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實習生 童露雅
4月21日下午，中國現代文學館釋出訃告，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社會活動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醫治無效，于當日14時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舒乙 人民視覺 資料圖
澎湃新聞采訪了解到，這位曾精神矍铄地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建設、老舍文化的傳播以及北京城的發展保護事業的老人在最後的幾年中飽受病痛的折磨，舒乙先生在六年前因突發腦溢血緊急送到宣武醫院搶救，開顱手術後效果不理想，平穩後又在其他醫院做了一年康複，後病情逐漸惡化，又轉到同仁醫院，一直住在ICU，到最後長期都是昏睡的狀态，隻能在妻子手心中寫字傳達意思。
澎湃新聞采訪到曾與舒乙先生共事的同僚、與其協商老舍文集出版事宜的編輯以及舒乙攜家人捐贈的一大批珍貴書畫的受贈方，向舒乙先生做最後的告别。
半生熱情投入于中國現代文學館建設
舒乙先生一生将相當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中。
我們提起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先想起的總是巴金老人，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為香港《文彙報》寫的《創作回憶錄》系列中，最早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說建立國家級中國現代文學館是他此生牽挂的最後一件大事。次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就在北京萬壽寺西路上的一處建築中落成。作為暫時館址，這座清代皇家花園式的建築盡管環境清幽，但對講究嚴格的保管和收藏要求的各類載體的檔案資料來說還不是理想之地，且空間也不足。國家于是開始籌備芍藥居附近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舍，1997年12月14日開始破土，于1999年夏天，中國現代文學館設計新穎、裝置現代化的新館已經建成。
中國現代文學館
而這座新館從籌劃到落成，舒乙一直是這項工作的實際主持者，舒乙在1984年就參加到籌備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前他是留蘇的學生，學習林業化學專業，後來去到北京市光華木材廠當工程師。1985年文學館開館，他是第一批從業人員，後來任副館長、常務副館長、館長。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訃文中也談道：“舒乙同志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籌備、建設和發展傾盡心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别是文學館新館的建成，從館舍的建築布局、藝術設計，到花園裡的一草一木，每一座雕塑、每一幅壁畫，都飽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寄托着他的希望和深情。”
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幾個地方看到舒乙先生的文學品味和詩意設計：比如幾棟大樓的“門把手”是巴金的手印，當人們推開文學館的大門時，就像是撫着巴金的手掌開啟文學殿堂，這個就是舒乙的創意。
文學館進入館門的大理石和迎面臨街橫卧的石碑影壁上镌刻的是巴金的名言：“我們有一個多麼豐富的文學寶庫，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傑作，它們教育我們，鼓勵我們，要我們變得更好，更純潔，更善良，對别人更有用。文學的目的就是要人變得更好。”
“我們的新文學是表現我國人民心靈的豐富礦藏，是塑造青年靈魂的工廠，是培養革命戰士的學校。我們的新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我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傳給别人。”
