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在滿／文
在京山縣解放初期，京山縣政府有三個年輕而又潇灑的小夥子，他們年齡相仿，性格相投，又是一同參加工作，關系自然十分要好。
那時候，整個縣委大院就一輛自行車，這唯一的自行車大部分是這三個年輕人在騎。
如今，60年過去了。當時的三位年輕人都已經作古。隻因為其中一個人的後代在他的父親的墓志銘上寫下了“這裡長眠的可能是京山解放初縣政府最早騎自行車的人”這句話，才引發出了本文的話題——
——追憶京山縣已故的三位老幹部
熊紅在京山老鄉中可謂大名鼎鼎。前些年他老爹熊笃仁病逝，熊紅給他老爹寫的墓志銘是：“這裡長眠的可能是京山解放初縣政府最早騎自行車的人。”
這裡熊紅用了“可能是”三字，那麼這其他“可能”的人是誰呢？
這是60年前的事情了，考證辨清真相已不可能，但據我所了解的一些事實片斷，還有另外兩個人有“可能”。一個是塗家哲的父親——已故的京山縣老幹部塗傳宣；另一個是我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教師屈高波的父親——已故的原京山縣人大常委會主任屈以忠。在三位老幹部中熊紅的父親熊笃仁位置居中，退休前是京山縣林業局局長。
這三位老幹部的兒子幾乎都是我的鐵哥們，是以我也非常熟悉、敬仰這三位老人，并同他們多有接觸，對他們騎自行車的舊事偶有所聞。
由于本文叙事顯得拉雜和缺乏條理，我不知怎麼來拟定小标題，是以隻得以大家熟悉的人物來牽出我要寫的主要人物的線索，請各位老鄉和讀者朋友見諒。
塗家哲的父親——塗傳宣
塗家哲是我師範學校首屆聯考後第一屆中文班的同班同學，還是我們班的班長。他家在楊集，我父親在楊集供銷社工作。一次暑假期間，我去看望父親，到楊集衛生院塗家哲家去玩。在我們聊天正歡時，進來了一位個子不高、面孔黝黑、農民打扮的中年人。我聽到塗家哲低聲含混地叫了他一聲。我暗自大吃一驚，沒想到這位農民一樣的人竟是他的父親。
這是一個什麼樣結構的家庭呢？當時我雖然暗自納悶兒卻也不敢多問（估計父親的事是塗家哲當時心中隐痛，不好向我透露）。不久後塗家哲對我說：“我家爹（外祖父）是二、三十年代的地委書記，和潘振武是戰友。”我吓了一跳，潘振武可是原武漢軍區政委，差點成了林彪死黨。我不由得對塗家哲的家庭更感到神秘。
上世紀八十年代，塗家哲成了京山報社總編輯，我在京山電台任副台長，由于都分管各自機關的新聞業務，我們又是同學、好友，又都住在縣委大院，幾乎大部分時間又滾在一起。那是我們在京山最活躍、最愉快、最風光的一段時間。
這時候，我才知道塗傳宣老伯早在五十年代，因為曆史原因而受處分下放到農村當了農民。在一次和老人聊天時才知道老人原來和現在位的副縣長屈以忠、縣農辦副主任熊笃仁是解放前後一起參加工作的同僚。當時三個人在縣委大院當通訊員，縣委大院唯一一輛自行車就是三個人輪換騎。
“當時我們工作有幹勁有活力，三個年輕人關系非常好，戴一樣的帽子、穿一樣的衣服，很引人注目，那真是賴蛤蟆挎腰刀——兇死鬼，走出去衣裳角都‘掃’（讀第四聲）得死人”。談起當年的情景，塗伯不無自豪。
塗伯感慨地對我們說：“能夠脫一場人生幾多不容易呢？你們都還這麼年輕，以後沒準會碰到各種挫折，千萬不要學我的軟弱呀！”老人用他久經磨難的經曆告訴我們，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要堅持，都不能喪失對人生的信心。
