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 至1842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争，這也成為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端。
鴉片戰争及其後續一連串的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不僅彰顯了帝國主義東來的各種侵略拓殖行徑，更是為中國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崛起、知識份子開始意識到必須救亡圖存的開端。而距離鴉片戰争爆發前不到半世紀的時間，英國人馬戛爾尼率使團于1793年抵達中國，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欲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市場，卻無功而返。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1793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國使團乘坐一艘六十門炮艦"獅子"号和兩艘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隻抵達天津白河口，之後換小船入大沽。奉命在此等候的天津道喬人傑和通州協副将王文雄上船迎接，并準備菜蔬酒肉迎接。使團進入天津，受到直隸總督梁肯堂的歡迎。
8月9日，使團離大沽赴北京，途中在通州停留，與中國禮部官員發生禮儀争執。9月2日，又離北京赴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帝，途中參觀了長城。9月13日，使團抵達熱河，向中國政府代表和珅遞交了國書，并同其就禮儀問題再度發生争執。最終雙方達成協定，英國作為獨立國家，其使節行單膝下跪禮，不必叩頭。
實際上，這次觐見禮儀并未成為1793年中英面會的阻礙，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來華時才有所激化。到了1840年，美國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把中英鴉片戰争開戰的主因歸咎于磕頭問題，禮儀問題的争議才被逐漸拔高。
亞當斯自然是以禮儀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順着“文明人教訓野蠻人”的邏輯，認為英國按照“主權國家”的新觀念，要求中國承認其平等地位，那麼也可以追問，英國在全球殖民時，也從未以“平等原則”對待弱小，又憑什麼要求中國實踐“平等主權”？鴉片戰争後，英國把“平等”的外交禮儀輸入中國，是為了建立“平等”的對華關系嗎？
無論1793年馬戛爾尼以何種禮儀觐見，乾隆帝都會拒絕英國使臣的要求，這并非中國拒絕貿易，而恰恰是因為中國也早将外貿規範管理、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英國的要求本質上是要推翻中國實施多年的定制，包括要求開放甯波、舟山等口岸，在北京常設使館，在舟山附近劃設小島供英商長期居住，允許英商常駐廣州，英船出入澳門、廣州水道并減免課稅，允許英國傳教、通商等“普遍權利”，是針對英國一家的特殊待遇，某些要求已和“殖民”無異。至于将外商限制在廣州一地活動，這應是乾隆帝出自社會安全的考慮。倘若英國真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非強盜邏輯進行商貿與交流，那當時主導中英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所遵循的真是市場邏輯嗎？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目的是為了解決因為全球經濟問題所引發的政治問題，也反映了中國對西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國際秩序的重新反思或抗拒。由于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馬戛爾尼使團的利益其實是沖突的。如果馬戛爾尼成功了，東印度公司的專賣與壟斷地位就會遭受極大的挑戰。
在馬戛爾尼使團中，外交随員95人、士兵600餘人，組成人員相當多樣且複雜，有正副大使、科技人員、醫官、音樂家、畫師等成員，由此衍生出政治上的外交禮儀問題、科技史、醫療史、中英音樂交流史、繪畫史等領域的研究。且随着研究範圍逐漸增加，馬戛爾尼訪華的曆史意義也愈發重大，後續的阿美士德通路與鴉片戰争，讓馬戛爾尼事件的意義層層加深。
19世紀歐洲鄙視全世界的态度，忽略了馬戛爾尼的啟蒙背景，其實馬戛爾尼的日記對中國的評價很高。因為馬戛爾尼認為中國并無強大的一神教或宗教熱誠，卻能建造出相對有秩序的理性、務實之文化國度，這也正是中國所代表的文化特征。馬戛爾尼可謂是是歐洲啟蒙思潮影響下親身來到中國的第一人。
據使團的副大使斯當東的觀察，他看到清朝官員的生活完全不像巴黎的城市生活。原本歐洲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商業化發達國家，但根據使節團的成員所見，中國居民的生活卻充滿農業社會的習慣。
馬戛爾尼的在使節日記中頻頻稱在中國的許多令人印象深刻之處，例如對于儀式的掌握精确，對于政府指令的執行效率，手工藝的精到等，但馬戛爾尼最後卻做出，清帝國已從高度文明國家退化為半野蠻狀态的結論，一部分原因出在返英國的路線上。不同于訪華時先抵廣州、後從海路前往天津北上，馬戛爾尼返國時走的是京杭大運河，并在杭州等地停留參觀。馬戛爾尼在運河沿途看到溺嬰等不文明行為，環境也異常貧窮與髒亂，使他對中國印象大為改觀，是以才有了“半野蠻”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