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代會發生誣良為盜的案件，讀了鄭小悠老師的《清代的案與刑》，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
首先講講原因，第一個是清代的考績制度。根據清代律例和處分條例，地方如果發生強盜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員又沒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盜賊抓獲，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撫題參，由吏部給予處分。一般如果限期沒破案，降一級。清代知縣的品級是正七品，如果降一級，基本上是閑職。若此前有錯，搞不好丢官。依照當時的破案手段，很難抓到人。被捕的強盜在抓捕過程中被捕役虐待緻死，在解審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夥劫囚，關押在監時死亡或是越獄，地方官也都要受相應處分。這種情況下，如果能諱盜不報，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地方官保全官位無疑是最有利的。而有些官員，為了官位，則會做出誣良為盜，刑訊逼供的事情來。
其次，是地方财政制度。清代官員是低薪制，自己都難養活，正七品縣令一年薪資119兩，折合現在是23800元，養活自己都難，更别提手下人員的工資，辦公費用等支出了。而且清代刑名大案的審轉程式十分複雜，強盜案作為涉案人數最多的死刑案件，大緻要經過縣、府、按察司、督撫四級官府審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覆核，由皇帝準許處決，中間如有情節審問不清、法律引用不确之處，任何一級都可能往返駁诘，再二再三。十幾名甚至數十名當事人、犯人、證人及其親屬在省内各級衙門之間輾轉解送，成本非常之高。地方政府根本無力承擔。
講一下，嘉靖年間徐文诰京控案。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夜裡，位于泰山腳下的山東泰安縣出一大案。一夥強盜夜間夜間闖入富翁徐文诰家中，家丁持火器反擊，強盜退走。事後，發現家丁柏永柱死亡。第二天，徐文诰到縣城報案。三日後，知縣汪汝弼親自到徐家勘驗。汪汝弼遂誘導徐文诰說：“你們做主人的，殺死雇工，隻判徒罪就夠了，何況你家财萬貫，可以交錢贖罪。何必假裝盜案，自取重罪呢？”明顯的想誣良為盜，徐文诰文诰出身富豪之家，很了解當時官場的這類門道。等汪汝弼走後，他馬上入城，找到好友泰安副将，通過他向汪汝弼行賄白銀三千兩。沒想到汪汝弼不但拒收白銀，還要将徐文诰扣押起來。徐文诰聽到風聲，連夜逃回家中。不過，對徐文诰來說，很快就有好消息傳來。濟南府曆城縣的捕役抓到了兩名可疑之人楊進忠與鄭二标，他們供出自己曾随同夥王大壯、王三壯等十一人于六月三十日在泰安行劫徐文诰家銀兩、衣飾，并用鳥槍擊斃其家武士柏永柱。曆城捕役從他們身上起獲了套袍一件、當票兩張，都是從徐家搶劫分贓所得。曆城縣的刑房書吏與徐文诰有舊交，遂将此事飛信告知徐文诰。徐文诰得信，馬上趕到省城認贓，并抄錄二盜供詞，到主管一省刑案的按察司鳴冤，控告本縣知縣汪汝弼諱盜誣良。
沒想到，徐文诰運氣不好。時任山東按察使的程國仁正是汪汝弼的同鄉，且曾同在翰林院任職，與其長子又是鄉、會二試同年，可謂通家世好、同心同氣。他下令長清縣知縣戴屺攜帶一應犯證前往泰安，與汪汝弼會審。汪汝弼說徐文诰，你若心裡沒鬼，為什麼行賄給我3000兩，分明是你殺死家丁。程國仁了解到汪汝弼拒絕賄賂一事，越發信任他的說法，遂将徐文诰發交濟南知府嚴審。濟南知府胡祖福秉承程國仁的意旨刑訊逼供，最後屈打成招。判徐文诰“家長毆殺雇勞工律”拟以徒刑上交刑部，一幫強盜輕判。刑部駁回，認為有疑點。徐家散盡家财，徐文诰的弟弟進京告到都察院，嘉靖震驚，派溫承惠為山東按察使，接審徐文诰案。
溫承惠到任，案情明确下來。汪汝弼誣良為盜，徐文诰無罪。程國仁從中作梗，先是派溫承惠赈災，被拒絕。第二招，找人誣陷溫承惠，嘉靖将溫承惠革職，命童槐接任山東按察使。程國仁随即奏請回避徐文诰一案，由童槐代為審理。
程國仁 先調武定府知府王果複審。王果因曾得到溫承惠的賞識，不肯附和程國仁，仍照溫承惠原拟上報。程國仁将王果撤差，改派登州知府楊世昌審理。楊世昌也是溫承惠許可之人，到濟南後隻坐一堂，就稱病不出，一拖就是一個多月。程國仁不得已，與童槐密謀，命一親信官員署理濟南府。新審官對犯證嚴刑逼供，教供誣良。
這時候，徐文诰越獄了，直接到京城告狀，第二次京控。嘉慶帝見到徐文诰的冤狀，派欽差刑部侍郎文孚等人帶徐文诰傳回山東，将此案全盤重審。程國仁沒法，隻能丢卒保車，将溫承惠的奏稿，略加删削，用童槐的名字具稿。文孚等人就到了濟南境内，提審一堂後就将徐文诰釋放、王大壯等照強盜律斬首。初審官汪汝弼被遣戍新疆，其他初審的承審官員，根據程國仁、童槐的奏議，重者革職，輕者降級。
一次部駁，兩次京控，終于真相大白。可見KPI的考核設定，預算的問題，是多麼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