上世紀90年代，塗家哲在任京山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期間，毅然抛棄了當時大好的發展前途，來到了廣東。本刊第一期編發的塗家哲《十年一覺南國夢》一文，記叙了他的這段心路曆程，這裡不再贅述。在那一段灰暗的日子裡，塗家哲自己的彷徨和無奈，讓遠在家鄉的塗伯老倆口十分擔憂。一次我回京山，在街上碰到塗伯，他老人家竟然拉着我的手泣不成聲。這種宣洩，既有對兒子放棄以前一切的惋惜，也有對兒子前途的擔憂，同時也有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的惱恨。老人知道我和家哲是好同學、好同僚、好朋友，這一切又不想讓外人知道，也隻有當着我的面，才有機會宣洩一下。分别時老人擦幹眼淚告誡我說，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你和家哲都在外面，要多聯系，多互相幫助，多互相鼓勵，你們都還是有些本事的人，相信你們還是可以闖出一番事業來的。我噙着眼淚對老人點點頭。
很慶幸家哲兄在那南國能堅守下來。
我曾問塗伯，當年的同僚熊笃仁和屈以忠在京山都權位煊赫，您自己沒有失落感嗎？他說，自己能平反、落實政策都感激不盡了，還想那些事。各人有各人的命，如今兒女争氣，自己倆老身體健康，已經感到很滿足，不羨慕他們。
平凡的人有着不平凡的經曆，卻永遠保留一份平凡的心态，實在難得。
熊紅的父親——熊笃仁
熊笃仁18歲就做區委書記，離休前是京山縣林業局長。正科級幹部做了一輩子，據說是離休後給了個副縣級，這恐怕在京山縣也是不多的了。
我和熊紅是1981年同時進京山縣廣播站的同僚。當時整個廣播局也隻有二十來個人，幾乎每人都配有一輛自行車，廣播局在縣城大約要算最好的機關之一了。熊紅是個浪漫多情的種子，我則是個墨守成規的人。雖然性格大相徑庭，但這不影響我們的友誼而成為鐵哥們。
由于經常到他家去，也認識了他的父親——縣農辦副主任熊笃仁。他父親那個時候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性格随和、形象俊朗而又非常儒雅的人。我很羨慕熊紅有這樣一位父親，他們父子倆的關系像朋友一樣。不像我的老爹，一個準尉副排長轉業的幹部，卻像自己是軍長一樣兇巴巴的，小時候我看到他真的就像老鼠見了貓。
我和熊紅一同在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畢業以後，他調到了長江日報社，我則回到了京山縣廣播電視台。這時候他的老爹是縣林業局局長，老媽是縣計生委副主任。由于熊紅不在家，我還時不時到家裡去看望兩位老人。尤其是春節，不管熊紅回不回家，我都去給兩位老人拜年。與熊叔聊天時，印證了與塗傳宣、屈以忠年輕時争搶自行車騎的事實不假。後來熊紅寫了一部害人不淺的狗屁小說，既讓他京山的一幫狐朋狗友十分難堪，也讓自己的老爹熊笃仁提前休息了。
上世紀90年代，策劃人非常吃香，熊紅知道我有些理論功底，便拉我到深圳入夥，說是要把我包裝成“策劃人他爹”。來深圳後我和熊紅一起辦雜志、搞策劃，竟還有些紅火。我雖然最終沒有成為“策劃人他爹”，卻也在熊紅的鼓動與策劃下，寫出了《中國名牌命運》這本暢銷書，讓我名噪一時。
當時我的老婆孩子還在京山，回家探親自是不會忘了看熊紅的爹媽。一次我去探望他們，熊叔壓低聲音問我：“汪在滿，你跟我說實話，你們一年賺不賺得到百把萬”。面對這個數字，我羞赧地搖搖頭。
熊叔患了胃癌後，住在湖北省惡性良性腫瘤醫院，我去看他，可能由于剛剛發現病情，老人家的面色尚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病态。聊了半天，老人又貼在我的耳邊問我說：“你和熊紅一年能不能賺個百把萬？”我和熊紅那時作為職業經理人，盡管當時的年收入與“百把萬”相差甚遠，但為了安慰病重的老人，我點了點頭說：“嗯，差不多吧!”
