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宅茲中國”補議——以出土資料為中心一、何尊銘文及器物年代二、釋“宅茲中國”三、“中國”相關問題結論

作者：江俊偉

摘要

何尊“宅茲中國”涉及的相關問題至今仍有待厘清。首先結合新資料并根據器物四面镂空扉棱、通體布滿紋飾等特征來看，何尊應屬西周康王時器而非成王。其次銘文中的“中國”存在武王所表達的與康王、何所了解的二種語境，而後者才是何尊“中國”的核心概念。再根據殷墟甲骨文分析“宅茲中國”的文法結構并對照傳世文獻，可确定“中國”是指王的居邑“王邑”，即洛陽地區的成周。西周早期曆經“中國”、新邑、成周名稱的變遷，反映出周室建立新中心的構想落實為具體王邑的動态發展過程。并且當時的宗周王邑亦被視為“中國”。“中國”的探讨展現出當時的王邑擁有不可撼動的中心地位，有助于探索殷周政治地理結構的原貌。

關鍵詞中國；王邑；蔔辭；周康王；何尊

“中國”一詞是中國史研究中基礎且重要的概念，近年來更成為學界研究熱點。然而談到“中國”，首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一詞何時出現，本義為何？根據現有資料，“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青銅器“何尊”（或稱“何尊”）的銘文上，其所指空間範圍主要有三說：

一、指當時的洛邑，即後來的成周。唐蘭、馬承源及李學勤先生主此說。此說主要是将“中國”了解為“中心”，并結合傳世文獻周公、成王營建洛邑為成周的記載。

二、廣泛的區域概念。王冠英先生對照《尚書‧梓材》、《詩‧蕩》中“中國”的意義，判斷與何尊銘文的“中國”都是周初對殷屬有的中原地區的稱呼。何志虎、何振鵬先生亦有相似的看法。這是受到傳世文獻“中國”可解為“商國”的影響。

三、指洛邑以外的具體地點。王晖先生認為應區分武王選都與成王建都二件事，并說：“《逸周書‧度邑》中武王曾以‘居易無固’否定了在伊水洛水北岸建都的可能性。”提出何尊載武王“宅茲中國”所選的地點應在陽翟（約今河南禹州）。

上述歧異源于對傳世史料的運用與解讀不同。然而無論從史料的價值或同質性而言，出土文獻顯然比記載紛雜的傳世文獻更具說服力，但少見學者運用于何尊“中國”的研究上。是以，有必要以甲骨金文為中心，重新梳理何尊“中國”的意義并進一步探讨相關問題。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69">一、何尊銘文及器物年代</h1>

出現“中國”一詞的尊，銘文收于《殷周金文內建》編号6014。全文釋文如下：

參考唐蘭、馬承源先生的釋讀，銘文可譯為：

王初遷宅于成周，自天室對武王舉行祼祭。在四月丙戌日，王于京室诰訓同宗小子，說：“過去你的先人公氏輔佐文王，文王受此大命。武王既攻克大邑商，則敬告于天，說：‘我要居于中國，從這裡來治理人民。’嗚呼！你小子無知，看公氏有功勞于上天，達成使命，要恭敬地祭祀啊！”王謙恭的品德如天，教訓我這個不聰敏的人。王全部诰訓完後，何被賞賜貝三十朋，用來做公寶貴的祭器。時為王的第五個祭祀年。

内容主要包含四個部分：一、王遷宅于成周與祭祀武王；二、何的先人公氏曾輔佐文王；三、武王克商後說要居于中國；四、王勉勵何能像其先人公氏，并加以賞賜。

至于何尊的年代，學者大多根據“唯王初遷宅于成周”一句，認定即傳世文獻記載周公、成王營洛邑為成周，而定為成王時期。但是“初遷宅”是否必然對應成王營居成周，未可遽定，且李學勤、王恩田及塗白奎先生均從銘文或器物形制指出成王說的沖突，認為何尊應屬康王時期。從器形來看，何尊呈大口筒狀，分三段式，腹微鼓，四面有镂空扉棱，從底部延伸至口沿外，扉棱間空隙較寬，通體布滿紋飾（見表一）。而能确定是成王時期的青銅尊有尊、士卿尊、保尊、犅尊等，均承襲殷商大口筒形尊的風格，腹飾夔紋，四面無镂空扉棱。康王時期的青銅尊尚無标準器。昭王時器則可分為二種：第一種與何尊基本相同，如作冊折尊與小子生尊，惟扉棱間空隙較窄，以及後者器腹兩側有象鼻形鋬；第二種延續成王時期的風格，如啟尊、遣尊，不過器體較寬，腹鼓的特征更明顯。