這兩句話就是舒乙挑選的，此外，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徽——一個逗号，也是舒乙發現确認的。逗号，不僅是一個現代才有的、象征現代文學的标點符号，代表着一種未完成和接續未來。
澎湃新聞也就舒乙先生在文學館工作的情況采訪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計蕾。
談及舒乙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館，她說：“舒館長從文學館的籌辦開始就在我們這兒了，是以他經曆了籌備、建設、新館建成的全過程。特别是2000年新館建成開館之後，舒館長也做了很多新的嘗試。他提出‘專家講解制’，不是普通的請講解員來背稿子，專家講解可以把文學作品講得更深入，讓觀衆對作家的了解也更深刻一些，而不是浮在表面上的，這個不知道算不算他的首創。後來他也通過物業管理的方式，對外在社會招标來實作館内管理。還有就是我們文學館從老館時期就開始進行公益講座，向市民普及文學、文化、藝術方面的知識，到了新館以後我們的工作還在持續，聽衆不斷增多，擴大了影響力。他也是說要把文學館建成一座文學的殿堂，舒乙先生非常尊重巴老的意見，要把文學館建成現當代文學的寶庫。他自己也曾經寫過書叫《走近現在文學館》和《現代文學瑰寶》，都是講在文學館的工作的。”
計蕾與舒乙在1989年就開始一起共事：“那時候舒館長對我們展覽部的要求是希望多辦作家的展覽，多辦文學展覽。每次展覽的前言，舒館長都要親自寫，也很樂意親自當講解員。他熱愛文學、熱愛藝術、熱愛生活。很風趣，對文學館的工作盡心盡力，是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後來也積極對老北京的文化遺産建言獻策。其實我們作為上下級的關系，我是被他上司的。他對我們的工作非常關心，我們建新館的時候，為了趕時間幾乎每天加班，舒館長每次都來看望我們，問我們怎麼還沒下班，有時候也請我們吃飯，很随和、很親切。”
舒乙先生為小朋友們繪聲繪色地講述每一幅畫作背後的故事
偉大的捐贈
計蕾談道，舒乙對文學工作和文學館的熱愛深深感染到自己：“2013年時，他和全家人共同決定把老舍先生珍藏的名畫，加上自己的書稿作品和他母親的繪畫作品捐給了文學館，其中有齊白石的《蛙聲十裡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蔭圖》、林風眠的《川江圖》等20幅字畫精品，甚至老舍故居，舒乙和家人們也共同捐給國家了，這種無私的捐贈非常值得人們敬佩。”
計蕾談道的捐贈并不是舒乙第一次這樣慷慨，澎湃新聞從中國美術館方面獲悉，舒乙先生不僅非常珍視父輩的藏品，更将這些作品視為國家和民族共同的寶藏。他曾先後在北京、青島、濟南、重慶等地的老舍故居設立和老舍生平相關的地方級博物館，陳列展示父母的藏品。而對于藏品中時代久遠或水準超逸的作品，他則願意捐贈國家級的藝術博物館。為此，2013年底，舒乙代表姊妹首先提出願将父母珍藏趙之謙、翁方綱、傅山等明清書畫珍品14件捐贈給中國美術館。
除了上述明清書畫，舒乙先生考慮中國美術館的館藏特點，又補捐了任伯年、吳昌碩、陳師曾、齊白石、傅抱石、林風眠、陳半丁、王雲等一批近現代藝術大師的精品給中國美術館，這些作品幾可代表中國近現代書畫界的最高水準，意義非凡。
林風眠 泊舟 1941年 40cm×56cm 紙本水墨設色 2015年老舍、胡絜青家屬舒濟、舒乙、舒雨、舒立捐贈 中國美術館藏
于非闇 秋山紅樹圖 74cm×40cm 絹本設色 2015年老舍、胡絜青家屬舒濟、舒乙、舒雨、舒立捐贈 中國美術館藏
齊白石 紅衣牛背雨絲絲 1952年 151.5cm×56.5cm紙本水墨設色 2015年老舍、胡絜青家屬舒濟、舒乙、舒雨、舒立捐贈 中國美術館藏
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表示，深深地感受到舒乙的人格魅力：如果用民間的話來講，舒乙先生是“好多事”的人，但他的“多事”不是為了他自己，他有一種社會責任感，是以才被稱為社會活動家。他的風度、風采、風骨、風範令人難忘，中國美術館人會永遠記住他，我也會永遠記住他。
老舍夫婦在世時，他們把藏品張挂于家中，以傳統文人的雅集形式邀好友共賞，長此以往，他們客廳的西牆在當時有了“老舍畫廊”之稱。這是老舍夫婦在當時所能想到和做到的交流方式。他的後人将這種交流範圍擴大更新，并通過捐贈的形式将老舍夫婦私人藏品變為國家珍寶，使其作為先輩的一種精神文化财富，在國家美術館的平台陳列展示，得社會各界人士共賞，其影響範圍之廣、受益人群之衆，皆是此前所不能及的。