熊紅的父親去世以後，我沒能親自回京山去送葬，要京山的朋友們代我送了花圈。熊紅辦完喪事回深圳後，為他父親寫墓志銘征求我的意見，他想寫些什麼“楷模”、“忠心耿耿”、“鞠躬盡瘁”什麼的，我表示了不同意見。我心想，你老爹風流倜傥、一表人才，又做了一輩子的官，沒準會有些什麼事和這些用語不符合呢，那不讓别人笑話，寫這個合适嗎？當然我又不好直說，就婉轉地進行勸阻：這樣寫墓志銘是我汪在滿的風格，而不是你熊紅的風格。後來熊紅告訴我，他給他老爹寫的墓志銘是：“這裡長眠的可能是京山解放初縣政府最早騎自行車的人。現在，他走了，卻把兩個車輪子留了下來。”熊紅對車輪子的解釋是：一個是他母親，一個是他們這些兒女。我聽後不禁拍案稱絕：“太好了，這才是你熊紅的風格嘛！”
在他父親燒“五七”時，熊紅怕老人家在陰間寂寞，竟同在武漢高校當教授的兩個妹妹共同給母親（我叫的徐阿姨）做工作，要燒了幾個“小姐”孝敬給老爹。徐阿姨則爽快地說，我沒意見，你們多燒幾個吧！徐阿姨年輕時也是貌美如花，且賢淑端莊，最大的特點是心平如鏡，心胸寬廣，不同凡俗，從這件事上就可見一斑。
這大約也是另類的熊紅做的讓很多人認為出格事的其中一件了，他一向是“我是流氓，我怕誰呀”。當然，熊叔在陰間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收到後應該很開心吧：兒子的“孝心”皇天可鑒，要是不笑納還真對不住兒子。
屈高波的父親——屈以忠
屈以忠是已故的原京山縣人大常委會主任。他的長子屈高波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雖然是師生關系，我們卻像朋友一樣相處；高波的弟弟少波是我在縣廣播電視局工作的同僚，關系也不錯。但我認識屈以忠則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
我16歲高中畢業後在生産隊裡做會計，那時縣委書記趙成武在我們生産大隊“蹲點”。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滿懷悲痛忙完了秋收。按照糧食“跨長江、過綱要”的要求，我們小隊的糧食總産必須達到60萬斤。但秋收下來糧食入庫隻有44萬斤，差好大一截子。當時的縣委常委、縣委宣傳部長屈以忠召集我們會計開會，要上報總産數字。在我心中屈部長那可是好大的官呀！别的生産隊的會計都是“老奸巨猾”，很快報完了數字，唯獨我支支吾吾不敢報，因為數字懸殊相差太大了。沒想到屈以忠的嗓門震耳欲聾：“這個數字都搞不清白，你是人還是鬼”。面對“大官”的怒吼，我吓得屁滾尿流，膽戰心驚。看我年紀不大，他又換了口氣但還是很嚴厲地說：“明天上午你必須搞得清清白白”。回到隊裡我問隊長怎麼辦，沒想到隊長“怕”得比我更厲害。我建議找縣委工作隊員某某英商量一下，隊長說你不知道哇，某某英同志前幾天和公社某書記“打皮畔”被抓住了，現在被關着寫檢讨呢！我聽了大吃一驚，某某英那麼漂亮，還未婚呢，真可惜了。隊長感歎道，這兩個人也真是，毛主席才剛死，全國人民都悲痛，他們還在圖快活，我看活該！我們商量了半夜，我想起某某英平常講的“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等一些話，我和隊長商量決定豁出去了，先麻着膽子搞個56萬斤的數字去“糊弄”一下再說（我77年聯考離開家鄉後，這個虛估的數字把接手的會計害慘了，他通過好幾年沖賬才抹平這個窟窿）。屈以忠對這個數字也沒太挑剔，大約是想到自己前一天太兇了，笑着對我說：“我看你呀，是人小鬼大”。
我參加工作後到了縣委大院，加上搞新聞，同屈以忠多有接觸，當初他的雷霆之怒讓我心有餘悸，采訪時都離他遠遠的。很久才感覺到，他壓根兒就記不得我這個當年的“愣頭青”會計了，近距離接觸他的膽子才慢慢大了一些。我到華工新聞系讀書時，通過鄧以鵬（我和塗家哲的師範同學）介紹，認識了在華工新聞系當老師的屈以忠之子屈高波，我和熊紅經常到他家蹭飯吃，同時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屈高波每次回京山我就到他家去看他，這樣我跟屈以忠就不僅僅是“臉熟”而是很熟了，平常見面他會滿面春風地同我寒暄一陣：“小汪，在忙麼事，跟高波他們聯系沒有哇”。當初那個兇神惡煞般的屈以忠再也找不到蹤影。
