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德國和奧地利湧現了很多視角新穎的納粹題材電影，盡管這一主題已經被拍了太多次，但作為人類曆史上的浩劫，它依然蘊藏着能展現人性複雜的好故事，對于當下的全球政治形勢和離“二戰”曆史遙遠的年輕人來說，更具當代性的講述就變得格外有意義。
記者/宋詩婷
電影《隐形同盟》劇照
<h1>德、奧視角的“二戰”電影</h1>
在剛剛結束的“2018德國電影節”上有一場過于嚴肅的導演對談，題為“記錄劇情片——在電影中追溯過往”。導演克勞斯·萊福和斯戴芬·盧佐維茨基帶着各自的作品《隐形同盟》與《根本惡》來到中國。就像盧佐維茨基曾憑《伯納德行動》拿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那次一樣，相較于電影本身，中國觀衆對電影中呈現的納粹、“二戰”曆史更感興趣。
面對觀衆苛刻的，甚至是問責式的交流方式，克勞斯·萊福和斯戴芬·盧佐維茨基顯然早已習慣。上世紀70年代以來，确切地說，是從以法斯賓德為代表的那代電影人開始，德國文化界不再刻意回避那段不堪的曆史，以納粹為題材的電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衆視野中。
如果算上把納粹曆史放置在當代社會進行演繹的《過境》，還有隐喻歐洲“新納粹”傾向的《憑空而來》，本屆德國電影節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展映電影在探讨納粹議題。
“《根本惡》是《伯納德行動》的副産品，我特别想知道，當年那些槍殺猶太人的士兵，到底是什麼動機，這個‘惡’的根源是什麼。”2008年，奧地利的斯戴芬·盧佐維茨基拿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在那之前，奧地利和德國（包括聯邦德國）共拿到過四次這個獎項，都是“二戰”題材。“有時候我們會說，‘好萊塢是猶太人的好萊塢’。”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向來有嚴重的政治傾向，盧佐維茨基并不回避這一點，德國人拍納粹故事，這個搭配足夠吸引眼球。
相較于好萊塢慣有的個人英雄主義的“二戰”叙事模式，今天仍關注納粹題材的德國導演有更理性和反思的視角。11年前，《伯納德行動》已經跳出了控訴納粹罪行的主題，開始探讨集中營内受害者本身的道德困境。“二戰”期間，絕大多數集中營的猶太人都生不如死，但仍有那麼一小撮人受到了相對優越的待遇。其中，就有薩利帶領的僞鈔制造團隊。戰争期間，德國納粹企圖制造大量假币，來擾亂以美英為首的同盟國經濟。薩利是造假的行家，因而得到重用，以他為首的一群有“特殊技能”的猶太人逃過了進毒氣室的命運，還在吃住用上得到了優待，甚至偶爾能得到些酒和香煙。然而，這群僥幸存活的人也受到來自自我和他人的譴責，以協助納粹換得生存的機會，這是自保還是作惡？“我沒有批判，隻是呈現這一面給大家看。”盧佐維茨基說，盡管這很艱難，但譴責納粹之後，受害者的灰暗面也值得被探讨。
同樣的，有處于灰色地帶的受害者，就也有清醒的、質疑納粹政策的德國人，去年在歐洲上映的《隐形同盟》講的就是德國人保護猶太人的故事。這類故事很微妙，早在1993年，好萊塢就拍攝了經典的《辛德勒的名單》，但那是美國人的視角，即便放在今天，德國人從這個視角來講故事還是有被批判“洗白納粹”的風險。和《辛德勒的名單》不同，《隐形同盟》講的是在納粹官方宣布“柏林已經完成了猶太人大清洗”之後，一群德國人秘密保護7000個藏在柏林的猶太人的故事。電影一半是親曆者的真實講述，一半是故事化的演繹，其中沒有個人英雄主義，有的是集體性的反思和自覺。
電影《伯納德行動》劇照
在處理這類題材時，德國導演向來謹慎。在電影籌備階段，導演克勞斯·萊福帶團隊做了大量深入訪談。“采訪一個人要兩天整，其間隻有短暫的休息，要親曆者把自己的故事完整地講給我們聽。”萊福說。像大多數德國導演處理納粹題材一樣，《隐形同盟》的背景足夠紮實，叙述也足夠嚴肅，如果說有什麼新鮮的，或許是電影中那些溫暖、高光的瞬間。借住在德國人家的男孩和家庭中的小女兒調情，躲在閣樓的小姐妹偷偷跑出去看電影，即便生命随時受到威脅，善于做假證件的聰明小夥子還不忘泡妞……這些“青春片”式的劇情片段讓沉重的納粹題材電影和當下的年輕人有了共鳴點。
<h1>“新納粹”的隐喻</h1>
