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初，一則重磅新聞曾轟動一時，越南副主席在乘專機到巴基斯坦後，竟然突然失去蹤迹，國際上立刻輿論滿天飛，紛紛猜測這位越南副主席究竟身在何處。
幾天後，一架專機飛抵中國北京，黃文歡在中聯部一位副部長的陪同下走下飛機，在踏上中華大地的那一刻，他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随後我國上司人對其進行了親切的接見。
黃文歡出現在中國的消息不胫而走，當然他也沒打算隐瞞，不久後就在北京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目的就是告訴越南的掌權人中國是越南并肩戰鬥的鄰邦，如今絕對不能颠倒是非，認友為敵。
此時距離對越自衛反擊戰僅僅才過去了三個多月，中越關系還處于十分緊張的狀态，突如其來的“越南副主席投奔事件”再一次将黃文歡推到國際輿論的頂端。
那麼，黃文歡為什麼要出逃？為什麼會選擇中國？來到中國後黃文歡的待遇怎麼樣？黃文歡最終的結局如何？
這一切還要從黃文歡與中國結緣說起。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7">與中國結緣已久</h1>
黃文歡的父親是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常年在外教書，黃文歡跟母親靠着販賣綢布為生，日子過得十分拮據，這也使得黃文歡從小就能感同身受的體會到勞苦大衆的艱辛。
在父親的熏陶下，黃文歡從小便意識到學習的重要性，從小就開始四處遊學，并憑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法越學校繼續進修，在學校期間他感覺到祖國已經到了不得不做出改變的時刻，于是，一畢業黃文歡就開始尋求濟世救國的真理。
不久後，黃文歡了解到越南共産黨的領袖胡志明以及一大批越南的骨幹革命者，都在中國廣東參加中國的革命活動，以借鑒尋找越南革命的道路，并且以廣州為根據地，舉辦了用來培養越南革命青年骨幹的政治訓練班。
黃文歡開始對中國廣州心生向往，決心要前往廣州看一下中國的革命情況，更希望能夠進入政治訓練班繼續武裝自己的革命思想。
1926年秋,黃文歡一行十多個越南青年,懷揣着相同的理想，幾經周折穿過中越邊界,終于抵達了中國境内的貢閘鄉那底村,住在一位姓淩的老鄉家裡，這是黃文歡第一次來到中國，他并不知道未來的人生将于這片中華大地結下深厚的淵源。
胡志明得知黃文歡一行人來到中國後，立刻派人前去将他們接到廣州，根據胡志明的安排，黃文歡一行人被分成了兩撥，一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另一撥進入政治訓練班學習，黃文歡則被配置設定到了政治訓練班跟着胡志明學習。
在政治訓練班學習期間，黃文歡有幸聽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衆中國革命領軍人物的講演，一些先進的革命理念在年僅21歲的黃文歡心裡開始生根發芽，可以說黃文歡革命道路的起點就在中國，中國是他革命生涯的第一個“搖籃”。
正如他後來所說:“第一次到中國尋找革命、學習革命，當時心中既忐忑不安,又興奮不已,猶如在黑夜裡摸索的人看到了燈光,急速前進。”
政治訓練班結束後,黃文歡宣誓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出于越南革命的需要，黃文歡被派遣回到越南，以教書作為掩護，向越南群眾宣傳無産階級革命思想，并且到泰國開展革命活動。
1935年，黃文歡結束泰國的活動後，為了治療舊疾也為了開展海外活動，黃文歡來到南京，并與同鄉好友胡學覽取得了聯系，為了友善開展活動，黃文歡與衆多越共上司人成立了“越盟”組織，終于有了一個合法的組織身份。
抗戰期間，黃文歡也一直積極參加各種中國人民抗戰活動，為中國抗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也是在這時黃文歡與中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靖西參加活動時，黃文歡從一個聆聽者、學習者，變成了站在講台作報告的發揚者，将自己的汗水揮灑在傳播革命的道路上。
