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驢狀元”傅以漸（齊魯狀元系列之二十）

在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們的大力支援下，在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們的全力配合下，作為弱勢群體的滿清政權，比較輕易地就奪取了大明的江山，成為了中華大地新的統治者。就像一個整天饑寒交迫、餓得半死的窮漢，突然被一塊碩大無朋，又内容豐富、香氣撲鼻的餡餅，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腦門子上。

努爾哈赤、皇太極之類，也是有野心、或者是有遠見的政治人物。他們在創立大清基業的時候，不會滿足于永遠偏安一隅，在大明王朝這個龐然大物的威逼下，過提心吊膽、朝不保夕的小日子。他們的心裡，不是沒有取朱家王朝而代之的想法。但想法歸想法，在他們看來，這恐怕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奮鬥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實作這一宏偉的奮鬥目标，大約要付出幾代人、甚至是十幾代人的努力。但沒想到的是，會有那麼多人對大明王朝落井下石，幫着他們一起為提早實作這一目标而出力使勁。這真是天佑大清，在那麼短的時間内，就把夢寐以求的大明王朝全部資産，過戶到了自己的名下。

由于幸福來得過于突然了一些，是以滿清統治者們并沒有做好坐天下的充分心理準備，包括政治準備、制度準備、人才準備、管理準備，等等。尤其是，要管理這麼遼闊的疆土、統治這麼多的人口，需要足夠數量有知識、會管理的人才。而僅靠他們自己那點有限的人才儲備，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因而，大清在開國之初，借鑒延續大明王朝一些比較成熟的管理制度和辦法，比如科舉制度之類，用以發現選拔治國理政、管理社會的人才，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大清一統華夏疆土沒幾年，便在一些漢族官員的提議下，迫不及待地開辦了科舉考試。大清順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大清開國後的第一位狀元，應運而生。此人姓傅名以漸，乃山東聊城人氏，故裡在今聊城市東昌府區。在科舉史上，大唐、大元、大清三個王朝的開國狀元稱号，均為齊魯學子所奪得，這很了不起。孫伏伽、張起岩、傅以漸三位開國狀元，真是為山東大地争光了。

在有些人看來，傅以漸作為大清開國第一位狀元，含金量似乎多少有點不足。一方面，此時唐王、桂王、魯王等南明流亡小政府，還在南方一些區域苟延殘喘。滿清的有效管理區域，還沒有覆寫到這些地方。另一方面，在滿清的有效管理區域内，也有不少忠于大明的漢族知識分子們，怕擔上個漢奸的罵名而不願與清廷合作。這樣一來，大清首屆科舉考試的報名人數、考生品質等等，怕是就要打上一些折扣了。但是不管怎麼說，傅以漸畢竟是大清的開國狀元。第一就是看點，更何況，開國第一加狀元，再加上科舉史上聊城的首位狀元，在傅以漸身上，應當算是創造了三個第一。是以，傅以漸很值得我們山東人為這位老鄉而自豪一把。

為了擴大選才範圍，做到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高人指點下，大清前期舉辦的科舉考試，采取了承認前朝讀書人科舉學曆的政策。比如說，在明朝取得了舉人身份的考生，可以直接報考大清的進士，而不必再一級一級的從頭考起。這一政策規定，還是頗為令人稱道的。

能考上狀元的人，無論在先天條件、還是後天努力方面，大約都是很有些異于常人之處的。據有關史料介紹，這個傅以漸雖然出身于比較貧寒的家庭，但打小就很不一般，是個小神童式的人物。史載，其“幼時聰明過人，三歲能誦書，五歲熟記經史”。由于天資過人，平時又勤奮好學，是以人家後來就能一舉成名天下知，光榮地成為了大清狀元第一人。

傅以漸是不是取得過大明的科舉身份，史籍沒有相關記載。但從各方面情況的分析推斷，他應該就是大清承認前朝科舉學曆政策的受益者。因為傅以漸金殿奪魁的時候，已經是小四十的人了。作為他這種年齡的讀書人，不可能沒參加過大明的科舉考試。而在大清上位的短短幾年裡，傅以漸如果是一介白丁，從秀才、舉人逐級考起的話，時間上也來不及。

在清初的一些知識分子看來，傅以漸積極參加大清科舉考試，是一種與異族入侵者合作的漢奸投降行為。漢奸，是最為國人所不齒的一個名詞。但是漢奸這頂帽子，是不能輕易亂扣的。傅以漸報名參加大清科舉考試的時候，大明王朝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大清成為中華大地新一屆王朝，也是鐵定的既成事實了。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有些初心不改、誓死忠于大明王朝的知識分子，是很正常的。但多數像傅以漸這樣的讀書人，采取一種承認現實的務實态度，也是無可厚非的，不能輕易把人家定性為漢奸。如果那樣的話，豈不遍地都是漢奸。

