以分為兩種風格類型。

第一種是隸意濃而古質的楷書。這類楷書還帶有比較多的隸書筆意，字形多變，有長有扁，但基本上還是平結式。在筆法上橫向筆劃左低右高，豎鈎多是平挑，豎、撇時有翻挑，捺畫多作肥筆狀。這類楷書估計是直接由“新隸體”演化而來。這類楷書書迹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清用》、《正月廿八殘紙》、《追惟》、《八月十日》、《馬厲封檢》、《悼痛殘紙》、《日孤殘紙》等。

第二種是部分楷法趨于新妍的楷書。特點是筆劃直勁，趨于平正，筆劃形态逼進成熟的楷書。這類楷書的共同特征有：橫畫起筆按鋒，收筆頓按；豎畫在收筆處駐筆；豎撇，方頭尖尾，收筆不在發筆翻挑；捺畫，在收筆處駐筆頓按，然後折筆平出；豎鈎，豎筆頓按後向左上方挑出。這類楷書在筆法上，最醒目的之處就是筆劃的“端部”和“折點”，這是由書寫者采用“提按”的用筆方法所緻。由于提按寫法的大量運用和強調，特别是橫畫收筆的按鋒和撇筆的方頭銳尾，使得早期楷書帶有隸意的挑筆隐沒。筆法的改變必然影響點畫形态，進而确立了楷書的筆劃形态，筆劃的改變勢必影響結字的體态，是以這類楷書的體态已經“進化”，與内斂的“王（羲之）書”幾乎是一步之遙，隻是筆劃的豐滿程度、結體的精整水準和欹側的姿态不及“王書”而已。這類楷書比較有代表性的書迹有《《超濟白殘紙》、《三月一日》、《濟言》、《感情》、《大人》等。

（三）《三國志》寫本殘卷

出土的晉人楷書寫本《三國志》寫本殘卷有四件。其中著名的有兩件：一件是一九二四年在新疆鄯善縣出土的（甲本），此卷内容起自《吳書．虞翻傳》中“權于是大怒”之“怒”字，止于《張溫傳》中“臣自入遠境”之“境”字。共八十行，計一千零九十餘字，中間略有殘損。另一件是一九六五年在新疆吐魯番英沙古城一座佛塔遺址中發現的（乙本）（附圖，見王靖憲《魏晉南北朝書法史》之86頁）。此卷内容起自《吳書．吳主傳》中“至巫山、秭歸”中的“巫”字，終于“赦諸軍但深溝高壘”的“壘”字，共四十行，計五百七十餘字，中間亦有殘損。郭沫若先生認為：“就字迹來看，乙種寫本當比甲種寫本較早，可能乙種是西晉抄本，甲種是東晉抄本，但相距的年代，畢竟不會太長。”

《三國志》殘卷乙本，字型頗類寫經體。曲筆較多，橫畫多作俯勢，橫畫入筆多尖細，行筆時逐漸加粗，重按後收筆，形成兩個方角，同入筆時的尖鋒成為尖銳的對比。有的短畫竟近三角形。豎畫相反，下筆粗重，收筆變細，或成垂針。撇畫不但彎曲，而且出鋒。捺畫入筆尖細，重按後收筆，故收筆特寬而粗，在整個字中特别突出，以緻成為整卷中最有特色的筆劃。整個看來，此殘卷結字嚴謹，字形方整，由于粗重筆劃較多，故比一般寫經顯得質拙厚重。

《三國志》殘卷甲種本，書寫精整，用筆沉穩有力，一絲不苟。橫畫順鋒起筆，是尖頭，但起筆也時有頓按，如“甚、所”等字的長橫、“老、也”等字的短橫；橫折之筆的肩部，不是一轉而下，而是發力頓按，出現明顯的方折；捺畫橫卧，作肥厚的波磔；長橫、點畫收筆時時見挑筆、撇筆的翻挑；豎畫、撇畫頓鋒起筆，是方頭；豎鈎之筆，明确地向上方挑處。如“蜀、對”等字；此殘卷結字以平結為主，平整嚴密，疏密勻稱。一些偏旁部件和單字結構，如“月、欠、直、必”等，與成熟的楷書寫法雖然尚有顯著的差異，但有許多字，如“大、川、中、第”等，其結體已經進化到欹側姿緻的程度。

綜觀甲、乙兩個殘卷，可以看到二者的确存在着不同之處，這也許與書寫者的個性有關。但是兩本之間确實有着極大的相似之處，如偏旁部件的寫法、結字方式以及殘存的隸式，基本一緻。如果以後世的成熟楷書作參照的話，甲種本的楷化程度要勝于乙本。難怪後世考證者大都認為乙種本早于甲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