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
憑高何限意，無複侍臣知。”
這首短短的五言絕句被收入《全唐詩》第4卷，作者李昂。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從詩中的“辇路”、“上林”、“侍臣”等詞語中看出：作者一定大有來頭！果然不錯，這李昂正是廟号“文宗”的晚唐皇帝，原詩本來大概并沒有題目，編纂者給随手加了個《宮中題》。那麼，陽春草長花開，宮中風景如畫，憑高望遠的一國之君，究竟有什麼“何限”之“意”，連侍臣們也難以了解呢？
說來話長。
唐文宗李昂（809年11月20日―840年2月10日）
唐敬宗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十七歲的李昂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然而，此時的大唐王朝早已盛極而衰：外有藩鎮割據，内有朋黨之争，尤其是宦官勢力的迅速膨脹，遠遠超過了之前的東漢與之後的明朝。李昂的祖父唐憲宗李純、哥哥唐敬宗李湛都死于宦官之手。李昂的父親唐穆宗李恒及李昂自己，都是宦官所立。宦官擅權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嚴重地威脅着國家的穩定與專制皇權。
平心而論，唐文宗李昂初即大寶，頗有些勵精圖治的意思。他一改前朝的奢華風氣，放出内廷宮女三千人，裁撤教坊樂官、翰林待诏等冗官冗員一千二百七十人。他又勤于政事，恭儉儒雅，聽政之暇，則博覽群書，曾經對左右侍臣說：倘若不甲夜處理政事，乙夜看書學習，則“何以為人君”！果然新朝新氣象，于是“士民相慶”（《舊唐書·文宗紀上》），都希望能在這個新皇帝的率領下，大家共同進入一個期盼已久的太平盛世。
然而，李昂在性格上有兩個很大的缺陷：一是優柔寡斷，往往一件事和臣下們商議已定，他自己卻突然改變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無所适從，緻使臣下無法正确了解他的意圖，無法放開手腳做事。二是不能識人，為鏟除權宦，起用一度投靠宦官集團的奸險小人李訓、鄭注等，雖然也處死了權宦王守澄、韋元素、陳弘志等，沉重地打擊了宦官集團，卻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行動，企圖一舉全殲以神策軍中尉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終于釀成一場慘禍。由于唐文宗李昂雖“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舊唐書·文宗紀下》），非但沒能成為中興唐室的賢明帝王，反而變成任權宦欺淩擺布的庸懦君主。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宰相李訓與鳳翔節度使鄭注等密謀内外結合，誅除宦官集團。他們以左金吾衛仗院石榴樹上夜降甘露為名，誘使仇士良等前往觀看，乘機圖謀誅殺，卻以所伏甲兵暴露而失敗。仇士良等劫持唐文宗回宮，然後矯诏捕殺李訓，鄭注也被監軍宦官所殺。仇士良又大肆誅戮朝臣，長安城内一片腥風血雨，宰相舒元輿、王涯等千餘人死于非命。這就是晚唐曆史上血淋淋的“甘露之變”。
李訓（？－835年）
“甘露之變”後，唐文宗被仇士良軟禁，國家政事皆由宦官集團操縱，文宗對此一籌莫展，隻是飲酒求醉，賦詩遣愁，豈但成了傀儡，簡直形同囚徒。據唐人蘇鹗《杜陽雜編》所載：唐文宗痛恨仇士良，卻又無可奈何。有時候于後苑登臨遊玩，即使宮廷百戲陳列于前，也不能使他稍微舒展一下眉頭；卻常常見他瞪着眼睛，獨個兒自言自語，左右侍從哪敢上前詢問。開篇那首五言絕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的。
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抑郁成疾的唐文宗李昂一病而逝，年僅31歲。兩個月前的開成四年十一月，他最後一次上朝，退朝時在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陪伴，賜酒問他：“朕能夠與前代哪一位君主相比？”周墀答道：“天下之人都說陛下是堯、舜之主啊。”文宗歎道：“朕怎麼敢與堯、舜相比。之是以問你，是想知道朕比起周赧王、漢獻帝來怎麼樣啊。”周墀大驚道：“周赧王與漢獻帝都是亡國之君，怎麼能與陛下的聖德相提并論呢？”文宗神色凄然地說：“周赧王受制于諸侯強秦，漢獻帝受制于權臣曹操，如今朕卻受制于家奴。從這一點來說，朕還比不上周赧王與漢獻帝啊！”話剛說完，已淚濕襟裳，周墀也伏地痛哭不止。從那以後，文宗一病不起，再也不能坐朝接見群臣了。
甘露之變
有唐一代，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之長官及同平章事，都稱宰相，共同執掌機要。在甘露之變中，唐文宗預知其事，李訓、鄭注是主謀。另外兩個宰相呢，舒元輿确實參預其中，而七十多歲的王涯卻不知情，被仇士良屈打成招——當然，自顧不暇的唐文宗根本就救不了他們。倒是他們兩個親戚的遭遇，頗耐人尋味。
王涯有個“再從弟”——即遠房兄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既老又窮。聽說王涯當了宰相，便騎着一頭蹇驢，千裡迢迢地來到京城，希望能夠求得一官半職，哪怕像簿、尉一樣的小吏也行。王涯哪裡将他看在眼裡，根本就不予接待，王沐無奈，隻得租了間房子住下。留在長安兩年，才算見了王涯一面，卻又對他十分冷談。後來，王沐大概是博得了王涯所喜愛的一個家奴的同情，代向王涯求情，王涯才答應給他一個卑微的小官。從那以後，王沐就早早晚晚地候在王涯門下，希望能獲得一個正式的任命。及至甘露事變，仇士良派士兵收捕王涯家屬，王沐正在王涯私宅，一問是其族人，于是與王家的親屬一起，被腰斬于長安城西南一隅的獨柳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