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戰争所能達到的距離與生産力發展水準正相關，于是乎國土面積和控制區域所能達到的輻射範圍，取決于生産力發展水準。具體的來說雙腳能夠走到的地方，就是三代的國土面積；戰馬所能達到的地方，就是漢唐的國土面積。
這不光是徒步旅行，或者縱馬狂奔，而是前行所需的補給直接決定了所能到達的最遠處。給養的征集運送則是生産力所決定的。比如10萬斤軍糧從長安送到蔥嶺，運送軍糧的人再從蔥嶺傳回長安，安西都護府所能得到的大概就四萬斤，這也就是2萬士兵一天的軍糧。以畝産200斤算，這也就是500畝地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史學家所說的，前線一個戰士少則要三個人供養，多則有7個人供養。
這也正是一代賢相姚崇、宋璟給唐玄宗制定的國策之一：不重邊功。也正是由于這種不重邊功，并且大面積的裁撤軍隊，為政府開源節流，為百姓減輕負擔，是以才造就了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光時刻——開元盛世。
這時唐代國力，已經達到了頂點，他所能支撐的國土面積也就這麼大。這也能從怛羅斯之戰中反映出來：明明大唐軍隊所向披靡，這是裝備與戰術等文明高度的表現，但确确實實的是，從這次戰争之後唐朝開始了戰略收縮。因為唐朝所面對的情況是：2萬對10萬，唐朝無力在組織起比較2萬兵力更大的部隊規模了。也正是無力組織起比這更大的規模，才會組織大量的仆從軍，也正是仆從軍的反水，這場戰争才不敗而敗。
這種不重邊功，使得一代鐵血王朝變的是文采風流，不光是開疆拓土從此戛然而止，一個民族的尚武精神也從此淪落。是以安史之亂一起，邊軍入主中原，猶如虎入羊群。而打敗安史之亂軍隊的，也不是唐朝初年那些東征西戰的大漢健兒，而是從西方借來的回鹘兵和各邊地少數民族組成的勤王聯軍。
安史之亂造成三個後果：一是讓少數民族看到了大漢男兒的孱弱，直接導緻了後來的胡人入主中原；二是為了能夠讓各地據地自守，形成的藩鎮制度，使得唐朝結束，立即陷入五代十國的紛亂；三是五代十國的紛亂，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王朝對周邊的壓制，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相繼崛起，遼金元清才在中國的曆史上粉墨登場。
看到“天子甯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這種亂象，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結束了軍人政治，開啟了中國文人的天堂的宋代。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最能反映出文人的腐朽沒落的時代，從逆向思維來說，之是以會被後世的文人不斷的歌功頌德，就足以見宋代對文人的重視和珍惜。然而文人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卻是建立在老百姓的民不聊生之上的。不要以為清明上河圖的繁華是每一個老百姓都能夠享受到的甯靜與繁榮，有宋一代的農民起義的數量比中國幾千年其他朝代的總數還要多。造反從來都是風險最高的事業，足以見民間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正是用民間的民脂民膏，堆砌出了文人的浮華生活，創造出了後人眼中的光鮮一面。其實這個光鮮也是掌握了話語權的文人的記載，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下層人民是沒有話語權，并且是個文盲，後人知之甚少而已。
出于對對軍人的忌憚和防範，大力提高文人的權責，這就有些過猶不及了。宋代所流行起來的刺青，或者是說紋身的文化傳統，其實就出自于對軍人的壓制和羞辱，就連一代名将的狄青都是臉上有字的賊配軍，被後人所熟知的範仲淹、種師道、張叔夜，一個個說好了叫出将入相，其實就是文人帶兵。軍隊的上層是不黯武事的文人，部隊的下層是為了防止當逃兵臉上被刺青的士兵，這樣的部隊會有什麼樣的戰鬥力？難怪宋金聯合攻打遼國，被金國打得如喪家之犬的遼國二千殘兵，在耶魯大石的帶領下，一個沖鋒打得宋軍十萬大敗虧輸，在敗逃的人之中，還有一個後世非常著名的人物，那就是嶽武穆。
生存建立在老百姓忍無可忍不斷反抗的百年的歌舞升平，宋代的文人與皇帝沆瀣一氣，中華民族已經失去了血性與膽魄，開出的隻是沒有靈魂的豔麗的花朵。
這種腐朽沒落，在靖康之亂中反映的尤其是淋漓盡緻。隻舉一個例子：宋徽宗生子女80餘人，有16位是在靖康之亂之後，被金人俘虜到會甯才生的。而當時被俘虜的女俘，都是宗室子女、皇室貴妃、公主夫人、宮女姬妾。就連宋徽宗自己的老婆，兒媳，女兒，也被金人淩辱之後送到了浣衣局——也就是就金人的慰安所。據史書記載，宋徽宗本人被囚禁在地窖之中，就這，他居然生了16個子女。這内心該有多強大？這情感該有多麻木？這智商該有多感人？問題是宋徽宗隻是這群人的一個代表，這個局面的造成是那一代人所造成的。主戰派被貶黜，投降派被擄走。其根本原因是血性的喪失，腐朽萎靡的文采風流，成了社會精神的主流。
是以有因必有果，所有的悲慘都是建立在不斷的作之上的，蒼天從來沒有饒過誰。但是問題的核心在于，内在的精神不能毀，尚武的靈魂不能丢，文武之道必須相輔相成。國雖大，好戰必亡；有武備，方可以德服人。
其實靖康之亂後的20年，已經快速漢化的金國，與身負國仇家恨的中興四将連續死磕，被打的頭破血流的戰力的逆轉，就是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