1949年，黃文歡同胡志明再次來到中國，參加亞澳地區工會會議時，中共中央上司人表示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并建議其他國家也一起承認這個還在襁褓裡的新鮮生命。
随後黃文歡也迎來了一個艱巨的任務，籌建越南駐華大使機構，在中方的幫助下，黃文歡順利完成了從選址到建設的過程，他還被任命為首任駐華大使，在中國一待就是八年，這八年也是中越友好合作的黃金時節。
中國對于黃文歡來說是他的第二個故鄉，見證了他從一個懵懂的青年，一步步成長為獨當一面的革命家，他也為中越兩國的友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2">求助使館抵華</h1>
1969年，越南革命上司人胡志明逝世後，新晉上司人黎筍上位，他一上台就暴露出貪婪的野心，不顧衆多官民的譴責，摒棄了胡志明留下的革命經驗，走上“親蘇反華”的道路，這也使得黎筍很多動作都受到限制，于是他開始在越南進行“大換血”。
胡志明雖然離世，但是留下了一大批以黃文歡為首的革命追随者，黎筍上位後很多的行動都受到了黃文歡的反對，黎筍也不甘示弱，開始大批籠絡政府官員，對黃文歡實施反擊。
畢竟黎筍是越南新上位的一把手，很快就籠絡了一大批追随者，并且在1976年，越南共産黨四大召開期間，黎筍通過一些暗箱操作将黃文歡排擠出中央委員之列。
這下黃文歡幾近落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淪為了沒有任何實權的挂名國會副主席，黃文歡雖然不滿黎筍的做法，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憑借他自己的力量對抗黎筍終究還是敗下陣來。
黎筍甚至買通了黃文歡身邊的從業人員，黃文歡的一舉一動開始受到黎筍的嚴密監控，經常出入的場合也被安裝了竊聽器，一些公共場合也被排擠在外，幾乎喪失了發聲的權利。
此時越南國内黎筍一家獨大，所有反對黎筍和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隻有三條路可以走，一是依附，二是逃走，三是不依附也不反對，保持沉默以求自保，像黃文歡這種身份的人，黎筍是不可能讓他逃走的，隻能将他嚴密的控制住。
1979年，越南黨中央通過了反華決議，毫無疑問背後的推手就是黎筍，黃文歡感覺自己力量微弱，想要扳倒黎筍幾乎是不可能了，于是産生了逃離越南的想法，但是現在的處境處處受到監視，這幾乎是不可能實作的事情。
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就是，及時能夠有機會出逃，自己能逃到哪裡去，哪裡能有自己的容身之地，這時他想到了一個地方——中國。
中國是他革命開始的地方，黃文歡也在革命道路上結識了許多中國革命上司人，并且關系也不錯，中國是個不二的選擇，最為關鍵的是，自己到了中國還可以繼續深入研究越南未來的道路，中國有大把的革命經驗可以借鑒，所有的退路都想好以後，黃文歡開始靜靜地等候一個時機。
1979年的夏天，黃文歡感覺身體不适，一連發了好幾天的高燒，去河内108軍醫院就診後，醫生告訴黃文歡他的病因暫時不能确定，因為醫療水準比較落後，隻能判斷出黃文歡的病症疑似肺結核，因為在他的肺部發現了一個黑斑，醫生建議黃文歡去醫療條件比較好的柏林做進一步的診療。
黃文歡感覺這是一個不可錯失的良機，于是便提出了去德國就診的申請，黎筍對于他這個申請自然是十分竊喜，黃文歡離開了越南就少了一個心腹大患，自己也可以不必再畏手畏腳，當即就同意了黃文歡的申請。
不過，黎筍還是留了一個心眼，以防萬一特地派了一個秘書和一個醫生陪同前往，目的就是對黃文歡進行監視，黃文歡自然也明白黎筍的用意，可是他也沒辦法拒絕，隻能帶着兩個随從登上了前往柏林的專機。
飛行一段時間後，為了補充燃油和中途休息，專機降落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黃文歡謊稱自己感覺身體太差了，想要在卡拉奇停頓幾日，并提出可以讓秘書先行前往柏林準備。
随從醫生看了看黃文歡慘白的臉，并沒有産生懷疑，并且他心裡認為黃文歡這個病怏怏的樣子也不會有什麼異常的舉動，在這異國他鄉也沒有人會幫助黃文歡逃脫。
