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紹早期黨員安體誠。
安體誠，字存齋，又名安誠齋、安存增、安燦真，筆名存真。1896年出生于直隸(今河北省)豐潤縣閻家鋪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在早年的人生道路上，他可謂是一帆風順。他7歲入私塾讀書，不久到縣域上高等國小。1909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附屬中學，後升入該校法律預科和大學。1917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績畢業後，由學校資助赴日留學。1918年，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學習。按當時社會的一般慣例，像他這樣的留學生，歸國以後謀一份工作輕松、薪俸優厚的職務，安安穩穩地過一輩子上流人物的平靜生活是不成問題的。作為家庭中被寄予厚望的長子，這樣做的話，他還能盡到奉養父母的人子之責和為家族帶來光宗耀祖的榮譽。但安體誠卻以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強烈的曆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自覺承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即使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也熱切地關注着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祖國和人民。說來也巧，安體誠進帝國大學之時，恰逢著名的日本社會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博士任教于該校經濟學部。受這位思想進步的大學者的影響，安體誠開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當他以一顆赤子之心、懷着救國救民的熱忱系統而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以後，很快就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體系所折服。他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的理論正确而精辟地揭示出了世界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指導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真理，它代表着人類的莊嚴和社會的正義。他堅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可以實作世世代代的志士仁人所夢寐以求的改造中國的偉大理想。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安體誠很快成長為一名高度自覺的革命鬥士。在留日期間，安體誠十分關注國内的新文化運動和勞工運動，并主動與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成員邵力子取得聯系。1921年夏回國後，他就積極參加勞工運動，成為中共北京區委創辦的天津工餘補習學校的主任。他的努力工作受到了廣大勞工群衆的歡迎。1922年初，由李大钊親自介紹，安體誠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從此以後，安體誠更加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革命工作，開始了他火熱的革命鬥争生涯。1922年春末，由中共北京區委調派，安體誠到北京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機關刊物《勞工周刊》的記者、編輯兼發行。他一身數職，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在他和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勞工周刊》成為該地區最受歡迎的刊物，被譽為“勞動者的喉舌”，以至引起北洋軍閥政府的恐慌而遭到反動當局的多次通令嚴禁。不久，安體誠又由李大钊通過北京交通部的上層關系，利用直系軍閥吳佩孚和親日派交通系的沖突，安排到北京政府交通部任密查員和育才科視學。安體誠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活躍在京奉鐵路線上，秘密執行黨内職工運動特派員的任務。他深入到勞工和學生中間，大力開展革命宣傳，建立進步的工會組織，發展黨團員。這年下半年，他和鄧培等共産黨員先後勝利地指導了山海關和唐山兩次鐵路勞工的罷工。參加罷工的勞工達數千人之多，産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1923年初，安體誠因從事工運而在奉天(今沈陽)被奉系軍閥逮捕入獄。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頑強的革命意志使安體誠經受住了種種酷刑的嚴峻考驗。他的英勇行為深深感動了一個同鄉的獄卒。在這個獄卒的幫助下，他得以越獄，回到北京。二七罷工失敗後，安體誠因無法在白色恐怖下的北京立足，遂南下杭州，入浙江杭州法政專門學校任教。與此同時，他還擔任了《向導》的公開發行人及負責黨内外的多項工作，為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發展黨團組織和促成浙江省的國共兩黨合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法政專門學校，安體誠一點也不擺教授架子，常常深入到學生中去，與他們一起縱談時事政治，并結合社會現實啟發學生觀察和分析他們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當時，社會黑暗，政局混亂。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迷惘和焦慮，使青年學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種苦悶和彷徨的心理。一次，杭州報上發表了青年學生張崇文的一篇題為《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的短文，文章在揭露和控訴軍閥混戰、社會動蕩、生靈塗炭的黑暗現實的同時，流露出“人生莫測，前路茫茫”的消極情緒。文章的發表，引起了不少青年學生的思想共鳴，也引起了安體誠的極大關注。不久，他就以公開信的形式在報上發表文章，闡述了他對人生意義的認識。在信中，安體誠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論述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不管面臨着什麼樣的艱難險阻，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是不可抗拒的。