另外山西追繳的一批青銅器中，有二件稱為義尊和義方彜，器銘大緻相同，内容為周武王賞賜給義貝。其中義尊與何尊形制相近。韓炳華先生認為二器的局部帶有成王、昭王器的特征，但僅憑“認定從早”将義尊、方彜定為成王時期。實際上更接近義方彜形制的折方彜、令方彜均屬昭王器，則義尊、義方彜年代當晚至康、昭之世。

不僅如此，曹錦炎先生新收羅到二件青銅器影與器銘，稱為毳尊和毳卣。尊、卣銘文相同，内容極為重要：

由于毳尊、卣所記王五祀、四月丙戌及在成周舉行祼祭與何尊銘文完全一緻，是以曹錦炎先生認為二銘同指一事。其說合理，但将年代定為成王時期而未考慮器物形制，則有可商之處。首先毳尊與昭王時遣尊基本相同，惟器形顯略瘦高；毳卣同于扶風雲塘M20：7銅卣、作冊睘卣（《內建》5407），整體作垂腹狀，蓋鈕呈圈足形，以及提梁兩端作獸首。與毳尊、卣同類器物的年代，朱鳳瀚先生定為康王晚期至昭王，其中作冊睘卣據銘文知其不早于昭王十九年。而基本同銘的作冊睘卣、尊（《內建》5989）形成的組合也同于毳尊與毳卣。顯然從器物形制與組合而言，毳尊、卣更具備康、昭時期的特征。

根據上述，成王時期的青銅尊基本延續自殷商大口筒形尊，而何尊不但形制有異，與其同類相關的器物也沒有早于康王的例子。是以現有考古資料并不支援何尊成王時期說。考慮到何尊的扉棱與紋飾不如作冊折尊、小子生尊細密，與其同記一事的毳尊比起啟尊、遣尊更具早期瘦高的特征，宜将何尊年代定為康王時期。此外何尊、毳尊銘文開頭稱“王”，隻能是指時王即康王，追述先王史迹的可能性亦可排除。

表一　成、康、昭時期青銅尊形制比較表

“中國”一詞無疑是何尊銘文最為重要的概念。而銘文内容實際反映出二種語境下的“中國”。首先是武王克商後說要“宅茲中國”，不過這段話出自康王引述，并由作器者何記錄。是以武王所說的“中國”與康王、何所認為的未必是一回事。王晖先生就認為武王選都與成王建都不能混為一談。加上“中國”一詞字面上為“中央區域”之意，其具體意義取決于說話者的語境，若康王引武王所言有其政治上的目的（如尋求居于成周的合法性），那麼雙方對“中國”的诠釋可能就有所不同。目前限于史料還無法斷定武王所說的“中國”具體位置，不過康王诰訓表達的想法，實際上才是何尊“中國”的核心概念，也是本文重點讨論的對象。

單就銘文本身，可看出“中國”與“成周”有一定關聯。何尊雖然提到武王欲“宅茲中國”，但傳世文獻均載武王克商後二、三年即去世，是以“宅茲中國”僅是一個未實行的構想。如果銘文開篇提及康王“遷宅于成周”的原因，是有意與武王“宅茲中國”作連結，則“中國”就可能是指成周。但是這種推論不但臆測成分較大，以往的研究也多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是以有必要運用出土文獻重新确定“中國”的意義。

探讨“宅茲中國”的“宅”“茲”二字文法結構，有助于确定“中國”的空間範圍與具體所指。西周金文“宅”字出現較少，主要作為人名（《內建》4201小臣宅簋）或居所（“厥宅邑卅又五”，《內建》4320宜侯夨簋），均與何尊銘文用法不同。“茲”字習見，即指稱詞“此”，不過金文多用于指稱器物。盡管周銘幫助有限，但何尊年代偏早，句法字義的使用應有來自殷商的影響。塗白奎先生也認為：“何尊與臣卿鼎雖為周器，……語言、文字的使用受商人影響的痕迹至為明顯。”殷商甲骨文即有宅、茲二字，提供了重要資料。