晚飯過後，黃文歡借口稱自己累了想要休息，讓随從醫生給自己打完針便回到房間休息，醫生雖然不認為黃文歡能逃走，但是黎筍交給他的任務不能掉以輕心，畢竟萬一出點意外他自己可擔不起這個責任，于是在黃文歡房間門口開始監聽房間裡的聲響。
過了兩個小時左右，醫生見黃文歡放房裡十分安靜，認為他已經休息了，便放松警惕回到房間休息，黃文歡聽到醫生離開的腳步聲後小心翼翼的打開房門，探出頭環顧四周，确認安全後關好房門離開旅館。
黃文歡攔下一輛計程車後匆忙上了車，司機問他要去哪裡，可是黃文歡并不懂英語，無法用語言跟司機溝通，他開始嘗試用手勢跟司機比劃自己要去中國領事館，司機也是過了好一會才明白黃文歡想要表達的意思，随後将黃文歡帶到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
黃文歡下車後警惕地環顧四周，确認沒有被跟蹤後走向領事館，可是不湊巧的是當天是星期天，趕上總領館休息，黃文歡看到領館裡面還有亮光，他知道這是他唯一有可能逃走的機會，于是開始使勁敲打領館的大門。
過了一會兒，領館的大門終于打開，黃文歡的心裡又燃起了希望，一位從業人員看着門外的黃文歡十分疑惑，黃文歡開始跟從業人員進行自我介紹，但是從業人員不懂越南語，黃文歡匆忙地從兜裡掏出紙和筆，将自己的資訊寫了下來交給了領館的從業人員，從業人員這才明白眼前的人竟是越南副主席！
黃文歡等了一會兒後，從業人員将上司找來，黃文歡将自己來到領館的前因後果都講了出來，并說出了自己的請求，希望領館能夠幫助他同中國國内取得聯系，他想要盡快前往北京。
領館上司獲悉了黃文歡的訴求後立刻将情況報告給了中央，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決定派中聯部副部長前往卡拉奇将黃文歡迎接回國，并約定于明天晚上派車去旅館接黃文歡，随後将其護送到中國。
黃文歡得知後對領館的從業人員連連道謝，随後悄悄回到旅館，這下終于可以安心地睡覺了，次日，除了吃飯黃文歡一直都在房間裡休息，等到晚飯過後，黃文歡打過針便回到房間，醫生見黃文歡一直表現都十分正常，也沒有監視便回到房間休息。
确認安全後，黃文歡帶上行李離開旅店，門口一輛挂着中領館牌照的汽車早已經在等候，在領館見了中國來的中聯部副部長後，黃文歡在其陪同下一同登上了飛往中國北京的專機。
在飛行途中，黃文歡心中感慨萬分，想不到自己為了祖國奉獻半生，最終竟被迫流落他鄉，不過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中國能夠在這樣的情形下收留自己，這也更加堅定了他革命的信念，堅定了他走親華道路的信心。
此事傳出後，随行的秘書和醫生被秘密地逮捕起來，越南當局責罵他是“叛國”，西方記者認為他是“逃亡”，但是，诽謗也好，誤解也好，都動搖不了黃文歡繼續革命、獻身真理的堅定信念！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8">一半思鄉，一半感恩</h1>
專機抵達北京後，黃文歡立刻被安排住進了醫院，最終診斷的結果是肺癌，不過好在發現的及時，還沒有步入晚期，為了確定診斷的準确性，中共中央更是從日本請來了惡性良性腫瘤醫院院長以及著名的肺癌專家，來到北京同中國專家共同進行會診并研究下一步的診療方案。
多方專家會診後一緻決定進行手術，在征得黃文歡本人同意時，黃文歡說道：“我的主張也是進行手術根治，既然要治就要一次性根除！”這也凸顯出了黃文歡的人生信念，一旦決定要做一件事，必然會堅持到底，并且要采取最直接的辦法革命到底。
1979年8月，在黎筍的授意下，越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開除黃文歡黨籍，随後又以缺席審判的辦法，将“叛國犯”黃文歡判處死刑，黃文歡在與病魔做鬥争的同時先後以發表聲明和答記者問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态度，表示這些都絲毫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意志。
1979年9月5日，由北京301醫院院長親自主刀為黃文歡進行了手術，長達4個小時手術治療後終于成功根除，随後由專人負責照顧在醫院靜養。
