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不在家過年，爺爺竟然難過得掉淚

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年是在機關度過的。

那一年春節放假前，我到上司辦公室送檔案。我們辦公室的主任正在和上司研究春節值班的事。見我進來了，上司說：“今年春節你值班兒吧”。

我說：“我在這裡沒有家，我得回家呀”。

上司笑着說：“你回家幹嘛？連個媳婦兒都沒有”。

就這樣，我參加工作後第一個春節，是在機關度過的。

過完春節，回到家。母親對我說：“趕緊先去看你爺爺吧，吃年夜飯你爺爺都哭了。說這些年了，家裡過年從來沒缺過一個人”。

我說：“不至于吧，爺爺都是老革命、老黨員了。一輩子在外面工作，又不是封建老頭兒”。

母親叮囑我：“去了可不準說這話啊! 快去”。

爺爺從櫥櫃裡給我端出一小碟我最愛吃的芝麻酥糖，我知道這是過年上供的供品。每年上過供的供品就分給孩子們吃。這應該是爺爺特意給我留下了一份。

奶奶又給我熱了熱初一的餃子，大年三十的菜。我們這裡有一個風俗。凡是有女兒出了嫁的人家。大年三十的大鍋菜和初一的餃子都要留下一份兒。給初二回娘家的女兒吃。我看着桌上大鍋菜和餃子，笑道：“奶奶。你拿你孫子當成孫女兒啦”。爺爺用手指了指着飯說：“吃！孫子孫女兒都一樣，過年的飯沒有吃的都給你們留着”。

爺爺就這麼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飯。眼裡居然又有些濕潤了

爺爺的故事還是從父親那裡斷斷續續知道的。

抗日戰争時期，爺爺的公開身份是教員。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抗日做地下工作。有一次快過年了，家裡來了幾個人，在北屋裡開會。父親回憶說，每逢家裡來了這樣的客人，就不讓小孩子們出去玩了。一是農村裡見到的陌生人少，人們看到誰家有陌生人來了會問：你家誰來了，擔心小孩子說漏了嘴。二是小孩子們在院子裡玩也可以起到遮掩和放風的作用。

後來，趙振權從大門口閃進來。他是個人高馬大的中年漢子，他是我們村後來的黨支部書記。隻見他進來後快步跑向北屋。三級台階，一步就跨了上去。很快他又沖了出來，還是那樣一步從台上一步跨下來。衣襟揚起，露出了腰裡别着的槍。随後，爺爺随後也出來了，向屋裡的幾個人招了一下手，領着那幾個人快步去了西跨院，從小門出去了。趙振權用一隻手扶着腰裡的槍跟在後面。

又過了一段時間，村裡就亂了起來。槍聲、哭喊聲、豬羊的嚎叫聲，甯靜的村子一下子變得雞飛狗跳。是日本鬼子來了。他們要找村裡的幹部，找糧食。

村西頭的老鄭，被日本鬼子打得遍體鱗傷，實在扛不住了，踉踉跄跄把日本鬼子領到了我們家。一進門兒，他就搶步跪在台階下哭喊着捶打自己的頭：“蓮池大伯呀！我是個混蛋！”。蓮池就是我的太爺爺。老鄭知道太爺爺在村裡負責錢糧。就這樣，我的太爺爺被帶走了。

在在一個大院裡，被抓來的還有十幾個人。他們放出一隻大狼狗，撕咬太爺爺。不一會兒，太爺爺身上的棉袍就被撕扯成了布條兒。散落的棉絮，被寒風刮得滿院子飛。黃昏時分，日本鬼子突然撤了。人們把奄奄一息的太爺爺擡回家。身上的棉袍隻剩下幾個布片兒，被凝固的血貼在身上。

那一年太爺爺走了，過年爺爺沒能回家，家裡一下子就少了兩個頂梁柱的男人，那個年過的凄苦悲涼可想而知。

過完年後，爺爺才匆匆回來了一下，面對突遭變故的家，他沒有過多的言語，也不能過多的停留。在那個動亂年代，國沒有了，家也就不是安全的地方了。誰都說不準和家人的哪一次見面是最後一面。

建國後，爺爺在縣城工作。奶奶帶着一大家子人在農村老家生活。退休以後，爺爺才回到了老家，和奶奶兩個人在一個小院子裡生活。爺爺喜歡看書寫字，奶奶卻不識字，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默契與協調。奶奶是特别尊重知識和有文化的人。凡是有字的紙奶奶從來不丢棄，都要等爺爺看過以後才處理。奶奶把爺爺的物品擺放得整整齊齊，常年收拾的桌明幾淨。

有時，爺爺的老同僚們來看他，幾個老頭兒坐在瓜架下喝茶，聊天兒。爺爺喜歡寫字，他的字方正古樸，一筆一畫都透出力道。逢年過節鋪開紙給人們寫對聯。

平時爺爺不多說話。總喜歡到處走走看看。早晚到地裡看看莊稼；站在集市上，看着人們來來往往，有時候一站就是半天；到各家去看看孩子們，有時看看孩子寫的作業。或許他骨子裡還有教師的情結。

爺爺喜歡這樣甯靜的生活。過去那峥嵘歲月，他從來沒有跟我們提過。就是建國以後，工作的事我也沒有聽他說過。直到他去世了。奶奶整理他的物品，發現在一個筆記本裡夾着一張蓋着印章的紙。奶奶讓我看是什麼，是一張手寫的縣委組織部任命書。我才知道我爺爺曾經的職務是縣教育科科長兼黨組書記，教育科就是教育局的前身。按時間推，大概是建國後教育局的第一任局長。

經曆了太多的生離死别和聚少離多，爺爺對什麼都看得很淡。唯獨喜歡這種平安甯靜的鄉村生活。那個年代人們拼死抵禦外辱，保家衛國，所渴求的，所要給與家人的不就是這樣全家團團圓圓，平平安安的甯靜的生活嗎?

難怪爺爺把一家團圓看得那麼重，現在回想起來，隻有退休以後，爺爺才過了幾年自己渴望的甯靜生活，他怎麼會不倍加珍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