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基實回憶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山東黨組織及工運情況

我是山東日照縣濤雒西官莊人。我的叔父丁惟汾，是山東省同盟會會長。我靠叔父當國會議員的收入，得以進中學和大學。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對，我正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那時我才十七歲。當時周恩來同志在南開中學上司學生運動，我隻是跟着高年級的同學參加集會、遊行、示威，呼呼口号，沒有參加什麼組織。但是，當時所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口号，對青年人的思想影響很深，大家争訂《新青年》雜志，互相傳閱。～九二一年，我從南開中學畢業，考取了上海同濟大學德文補習科，補習德文一年後，就轉入了大學予科。這時，中國共産黨剛成立，軍閥混戰加劇，廣大人民貧不堪言，被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窺視着中國，災難沉重的中華民族正處在動蕩時期。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提出國共合作，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主張。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實作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出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嶄新的政治局面。 ‘

在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上，共産黨的許多上司人，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李大钊、譚平山、吳玉章、毛澤東等同志，均被選為國民黨“一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并開展以反北洋軍閥為中心的革命活動。國民黨的“一大”以後，各大區建立了國民黨執行部。上海執行部由胡漢民、汪精衛等負責，胡漢民擔任組織部長，毛澤東任組織部秘書，實際上一切組織工作都是毛澤東同志負責。北方區執行部由李大钊、丁惟汾等負責，執行部在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心——北京，辦公地點在蘇聯大使館内。北洋奉系軍閥張作霖反對“過激黨”活動，在蘇聯大使館内逮捕了李大钊等九人。當時丁惟汾在廣州聯系工作，得以幸免。丁惟汾的兩位助手鄭競秋（日照人），路有餘（諸城縣人）同時被捕。鄭、路兩位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二月與李大钊同志同時被絞殺于北京。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共産黨人的鮮血和進步的國民黨人的鮮血是流在一起的。丁惟汾與李大钊同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法系的學生，李大钊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丁惟汾是國民黨的元老。國共合作時期他倆在北方執行部一起工作。後來，李大钊同志犧牲了，丁惟汾去了台灣。

（一）

九二四年一月，丁惟汾在廣州開完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後，回北京北方執行部途經上海，住在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我去旅社看他時，遇到陳為人、鄧中夏、恽代英等同志去找我叔父商量事情。當時他們幾位都在上海國民黨執行部擔任着工作。他們聽說我是丁惟汾的侄子，而且又是在同濟大學讀書的青年學生，就有意接近并鼓勵我參加革命活動，鼓動我在同濟大學組織發展國民黨。陳為人介紹我加入了國民黨，恽代英親自介紹我參加了“S-Y”（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恽代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在恽代英和鄧中夏的啟發幫助下，我開始組織同濟大學國民黨區分部，國民黨員很快就由幾人發展到四十多人。那時，上海國民黨執行部辦公地點在莫裡哀路（現存的香山路），經常辦公的是毛澤東同志。我曾多次向毛澤東同志聯系彙報同濟大學的國民黨的組織活動情況。上海江灣國民黨區分部成立時，毛澤東同志親自參加了成立會，并提議我擔任區分部委員。毛澤東同志當時不到三十歲，給我的印象是工作、讀書非常專心，有時我去彙報工作，在他身邊站了很久，他還在埋頭工作或看書，而沒有發覺我。同濟大學的國民黨活動起來以後，曾協助當時搞工運工作的鄧中夏同志，利用當時的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同濟大學附近和江灣一帶的勞工區辦了勞工夜校（當時叫平民學校）。鄧中夏和恽代英還幫助我在吳淞鎮辦了幾個勞工夜校，教勞工和他們的家屬讀書識字，曾達到一、二百人。借着勞工及其家屬的關系，鄧中夏同志就在吳淞張華浜一帶工廠搞勞工運動，我就在學校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同年下半年，國民黨北方執行部的工作也開展起來了。山東的黨務受北方執行部上司。由于我的叔父是北方執行部上司人之一，我的身份和社會關系有利于開展山東的工作。是以，山東共産黨的上司人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等給我寫信，迫切希望我回山東工作（這時我已不讀書了，隻是在搞黨務）。因為我在同濟大學讀書時，就和山東的黨團組織有了私人關系，我接到信後，請示了上司，就把同濟大學共青團的組織關系交給了我的表弟尹景伊同志（尹景伊同志後來在“五·卅”運動中犧牲了），并介紹尹與恽代英同志見了面，接了頭，把國民黨的工作交給了國民黨員趙琳，我就離開上海回到了山東。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到濟南以前，國民黨濟南市黨部已經成立。在國民黨市黨部成立時，黨組織已經知道我即将回山東，是以就運用組織關系把我選為市黨部的秘書（黨組織負責人為書記，國民黨當時稱為秘書）。我實際以“S-Y”的身份擔任市黨部秘書的，明少華協助我工作，我住在濟南城裡嬸母家裡。

山東臨時省黨部是一九二五年四月（民國十四年四月）正式成立的。由于各基層黨部發展工作不一，是以山東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延至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才正式召開。丁惟汾曾代表國民黨北方執行部參加了成立大會，大會選舉了省黨部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

省黨部執行委員有：王樂平（山東諸城縣人，是省黨部主要負責人）、鄧恩銘（祖籍貴州，濟南一中學生，共産黨員）、延伯真（共産黨員）、丁君羊（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範予遂、閻容德、盂民言（字廣浩）、王子壯、蔡自聲。