先看“宅茲”合稱的例子。《合集》14206正：“〔癸〕醜蔔，争貞：我宅茲邑，大□賓，帝若？三月。”其中“我宅茲邑”一句與何尊“餘其宅茲中國”語句幾乎相同，“我”與“餘”均為第一人稱，“宅茲邑”與“宅茲中國”的用法并無二緻。充分說明甲骨文可用于探讨何尊銘文的文法結構。

接着是宅、茲二字分别在甲骨文的用法。宅字相關内容如下：

除此之外，宅、茲二字還與王的居邑“王邑”有所聯系。如《合集》7859正：“洹弗乍（作）茲邑（咎）？”蔔問洹水不會危害茲邑。由于殷商時期緊鄰洹水的考古遺存僅有安陽殷墟，董作賓、鐘柏生先生即認為蔔辭中的茲邑就是指商王邑殷墟。

傳世文獻亦有相關記載。《尚書‧盤庚上》：“既爰宅于茲，……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複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中》：“乃有不吉不迪，……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記載盤庚遷殷之事。所謂“茲新邑”就是“這個新的王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一句，可對照《合集》14210正：“帝隹（唯）其冬（終）茲邑？”其中“帝”與周代文獻“天”的概念相似，“終”與“永我命”正好相反，但都涉及能否長久統治或居住，辭例幾乎相同。是以，《尚書‧盤庚》的茲新邑就與甲骨文茲邑同義，都是指當時的王邑。

在記載周人史事的文獻中，宅、茲也保留與王邑相關的内容。《詩‧文王有聲》：“考蔔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宅是鎬京”即“宅此鎬京”，指周武王遷居新邑鎬京。《尚書‧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是在洛邑營建“大邑”的内容。“大邑”在甲骨文也是商王邑的别稱，胡厚宣先生認為：“大邑者即他辭之大邑商或天邑商。……國之中央，王都之所在，今河南安陽其地也。”

從以上所說，宅、茲二字不僅與王邑有關，且内容多會提及商王或周王。這是因為對王而言，其所指稱之邑往往就是宅居的王邑。盡管宅、茲在文獻中還有與王邑無關的例子，但結合前面提到“中國”可能為成周，以及是一處具體的地點，加上文獻中宅、茲二字與王邑也有一定的關系，似乎都指向“中國”是指王邑的可能性。而且傳世文獻的“中國”正有王邑之意，《詩‧民勞》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比較可知“中國”相當于“京師”，故毛《傳》雲：“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公羊傳‧桓公九年》載：“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以“中國”即王所居邑。這種王邑與四方相對的例子，亦見于《詩‧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毛《傳》雲：“商邑，京師也。”是以将何尊“中國”了解為王邑就有甲骨文與傳世文獻的依據。“宅茲中國”也就是“居此王邑”，王邑即周康王時期的成周。

至于成周所在，金文本身提供了相關資料：

以上内容《新收》1795靜方鼎提到王在宗周，指令師中與靜省南國，來年八月靜回來，卻向成周傳達消息，可判斷成周應在宗周與南國之間的區域；《內建》3950 叔簋是叔在成周跟随王征楚荊；《內建》5419彔卣提到淮夷内侵，王指令以成周師氏戍守于師；《內建》4323敔簋記南淮夷内侵，其中地名上洛、伊可能位于伊洛流域地區；《內建》4435虢仲盨蓋則是虢仲在成周與王南征南淮夷的内容。

可見成周位于宗周與南淮夷、楚荊之間的區域。宗周應在今陝西西安地區，然而發掘成果有限，具體地點有待厘清。南淮夷與楚荊分别位于淮水流域與今湖北地區。再排除周初齊、魯、衛、曾等封國的區域，則成周的位置應在今河南之地。雖然目前的考古發掘同樣不足以指出成周的具體位置，但洛陽考古的成果較為豐富，可将成周暫定于今河南洛陽地區。

圖二成周、宗周位置示意圖

以上厘清何尊“中國”為王邑之意，即位于洛陽地區的成周。但是關于“中國”的問題還不止如此。至少在“中國”的形成過程、宗周與“中國”的關系，以及殷周政治地理結構的原貌與轉變方面都要加以申說。

（一）從“中國”、新邑到成周

“中國”有一個從構想轉變至實體的過程。周武王于牧野戰勝商王帝辛後，以商為中心的政治地理結構就此崩解。從武王将殷商舊有的政治核心區分給帝辛之子武庚，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與蔡叔等人協助管理來看，他所說的“宅茲中國”并非在殷商舊地建立新王邑，而是有意另立一個新的政治中心。然而武王旋即殒命，其子成王即位，由武王弟周公攝政。周公之兄管、蔡二人對此有怨，與武庚聯手興兵，形成周室分裂與商室複燃的局面。最後以武庚等人失敗告終。接着周王室進一步控制殷商舊有勢力，除遷殷民外，原本的政治核心區轉封給武王之弟康侯。另外将帝辛庶兄微子啟封于較遠的宋，以續商祀。東方區域大緻平定後，成王、周公開始着手營建洛邑。