1983年9月30日上午，鄧小平在釣魚台養源齋親切會見了黃文歡，兩人坐在沙發上交談，鄧小平關切地詢問道：“黃文歡同志，最近身體怎麼樣？”
黃文歡說道：“多虧了許多中國同志的關懷和醫生的照顧，我的身體好多了，今年夏天在青島休養時曾遊泳10多次，每次30分鐘，如果不是醫生幹預，我可以在水裡待一個小時，有時我故意瞞着醫生少算時間。”
他這一席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鄧小平說道：“遊泳是很好的運動，我可以在水裡待一個半小時。”
黃文歡聽後風趣地說道：“我隻能遊30分鐘，你能遊一個半小時，我們之間的差距太大了，我應該向你的标準看齊。”
在随後的交談中，黃文歡又提起了越南的鬥争形勢，他說道：“黎筍上台以後違背胡志明主席生前堅持的方針路線，出兵高棉，控制寮國，還對實施反華政策，這完全是禍國殃民的行為。”
鄧小平稱贊黃文歡為越南人民的革命事業付出的心血。他說道：“越南結束了抗法抗美戰争後，出兵高棉，共打了40年仗，這在全世界也算是創紀錄。”
“一個國家靠别人輸血維持，怎能搞建設，人民怎能擺脫貧困？這樣繼續下去總會發生變化，雖然越南人民的鬥争是長期的，但我不相信會再打40年，越南人民的鬥争終将獲得勝利。”
這次會面就這樣在歡聲笑語中結束，黃文歡雖然身在中國，但無時無刻都在挂念着祖國的鬥争形勢，并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為之做出努力，
1984年9月9日，黃文歡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道，他說：“我現在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協助越南愛國者出版《越南消息》，這本越文月刊報道越南的真相，在國内和海外越南人中間産生了廣泛影響，黎筍起初是千方百計加以封鎖，不讓人民知道，封鎖不了，河内報紙就進行‘批判’，‘批判’倒好，這無非是為 《越南消息》作義務宣傳。”
工作之餘黃文歡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遊覽名勝古迹，他覺得中華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藝術品和建築也是美得震人心魄，他還對中國的曆史文化十分感興趣，稍有時間就會自己鑽研。
20世紀80年代後期，随着中越關系逐漸趨向緩和，越南當局其實是想要讓黃文歡回到祖國的，但是也有一些居心叵測的人站出來反對，最後導緻對黃文歡的判決遲遲沒有撤銷。
新任越共總書記阮文靈曾對中國大使張德維說：“我本想設法為黃文歡平反，然後将他接回越南，但得不到周圍其他上司人的支援。”
不過越南當局傳遞了一個好的信号，允許黃文歡的家人到北京進行探望，這毫無疑問說明越南當局是想要往好的方面去推動的，黃文歡回歸祖國的懷抱也指日可待，遺憾的是最終黃文歡還是沒能回去。
1991年，從這年的1月份開始，黃文歡因為肺部感染、慢性心肺功能不全再次住進醫院，雖然在多位專家的共同努力下病情稍有好轉，但是黃文歡畢竟年紀大了，許多重要的髒器功能已經衰竭，這也導緻症狀急劇惡化，最終于5月18日11時在北京經多方搶救無效逝世，終年86歲，黃文歡病重期間，數位中共中央上司人曾多次前往醫院探望，
5月25日，黃文歡遺體告别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中方上司人也悉數到場前去參加黃文歡遺體告别儀式，禮堂中黃文歡的遺體安詳的躺在鮮花叢中，各界人士敬獻的花圈擺滿了禮堂兩側。
黃文歡在逝世前留下遺囑：死後請将我的骨灰一分為二，一份撒在紅河的源頭，讓我的靈魂可以回歸祖國的懷抱，另一份留在中國，讓我為中越友誼發揮最後一絲餘熱。
黃文歡這10多年所作所為,正如江澤民主席1990年3月9日在中南海會見時所說的那樣:“為恢複和發展中越友誼作出了貢獻”。
黃文歡為中越友誼, 奮鬥了一輩子, 他雖然離開我們30周年了, 但他的精神、品質,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心裡；他親手培育的中越友誼之樹将萬古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