人生的意義就在于順應曆史的大潮，自覺地推動曆史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貢獻。公開信以有力的論證、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情緒深深地打動了張崇文等一批青年學生。他們感到思想豁然開朗，精神為之一振。從此，他們經常登門向安體誠求教。對于這批渴望求知的學生，安體誠總是不厭其煩地熱情接待，盡可能地向他們提供各種進步書刊，并耐心細緻地解答他們提出的種種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啟發他們的革命覺悟。在安體誠的引導下，張崇文等許多學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直至半個多世紀之後，張崇文等仍深情地把安體誠奉為他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個引路人。安體誠的革命活動，引起了當地反動派的極大不安。1925年夏，浙江法政專門學校反動校長無了解聘了安體誠。經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區委委派安體誠以北京區委兼地委特派員的身份，赴陝西做國民第三軍的兵運工作，同時負責整頓西安的共青團組織和建立西安黨組織的工作。在西安工作期間，安體誠曾應邀到西北大學作題為《人生與社會組織》的講演。在講演中，他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革命的人生觀，嚴正地批判了一部分青年學生中存在的人生“無意義無價值”的虛無主義思想和一切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資産階級人生觀。他滿懷激情地大力宣傳國際共産主義戰士李蔔克内西的光輝名言：“隻有犧牲自己以圖公共利益的人生才有價值。”他向青年學生們指出，隻有“發揮個人的德智體的能力，向着社會進步的實際理想前進，以積極創造人類無限的文明和幸福的人生才有價值。”經過幾個月的艱苦而細緻的紮實工作，安體誠成功地完成了黨組織賦予的各項使命，後奉調回到北京。回京後，安體誠一面在北京大學任教，一面參與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組織部以及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聯合總會的上司工作。他積極地參加和上司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北洋軍閥段祺瑞的鬥争。1926年3月18日，安體誠與北京大學的師生一起參加了反對“八國通牒”的國民大會和會後的遊行示威。安體誠作為北京市總工會、北京大學等200多個社會團體選舉産生的5名代表之一，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要求面見段祺瑞，向他遞交國民大衆的決議案。反動軍閥野蠻地動用武力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請願群衆，當場死傷二三百人，制造了舉世震驚的三一八慘案。在反動派的屠刀下，安體誠臨危不懼，為保護學生而身負重傷，眼鏡和皮包均被軍警搶走。三一八慘案後，安體誠被反動軍閥政府列為主要的通緝對象之一。為儲存革命力量，他被南調赴廣州黃埔軍校工作。在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主講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等課程。他經常深入學生宿舍，不僅問寒問暖，關心學生的生活，而且與他們談政治、談學習，關心他們的思想。他曾教育學生說：“做一個革命軍人，必須做到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他還向學生教唱校歌：“以血灑花，以校作家，卧薪嘗膽，建設中華。”安體誠在黃埔學校先後擔任政治教官、政治部宣傳科長、中共黨團幹事、國民黨特别黨部宣傳委員會委員等職，還負責主編《黃埔日刊》，并兼任廣州勞動學院教授和毛澤東主辦的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等職。在此期間，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培養黃埔軍校的軍政幹部和支援北伐戰争、支援省港大罷工、鞏固廣東後方作出了重要貢獻。
正當北伐戰争取得重大勝利之時，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着，廣州也發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黃埔軍校的共産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師生，輕則被驅逐，重則遭逮捕和殺害。根據黨組織的訓示，安體誠決定帶領一部分被驅逐人員實行緊急撤退。他們計劃先由廣州坐船至上海，再轉赴武漢。安體誠妥善安排了北撤人員的衣食住行等事宜，順利地離開廣州到達上海。此時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為了縮小目标，安體誠布置同志們分散行動，分别投宿法租界的幾家普通旅館。同時，積極設法尋找已轉入地下活動的上海黨組織。不料，他們這一行人被在上海的原黃埔軍校的一些反動軍人所發現。一天晚上，安體誠所住的旅館突然遭到一群武裝巡捕和國民黨特務的搜查。安體誠被逮捕，關押在上海警備司令部監獄。生死關頭，安體誠臨危不懼。他冷靜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勢和自己的情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公開發表過不少有影響的署名文章，又是個公開身份的跨黨黨員，還是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已無隐瞞身份的可能，現在落入虎口，肯定沒有生還的希望。抱定以身殉難決心的安體誠，以威武不能屈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經受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嚴刑拷打和威脅利誘。敵人知道他們絕無降服這樣一位共産黨人的希望，遂決定秘密殺害安體誠。5月16日，安體誠在龍華英勇就義，時年31歲。
作為中共早期的優秀黨員、勞工運動的上司者、杭州和陝西地區中共黨組織的建立人、知名的教育家安體誠，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為傳播馬列主義，為黨的組織建設、革命武裝建設和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新中國建立前後，周恩來曾多次提到安體誠，一再指出：“這個同志非常好，是在1927年被蔣介石殺害的。”周恩來對安體誠的高度評價，表達了黨和人民對這位烈士的崇敬和懷念。安體誠的英名将永載中國革命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