營建完的洛邑最初并非稱為成周。西周早期金文有“新邑”一詞：

公違省自東，才（在）新邑。《內建》2595臣卿鼎

癸卯，王來奠新邑。《內建》2682新邑鼎

丁巳，王才（在）新邑。《內建》5985 士卿尊

新邑意即建立之邑，且為王、公的活動範圍。《尚書》的諸多篇章提到成王、周公平亂後營建洛邑，也以新邑稱之。經對照可知金文新邑應指洛邑，即後來的成周。惟此稱呼使用至何時并不清楚。

新邑後稱成周。從名稱來看，周王室以族名“周”作為王邑名，與殷商王室稱其居地為“商”意義相同。而成周之稱則是為了與宗周作差別。從商、周對其居邑的命名模式，可推論成周與宗周對周王室而言都相當于王邑。

其次，宗周與成周都有宗廟。《內建》4271同簋：“王才（在）宗周，各于大廟。”大廟即宗廟。《內建》6016夨令方尊：“隹（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盡管京宮與康宮的性質尚有争論，但視為成周的宗廟沒有太大問題。《左傳‧莊公二十八年》亦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擁有宗廟的宗周與成周，均可視為王邑。

再從傳世文獻記載，宗周作為周王邑争議較小，成周則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載：“天子（周敬王）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以及《竹書紀年‧成王》：“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東都”皆指王邑成周。是以，武王提出“宅茲中國”的構想，成王、周公營建洛邑為新邑，屬過渡性質的稱呼，最遲在康王确立成周之名，奠定其與宗周相同的王邑地位。

（二）宗周與“中國”

既然“中國”為王邑之意，并可指成周，則同為王邑的宗周有沒有可能也是“中國”？由于資料有限，目前隻能從間接記載探讨。《內建》260㝬鐘（宗周鐘）銘文提到周厲王率軍平定南方，之後“南屍（夷）、東屍（夷）俱見，廿又六邦。”厲王是以“乍（作）宗周寶鐘”，并祈求先王賜福子孫，使“㝬其萬年，畯保四或（國）。”銘文内容揭示厲王做此器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自己（㝬為周厲王名）乃至子孫能長保四國。其中周王相當于“中心”與“四國”相對。這種以王為中心的思想在文獻中很常見。值得注意的是，“宗周寶鐘”之名顯示作器者周王應位于宗周，或者此器将用于宗周的宗廟。那就可以進一步推論，器物存在的地理空間“宗周”與周王應同屬于“中心”。則與四國相對的宗周就相當于“中國”。

圖三《內建》260㝬鐘（宗周鐘）

另外《尚書‧多方》亦載：“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提到成王自奄回到宗周，周公代為傳達成王對四國多方的诰令。此處宗周作為周王号令“四國”所在的地理空間，同樣可視為“中國”。如果以上所說不誤，說明對周王室而言宗周與成周都是“中國”。

如此又衍生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周王室存在成周與宗周兩個“中國”，是否會造成政治區域劃分的混亂？這個疑問雖然沒有直接答案，但可從西周軍制的角度管窺一二。《內建》4238小臣簋提到：“白（伯）懋父厶（以）殷八（師）征東屍（夷）。”以及《內建》2833禹鼎銘文：“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 （撲）伐噩侯（馭）方，勿遺壽幼。”都是率領西六師與殷八師征伐的内容。一般認為西六師肩負宗周的防衛，得名于周王室認為自己的根據地處于殷商西土；殷八師則負責戍守成周，是由殷人組成或地處殷地得名。《內建》9728曶壺蓋又有“成周八師”之稱，被認為是殷八師的别名。宗周軍隊稱“西”顯然是相對于殷或成周所在的地域而言。是以宗周與成周雖然都是“中國”，但在需要嚴格劃分區域時會以成周為中心。