由傅以漸，筆者聯想到了元初名将張弘範。在著名的崖山之戰中，張弘範率部以少勝多，徹底消滅了南宋流亡小政府。之是以說是南宋流亡小政府，是因為法理意義上的南宋政權，自宋恭帝被一些大臣裹挾着，在臨安城向蒙古軍隊舉白旗投降之時起，便已宣告滅亡。崖山之戰結束後，自我感覺極好的張弘範，讓手下人那裡豎立了一塊石碑，上刻“張弘範滅宋于此”七個大字。相傳後來有個有才文人，在碑上又加了一個字，碑文便成了“宋張弘範滅宋于此”。

“崖山之後無中國”。于是，張弘範便被後人戴上一頂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漢奸的帽子。稱張弘範為漢奸，其實是一種并不确切的說法。筆者這樣說，倒不是想為張弘範翻案，而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張弘範的父親曾做過金國的官員，後來投降了蒙古人。張弘範出生時，連金國都被宋蒙聯手滅掉好幾年了。也就是說，張弘範壓根兒就沒做過大宋子民，又何來“宋張弘範”之說？如果非要給張弘範父子戴上一頂什麼“奸”的帽子，那麼，張弘範的父親應當被稱為“金奸”，而他自己應當被稱為“金奸”子弟才是。不能僅僅因為張弘範是個漢人，就稱其為漢奸。其二，在秦桧等人的撺掇下，南宋曾推出過臭名昭著的“南歸南，北歸北”基本國策。意思是，咱們南宋政府，今後隻管長江以南的群眾。至于長江以北的群眾，包括漢人群眾，就拜托不要對大宋抱有什麼希望了，“王師北定中原日”不會再有，本朝不再承認各位的國民身份，大家今後安心做大金國的順民就好。一個推出這樣缺德國策的政權，又怎麼能指望、有什麼資格要求北方的廣大群眾，對自己矢志不渝、死忠到底？像秦桧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漢奸。是以，張弘範的行為，充其量也就是各為其主而已。

筆者在這裡說這些題外話，是想說明一個道理。對于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應當持有一種客觀冷靜的态度，結合特定的時代背景進行分析評價。生搬硬套、人雲亦雲，或者簡單生硬地用非好即壞的機械兩分法進行區分，都不是一種科學的讀史方法。至于後來朱元璋對張弘範的後人趕盡殺絕，就更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蠻不講理。

言歸正傳。傅以漸成為大清中央政府公務員之後，仕途一路暢達，飙官速度很快。參加工作之後，傅以漸先是被任命為宏文院處級秘書（修撰，從六品）。所謂宏文院，是皇太極于天聰十年（1636年）設立的内三院（國史院、秘書院、宏文院）之一。内三院的職能，與明代的翰林院差不多，主要負責文秘檔案、決策咨詢等工作。隻是三院的具體分工，各有側重而已。後來，順治皇帝将内三院合并改組為内閣，另外又單獨設立了翰林院。

宏文院的主要工作，是陪着皇帝的皇太子們講解經史、詩文學習輔導，基本可以算是他們的專職老師。比如傅以漸，就在康熙皇帝上位之前，做過他的老師。而在傅以漸考上狀元的時候，順治雖然已經做了皇帝，但也還是個小孩子。雖未經皇家正式任命，但傅以漸輔導過順治皇帝的讀書學習，也是可以想見的事情。

伴君如伴虎的另一面，是皇帝身邊好做官。傅以漸是個溫良恭儉讓之人，行事内斂謙和，言語循循善誘，哄得小皇帝很高興。皇帝高興了，事情就好辦了。況且于事無争的傅以漸，與同僚相處比較融洽，人際關系也挺不錯。隻有短短十來年的功夫，傅以漸就從一個處級幹部位子上，一路攀升上來，成為朝廷重臣。

傅以漸曆任國史院侍講、左庶子、少詹事，秘書院大學士，國史院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兼大清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等職務。其間，還被授予了太子太保、太子少保，光祿大夫等一系列榮譽稱号，基本做到了文官的最進階别。同明代一樣，清代也不設專門的宰相職務。一些清宮劇中的宰相稱呼，隻是一種俗稱而已。但清代個别内閣大學士的職權，基本相當于宰相。換句話說，傅以漸隻用了十幾年功夫，就從一個中下層官員，做到了相當于宰相級别。這樣的晉升速度，足夠驚人。