此外，也有資料記載，作為冰心研究會名譽會長、舒乙先生也曾向長樂冰心文學館贈送了一批冰心資料。目前，該館收藏的有關冰心的物品已經達上萬件，成為國内收藏實物數量最多的單個作家博物館。舒乙贈送的這批資料彌足珍貴，其中包括上世紀80年代冰心寫給三弟謝為楫的21封信，另有7盒錄音帶及7張CD光牒，内容包括1985年冰心、巴金、夏衍三老會面的錄音，1987年夏衍、鄧穎超、趙樸初看望冰心的錄音，1987 年冰心看望葉聖陶、夏衍的錄音以及福建鄉親拜訪冰心的錄音等。
我們都知道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重要職能之一便是收集儲存中國作家的手稿。舒乙對此曾說：作家手稿是一種曆史存在，它有生有滅，沒有收集儲存，它就會失去，古典文學手稿的缺失，就是一個例證。而中國現代文學館一建立，即重視收集作家手稿的工作，而中國現代文學館中收錄的手稿，很多也成了整個時代“最後的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現共有藏品60餘萬件，包括書刊、手稿、書信、照片、字畫、實物、音像資料等，如果世俗一些去看這些名家手稿的價值，我們可以參考去年12月嘉德拍賣的一批周作人手稿——42件周作人1960年代手稿就拍出1286.85萬元的高價，我們由此可以想象舒乙先生和許許多多和他一樣的人為建成這樣一座屬于人民的文學殿堂，曾一度怎樣慷慨解囊。
此外，舒乙先生也熱情地投入到許多社會事業中，2000年，面對北京舊城區裡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現實，他與全國政協委員梁從誡、彌松頤、李燕聯合提出“保護北京曆史文化名城的十條緊急建議”，擔當起保護老北京的曆史責任。2002年至2007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緻力于對城市文物及文化遺産的保護，寫了《京杭大運河，殘缺的輝煌》《隋唐大運河，地下的輝煌》和《江南運河，水鄉的輝煌》三篇考察實錄，積極呼籲保護大運河。他認為，運河和長城一樣是偉大的奇迹，一樣了不起。
身份本身即意義
當然，舒乙被提及最多的身份是“老舍之子”，這是他始終無法棄置的标簽，而舒乙先生也欣然接受這個标簽，并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
澎湃新聞采訪到《老舍全集》的責編王海波，他談道：“舒乙家的幾個兒女各有分工，姐姐舒濟負責老舍先生作品，舒乙負責老舍先生生平事迹，是以編《老舍全集》主要是舒濟提供資料、編選文章等。是以我跟舒乙私下裡也沒有太多往來，跟他主要是參加會議、書籍首發之類的活動。有一次是重慶北碚版的《四世同堂》出版，舒乙先生負責寫了前言，參與設計封面、插圖，有過一些交流。他們兄弟姐妹之間關系都好、比較融洽，比如說在我們社出書，稿酬雖然開給舒濟老師，但是最終都屬于四個人，他們之間的關系都很和睦親密，包括舒乙生病之後，他的姐姐妹妹也常去探病照顧。”
王海波認為，舒乙對老北京的了解、對京味文化的了解都是延續自父親老舍，“他平時非常主動地去宣傳和傳承老舍的理念和思想，寫的東西也都是關于老舍的生平、創作、思想，主要集中在這方面。”
談到與舒乙的交往，王海波說：“《老舍全集》修訂完首發的時候他來了，對我們的工作還是非常肯定的。因為對老舍先生作品有信心，我們就頭版就印了一萬本，他也很贊賞我們這個做法。《駱駝祥子》手稿也是這樣，因為原稿的狀态不太好，他對我們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也非常贊賞、肯定，覺得可以做到這個程度已經很不容易了。雖然沒有具體的指導，但是對我們來說更像一個精神支柱的作用。他擔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是屬于開拓性的，貢獻很大，大的方面來看，在初創時期有他這樣一個社會活動家的人物來支援，以他的身份和影響力，是有很大的好處和意義的。”
王海波認為，舒乙的身份本身就有很特殊的、很大的意義：“他主要還是從老舍的角度去做一些工作。他們家裡的子女也都在這樣義不容辭地傳承老舍的精神文化和老北京的文化，都是非常主動地去做這樣的事。”
全家福
網上常可以看到“老舍一家”的照片，1951年的一個夏天，老舍與妻子胡絜青和一個兒子與三個女兒站在小院裡，背後懸着鳥籠、身旁都是齊人高的花木，老舍和兒子舒乙表情比較嚴肅，而妻子與三個女兒都笑晏晏的。舒乙先生此去兩茫茫，但終于可以和父親團聚了。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