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适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遷死後，書乃漸出；宣帝時，其外孫楊恽〔23〕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班彪〔24〕頗不滿，以為“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略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缪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漢興，陸賈作《楚漢春秋》，是非雖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職守，原出道家，〔25〕其父談亦崇尚黃老，則《史記》雖缪于儒術，固亦能遠紹其舊業者矣。況發憤著書，意旨自激，其與任安書有雲：“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蔔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蝼蟻何異。”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26〕所言：“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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