作為縣上司，屈以忠講話、作報告可謂剛氣十足。由于文化不高，他作報告也鬧過笑話。我親自聽過他在一次計劃生育工作會議作報告時講的：“每對夫婦隻能生育一個‘鞋子’”（京山老鄉都知道，我們京山話是把“鞋子”讀成“孩子”的，他想“别”一點國語卻把意思弄反了）。還有京山的“笑話大王”李行楷講的他老人家的一則笑話，在旅遊中看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著名詩句，老人邊吟誦邊贊美說：“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還有‘流’，嗯，好詩！好詩”！他的三字經斷句法叫人笑破肚皮。當然這個故事演繹與加工的成分居多。
盡管屈以忠在他們三人中教育程度最低，官卻做的最大，細想這也是有一定理由的。屈以忠聲高嗓大，直言快語，敢作敢為，行事果斷利索，比起一些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的知識分子幹部，顯得更有魄力，是以在那個年代這種幹部還是有一定優勢的。
我終究還是有些畏懼他的威嚴，關于他年輕時剛參加工作争搶自行車騎的事，我一直沒有機會、也沒敢問他。
不是結尾：陰間可能有官司
這世界還就是有些離奇，也許是老天爺也“捉弄”人。三個人中，閻王爺将官做的最大的屈以忠最先招去了，從18歲到退休做了一輩子科級幹部工作的熊笃仁第二個逝世，幾乎做了一輩子農民的塗傳宣卻是最後一個離世。
如今，三位老人已經作古，也都埋在了京山的同一塊墓地。熊紅如果不給他的老爹寫這樣的墓志銘，他們自己可能都忘了這碼子事了。是以我猜想，面對熊笃仁子嗣的“如此張狂”，憑屈以忠、塗傳宣兩位老人的耿直脾氣，焉能不拍案而起進行“究竟誰是第一”維權活動，聯手圍攻熊笃仁。
看來，三位老人在陰間的一場“嘴皮官司”在所難免：
塗傳宣：熊笃仁，你憑啥說你是京山解放初縣政府最早騎自行車的人，我記得那輛自行車是我去騎回來的，我才是這個第一哦！
熊笃仁：哼哼，傳宣，你還吹牛。你也不想想，你那時候會騎自行車嗎，上級撥的那輛自行車是你弄回來的不假，可你是推回來的。
屈以忠：我看哪！你們誰也别争了，那時候我好像是牽頭的喲，我記得自行車回來後是我先騎的嘛！
當然，他們可能誰也說不服了誰。雖然他們的老伴如今均在世，相信三位老太太肯定也不知道真相。哦，對了，那時她們和他們應該還互不認識。
想到陰間可能發生這樣的“維權”糾紛，我決定利用熊紅好惹是生非而又争強好勝的性格，“捉弄”他為自己進行辯護和為老爹進行“榮譽捍衛反擊戰”。
沒有想到熊紅卻用京山最土的話反擊我說：哼哼！收起你那一套吧，想“忽”我的“洋盤”！屈伯和塗伯生前對我都蠻好，再說我用的“可能是”三個字，并沒有很肯定，你把老子當“黃表灰”（二球貨），想“咚”我上“尴尬沖”，門兒都沒有。我為老爹寫了一句墓志銘，如果在陰間還能引起三位老人的紛争，用人間的慣性讓那個世界也運動起來，對他們也是一份“樂子”哦。
盡管如此，熊紅為這個“第一”還是同我進行過一番探讨，熊紅說，我老爹當時是負責搞采買的，應該是他騎的多一些。我說，騎得多并不代表是“第一個”騎。熊紅說，是啊，我才加了“可能是”三字呀？
在一次酒酣耳熱之際，熊紅還補充辯解說，憑我爹年輕時的那個作派，對比他們三個人的愛好、秉性，尤其對新潮事物的接受能力，我爹應該是超過塗伯和屈伯的，是以這個“第一”最有可能的還應該是我老爹。
至此，我還是很有些認同熊紅的分析，不知各位老鄉朋友們認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