相較于《伯納德行動》《隐形同盟》主要以故事來驅動，盧佐維茨基相隔六年後拍攝的紀錄劇情片《根本惡》就是一部更理性的作品。電影以美國曆史學家克裡斯托弗·布朗甯（Christopher Browning）的研究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為依據，從故事演繹、專家采訪和心理學實驗三個角度來分析這場人類曆史上最殘暴的種族屠殺行為是如何實作的。盧佐維茨基用真實的史料、個人日記呈現了這些心理細節。年輕的士兵第一次槍殺猶太人，要靠三四小時的枯坐和大醉一場來撫平情緒。有人不忍心射殺小孩，就想了個說服自己的辦法，他讓同伴先殺死孩子的母親，告訴自己沒有母親的孩子也活不了，這才給自己找到開槍的理由。一切懷疑、不适感和自我道德譴責都在一次次的洗腦和自我說服中漸漸被遺忘，剩下的隻有服從和暴虐。
在拍完《伯納德行動》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盧佐維茨基的電影創作轉向了和“二戰”題材毫不相關的領域，但最近幾年，歐洲的政治局勢和年輕一代遺忘曆史的傾向把他拉了回來。“納粹和大屠殺真的那麼遙遠嗎？當然，整個的時代背景和體制都不一樣，但政治上依然有危險的傾向，比如，奧地利左翼勢力上台後，我隐約覺得，奧地利目前的很多情況和當年納粹上台時有些類似。”盧佐維茨基說。他有兩個女兒，一個19歲，一個21歲，從她們身上，他看到新一代人正在遠離“二戰”曆史，那些故事再難與當下生活建立聯結。與其講一個久遠的故事，不如抽象地從原理性的角度剖析納粹，再把那些看似枯燥的原理故事化、視覺化，這是盧佐維茨基創作《根本惡》的動機和方法。
與盧佐維茨基相比，德國導演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和法提赫·阿金更大膽一些。前者的新作《過境》入圍了今年的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後者的《憑空而來》則入圍了去年的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女主角黛安·克魯格還憑此片斬獲了戛納電影節最佳女主角。
兩部電影的核心都在隐喻當下歐洲的重要議題——愈演愈烈的“新納粹”傾向。《過境》改編自德國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同名小說，将猶太人流亡的故事與當下難民問題嫁接，将納粹問題放置到了當下語境。片中，男主角格奧爾在法國馬賽短暫停留，尋找過境去墨西哥的機會。德國人發起的大清洗正在加速，每個人都焦躁不安。在短暫停留的流亡途中，格奧爾愛上了與自己有隐秘聯系的女人，是去是留成了他艱難的選擇。電影所選的空間，德國、法國、墨西哥，三座城市聯結了“二戰”納粹曆史和當下移民、難民問題，觀衆不僅在電影中看到一個極端條件下的愛情故事，也很容易将納粹的種種與目前的歐洲政治環境相對應。
作為土耳其裔的德國導演，法提赫·阿金的電影一直在思考移民和身份問題，《憑空而來》不能算納粹題材電影，但導演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歐洲極右派勢力和正在擡頭的“新納粹主義”。電影靈感來源于十幾年前，德國極右翼組織槍殺移民，并實施連環爆炸襲擊的事件，講了一個《三塊廣告牌》式的女人為爆炸中喪生的丈夫和兒子讨公道的故事。看似是一場單純的控訴，但其中涉及土耳其人在歐洲的地位、土耳其與希臘曆史上的敵對，更重要的是，阿金企圖從司法公正的角度來探讨，歐洲極右勢力在法律庇護下的運作邏輯。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用電影正面講述納粹題材故事，經曆了控訴納粹、個人英雄主義和理性反思，德奧兩國的納粹題材電影已經開始注重與當下語境的結合，有了越來越強烈的隐喻功能。
“沒有人比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更害怕納粹傾向。”斯戴芬·盧佐維茨基說，盡管納粹題材電影被拍了太多次，但作為人類曆史上的浩劫，它依然蘊藏着能展現人性複雜的好故事，對于當下的全球政治形勢和離“二戰”曆史遙遠的年輕人來說，更具當代性的講述就變得格外有意義。
2008年，導演斯戴芬·盧佐維茨基憑借《伯納德行動》拿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h1 class="ql-align-center">戰争并非遙不可及</h1>