在傅以漸的使用問題上，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清代立國之初，政務管理千頭萬緒，很需要像傅以漸這種有見地、有能力的官員出力服務。第二，清初統治者吸取了元代的教訓，雖然也對漢人官員加以限制防範，但在處理手法上，卻高明了不少。當然，這也離不開傅以漸個人的修為。假如他在給皇帝做老師其間，也像張居正一樣不搞素質教育，動不動就斥罵責罰自己的學生，把個小孩子整得噤若寒蟬，見了老師就像老鼠見到貓，沒準兒也會死得很難看。是以說，為人臣者，還是低調謙和一些的好，高調張揚要不得。

傅以漸學養深厚，知識廣博，思維靈活，辦事效率很高。有一年，皇太後生了比較重的病，年少的順治因為牽挂老媽的病情，影響了政務處理。兩月内，大臣奏折積壓了800多件。無奈之下，順治委托傅以漸代為處理。受命之後，傅以漸三下五除二，三天之内便處理得妥妥帖帖，令順治龍心大悅。

此後，順治對傅以漸愈發看重。遇有軍政大事，包括制度建設方面，多數都要聽取他的意見建議。而傅以漸也是鞠躬盡瘁，竭誠盡忠，沒有辜負皇帝對他的賞識信任，成為清初不容忽視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大清立國之後，面對的基本是一團亂麻。再使社會秩序、管理制度盡快步入正軌方面，傅以漸功不可沒。

飽讀聖賢書的傅以漸，為官廉潔自守，清名遠播。在個人生活上，傅以漸也不貪圖享受，日子過得很是勤儉樸素。居家外出，從不擺闊氣、講排場。史載，“公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與寒素無異”。意思是，傅以漸做了高官以後，吃的仍然是粗茶淡飯，身上穿的衣服，洗了又洗，跟普通老百姓沒什麼兩樣。傅以漸，不愧為潔身自好一君子。其人品官品，都值得後人敬佩稱頌。

關于傅以漸的平易樸實，有個有趣的段子流傳于世。作為一介書生，傅以漸不會騎馬。跟随順治皇帝外出視察、遊獵度假時，他不像其他高官一樣乘坐豪華轎子出行，而是喜歡騎着一頭小毛驢出出進進。還是半大孩子的順治看了，覺得挺好玩。一時興之所至，就順手塗鴉了一幅題為“狀元歸去驢如飛”的圖畫，送給了傅以漸。這畫雖說不會有多高的藝術價值，但因為是皇上親手所畫，傅以漸和傅家後人還是愛如珍寶，特建“禦畫樓”一座以藏之。

在傅以漸的家鄉，也有類似于“讓牆詩”的故事流傳，大約是為了說明他為人處事的良好品德。但是此類故事甚多，比如在明代，就不止一位狀元進士的故鄉有這類故事流傳，讓人真假莫辨。傅以漸的“讓牆詩”，跟那些故事裡的詩是一樣的詩。所不同的是，他們家讓出來的巷子，後來叫了“仁義巷”。此傳說各位讀者信與不信，悉聽尊便。

傅以漸是個心性淡然之人。由于工作比較勤奮認真一些，身體素質又一般，是以就落下了病。順治在位的時候，傅以漸就幾次申請提前退休回家養病，但是都沒被上司準許。直到康熙上台當了皇帝，傅以漸方才得以告老還鄉。回家沒幾年，他就尾随賞識他的順治皇帝去了天國，時年五十七歲。

博學多才、治學嚴謹的傅以漸，不僅“道德文章實為一時之冠”，在曆史、天文、地理、法律、農業、漕運等方面，也有很深的研究，在很多問題上具有深刻獨到的見解。傅以漸筆耕不辍，著述頗豐，但遺憾的是，多已佚失不存，僅有《四書周易制義》傳世。

因為出了傅以漸這麼個狀元大官，傅氏家族在聊城一帶，後來就發展成了一個影響很大的名門望族。傅氏後人之中，不乏賢者名流。在朝為官甚至成為封疆大吏者，更是幾代不絕。比方說，做過北大校長的民國著名學者、人稱“傅大炮”的傅斯年，從家譜上論，就是傅以漸的第七代孫。這位傅狀元的家學淵源之深厚，實在是名不虛傳。

作者簡介：王離京，筆名谷荻，男，山東壽光人，1958年生于北京，畢業于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做過知青、勞工、教師、機關幹部，曾任山東警察學院副院長，二級警監。散文作家，系中國作協會員，發表出版作品累計三百餘萬字，多次獲獎并入選多種選本。相關作品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北京大學、香港大學等著名高校圖書館館藏書目，兩度入選山東省中國小生寒暑假讀一本好書活動前十位重點推薦書目。

壹點号谷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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