（三）從“中國”看殷周政治地理結構的原貌及其轉變

“中國”一詞無疑對周王室有着特殊意義。而此一思想乃是承襲殷商而來。例如前面談到周王室以族名為王邑名，源于殷商王室稱其居邑為商。而以成周、宗周為“中國”亦來自殷商以商為中心，是以蔔辭又見商稱為“中商”。傳世文獻亦保留不少王邑作為四方中心的例子。說明殷周時期“中國”——即王邑不可動搖的中心地位，并展現出與四方相對的政治地理結構。

這種觀念的産生，與當時較為松散的統治結構有必然關系。貝冢茂樹先生認為殷商是“都市國家”（City-state，又譯為“城邦”），商王能直接統治的地區還是以殷墟為主。王玉哲先生也有同樣看法。杜正勝先生提出西周、春秋時期，一個“國”統領四周的郊野及名義上管轄的一些大都小邑，便構成中國古代的“城邦”，所謂“國”隻是城郭之内的範圍。趙世超先生也說西周國野制的“國”相當于“點”，而“野”則是居地以外的“面”。顯示殷周王室以點控制面的統治模式與政治地理觀念的一緻性。

不過部分學者根據傳世文獻的記載，如《詩‧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邦畿千裡，維民所止。”《周禮‧夏官司馬》：“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裡曰王畿。”認為殷周王室存在以“面”構成的中心區域“千裡王畿”，并套用到甲骨金文“商”“周”的概念中。對此王冠英先生指出：

由于甲骨、金文尚未發現畿字，殷人有無畿的概念，不清楚。即使有，按照《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注：“故書畿為近”，《詩‧邶風‧谷風》“不遠伊迩，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内也”，不過是殷都大邑商周圍的郊牧之地。

王健先生也認為，傳統所說的王畿觀念是曆代經學家将邦畿、内外服與五服、五等爵等勉強糅和在一起的結果，并不符合商周政治地理結構。這些意見揭示“千裡王畿”未必符合殷周曆史實情，況且“王畿”的意義還有待厘清。是以，何尊“中國”意義的探讨有助于還原殷周政治地理結構的原貌。

盡管“中國”意義非凡，但西周金文除了何尊以外再無出現“中國”一詞。究其原因，何尊的“中國”是一個構想，“中國”建立後的正式名稱為成周，對周王室而言無論是成周或宗周本身就代表着“中國”，是以不再需要強調“中國”一詞。這與殷商王室以“商”為四方中心的意義相同。

随着周王室傾頹，“中國”一詞才又大量出現。王爾敏先生曾統計先秦典籍出現的“中國”，其意義約有京師、國境之内、諸夏之領域、中等之國與中央之國五種。其中作為諸夏之領域比例最高，占83%，京師之意僅占5%。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先秦典籍年代大多屬此）“中國”用為本義的京師已屬罕見。“中國”從較小的地域範圍轉為廣泛區域，且帶有文化概念的原因，應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有關。

衆所皆知，周王室傳至幽王，與戎人、申人産生沖突，最後兵敗身死，宗周也被攻陷。此後王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為春秋戰國時期。彼時周王室建構的“中國”不複存在，但諸侯稱霸争雄也無法取代周王室的地位，形成“中國”概念各自表述的特殊現象，并用于與“四夷”差別。平勢隆郎先生即認為：“戰國時代中國的範圍視各書籍而異。因為‘中國’一詞是戰國時代諸國視自己的立場而使用的辭彙。”甘懷真先生也同意“中國”的政治論述在戰國中期是一個重要議題。此外，“郡縣制”的發展使各國君王的直轄區擴大，往日以“王邑”為“中國”的概念已不符合當時的政治結構，這也可能是各國論述的“中國”空間擴大化的原因之一。總而言之，“中國”的意義在不同曆史背景中有所差別，在西周專指“王邑”，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為了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就對舊有的“中國”一詞添加了新的内涵及論述。

何尊“中國”的研究一向不僅是單一學科與角度的獨唱。過去判斷尊的年代是根據銘文與傳世文獻的對照，然而現有考古資料無法與之相合，說明傳統成王說并非定論。就銘文内容言，“中國”的意義也不是僅靠這二字的考釋或參考傳世文獻就能解決。它涉及整篇銘文的内容、出自何人之口與“宅茲中國”的語句結構等，凡此均不能離開當時的語境與曆史背景。對此出土資料不但提供了引路石，更進一步明晰“中國”——即王邑對西周政治地理結構的重要意義與動态發展過程。

（參考文獻略，如需了解相關資料請查閱原文）

本文原載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156─164頁，

作者江俊偉（1985—），台灣宜蘭人，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博士後、特聘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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