三聯生活周刊：在《伯納德行動》之前，無論好萊塢還是歐洲都已經有大量“二戰”、納粹題材的電影，你為什麼又選了這樣的題材和視角來拍？
盧佐維茨基：說起來這個故事不是我選的，很湊巧，當時我一周之内收到了兩個制片廠的邀約，一個在德國，一個在奧地利，兩個制片廠拿出了同一個故事找我做導演，我覺得，這大概是命中注定，我必須要拍這個故事了。從電影創作層面來說，關于集中營的片子的确很多，但都是選一個主角，描述他如何在集中營中求生，大部分是正義與反正義之間非常二進制對立的故事。但《伯納德行動》的故事有點不一樣，它展現了集中營中不被大衆所知的另一群人的生活，這其中也有更複雜的道德和人性。
三聯生活周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向有比較強的政治性，當年，很多人認為《伯納德行動》的題材的讨好程度壓過了它的藝術性，對于這種争議你怎麼看？
盧佐維茨基：是的，我不得不承認，好萊塢就是這樣，有時候我們會說，“好萊塢是猶太人的好萊塢”，是以，關于猶太人和納粹的主題一定會更受關注，尤其是，當德國人拍這個題材時可能大家會更敏感一些。
三聯生活周刊：歐洲人，尤其是德語區的人拍納粹的視角好像更具反思性，輿論上也更苛刻。
盧佐維茨基：在德國也好，奧地利也好，很多家庭多多少少都在“二戰”期間和納粹有聯系，我也一樣，我的祖父曾經也是納粹的一員。這就導緻，無論對于我們每個個體，還是每個家庭，去直面這段曆史都成了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如果你現在來問我或者跑去問一個年輕人，你祖父或者家裡的誰以前參加過大屠殺，我們要如何面對、如何處理這種質問？立場是什麼？這是個很敏感的曆史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在你的家庭裡，相關的話題是如何被讨論的？你個人持什麼态度？
盧佐維茨基：我1961年出生，出生時祖父已經去世了，他年輕時的确曾充滿激情地參與到納粹活動中。在我家，長輩們都不願多談這件事，心理上是抗拒面對的。有時候，我會問祖母，想知道一些當年的故事，她總是說小孩子不會懂，然後就關上門走掉了。是以我就知道，要讓這一代人去承認、去面對整件事是非常困難的。
三聯生活周刊：是以，對于你和很多德國、奧地利導演來說，創作的視角、尺度就要特别小心地去把握？
盧佐維茨基：在德國，很長一段時間裡，納粹題材的電影都受到極大争議，主流觀點認為，這段曆史是不可以拿來拍供人娛樂的商業片的，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持這樣的觀點。我不能美化這件事，也不能拍得特别醜惡，這個分寸要小心把握。《伯納德行動》是拍給我們這代人看的，大家或多或少了解“二戰”和納粹的背景。後來的《根本惡》就是拍給年輕一代人的，“二戰”已經過去幾十年，戰争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非常抽象，是以想做一部電影，不是再去拍和戰争有關的故事，而是去探讨是什麼導緻了納粹，未來如何避免。
三聯生活周刊：這樣說來，《根本惡》是《伯納德行動》的延續？
盧佐維茨基：拍《伯納德行動》的時候我做了一些調查，也看了很多相關研究，當時就覺得，如果想繼續做大屠殺題材的話，從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去反思可能是個新角度。就像剛剛提到的，當下的年輕人離“二戰”已經很遠了，但納粹和大屠殺真的那麼遙遠嗎？當然，整個的時代背景和體制都不一樣，但政治上依然有危險的傾向，比如，奧地利左翼勢力上台後，我隐約覺得，奧地利目前的很多情況和當年納粹上台時有些類似。在這種情況下，我更希望從原理性的角度來做一部電影，警醒當下的年輕人，警醒我的孩子，提防普通人的惡，體制的弊端，這或許比做一個戲劇性更強的故事要有意義。
三聯生活周刊：孩子看了這部電影嗎？回報如何？
盧佐維茨基：我有兩個女兒，一個19歲，一個21歲，她們出生時，“二戰”已經過去50年了，那段曆史基本是完全陌生的。你知道，去問女兒怎麼看待父親的電影，這是一件很為難的事。但我可以說，有一次，《根本惡》在維也納放映，當時有800個中學生去看了這部電影，我們都擔心，可能大家看到一半就會提前走掉，但很意外，現場沒人看手機，孩子們很認真地把電影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