候補執行委員：王生琳、王辯（王翔千的女兒，共産黨員）、王用章（共産黨員）、崔唯吾。

國民黨省黨部成立以後，我擔任省黨部組織部長兼常務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的活動，對軍閥張宗昌有些事情保密，有些事情就可以合法活動，例如慶祝雙十節、悼念孫中山先生逝世會。當時的黨務工作，國共之間基本上是公開的。為了準備北伐，秘密地組織動員進步青年到廣州、武漢去參加黃埔軍官學校或參加北伐的國民革命軍，還秘密介紹濟南各學校的共産黨員、青年團員去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培養黨的幹部。山東黨派往蘇聯學習的人員比較多。這些活動非常保密，因為稍有不慎，被軍閥密探發覺就要殺頭，被派出的青年，對至親好友都不能随意告訴。

這時勞工運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青島的紗廠勞工和四方的鐵路勞工在鄧恩銘同志直接組織上司下，開展了數萬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大罷工。這是山東省發動較早的、規模較大的一次勞工運動。時間在上海“五·卅”慘案以前。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曾兩次代表省黨部去武漢彙報聯系工作。第一次是在甯漢分裂以前，國民黨方面找的汪精衛的内侄陳春圃，同時向周恩來同志彙報。第二次是國共分裂以後，我與陳韻軒一起去的，從武漢乘船回來時路過南京，陳韻軒一個人偷偷地在南京下了船，到蔣介石方面拉關系，陳韻軒這時已暴露了右派面目。

“四，一二”國共分裂後，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也随之瓦解。陳韻軒等人投靠了蔣介石南京政府所上司控制的以張葦村為首的國民黨省黨部。從此，共産黨的工作完全轉入地下。

（二）

我是一九二六年夏天正式加入共産黨的，在入黨前的國共合作時期，也列席參加過山東省委的有關會議。國共分裂以前，我主要是以國民黨省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開展工作。當時國共雙方的對立面都是北洋軍閥，綱領是遵循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口号是“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軍閥”。關于山東省共産黨方面的上司成員，一九二九年三、四月以前，我所知道的大體情況如下t山東省早期的共産主義小組是王盡美、鄧思銘等同志為首組織的。王盡美、鄧恩銘同志參加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開始在山東成立了一個支部，上司人是王盡美同志。中共“一大”以後，在上海（後遷北京）成立了“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要是搞勞工運動。山東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分部”，王盡美同志擔任主任，沿膠濟鐵路組織勞工運動。後來，王盡美調北京勞動組合總部工作，山東的工作由鄧恩銘、王翔千（第一中學教員）等同志負責。

山東省從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寬（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來山東組建省委開始，曆屆省委的組成，我記不詳細了，茲将能記得的分述如下。

一、尹寬屆山東省委書記為尹寬（大革命後變成托派），委員有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劉俊才等。省委位址在濟南西關的一家獨院内，王辯同志經常住在那裡，具體地點已記不清楚。

二，張昆第屆省委。書記為張昆第（湖北人，據說在蘇區犧牲了），委員有宋伯行（山東濰縣人）、王蘭英、劉俊才（子久）等人。辦公位址在濟南西關普利門外不遠，向北拐的一個很不整齊的石路小巷内，路西的一幢小樓上。如果無大變化，我現在還能找到這個位址。

三、吳芳屆省委：書記為吳芳（安徽入學生出身），委員及省委機關位址均忘記了。

四、鄧恩銘屆省委：書記鄧恩銘，組織部長丁君羊，宣傳部長兼秘書長王元昌，其餘的委員已記不清楚。辦公地點在濟南南關，一幢高台階房子的東房裡，侯玉清是住在機關的女同志。

五、盧複坦屆省委：書記為盧複坦（是山東淄博人，礦工出身，後叛變），組織部長丁君羊，委員傅書堂（傅後來曾代理過書記）。這屆省委約在一九二八年至…九二九年春季，是王用章、王複元兄弟兩人叛變投降國民黨的時期，也是鄧恩銘等人被二王出賣被捕的時期。盧複坦、劉俊才等人先後被調赴中央，緊接着傅書堂也被調出山東，省委隻有丁君羊一人維持辦公，李敬铨協助工作，位址就在濟南西關李敬泉同志家裡。在傅書堂代理書記階段，省委辦公位址已移到濟南西郊的一個村莊内。我因叛徒二王的追蹤，也不能在山東工作，于一九二九年三月間，中央調我離開山東去中央。在上海中央住了二、三個月，于同年六月被派赴東北，擔任滿州省委組織部長，屆時，劉少奇同志任書記。

我于一九二四年底回山東的時候，已經成立了山東省委，中央派尹寬為省委書記，委員有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劉俊才。但不記得有孫秀峰、王用章。

一九二九年以前，山東省曆屆團省委書記大體如下。第一屆；關向應。

第二屆；林裡周（後叛變）。

　　第三屆：孫翔鵬。

　　四屆顧作霖（上海嘉定縣人）。

我從一九二四年下半年開始擔任濟南市國民黨黨部秘書，鼠共分裂後，又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經常到各學校、工廠聯系工作和傳達省委訓示。為了友善工作，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我還曾在齊魯大學文理學院挂名又讀了一年書。是以，對濟南各大、中學校和工廠裡的早期黨組織情況，知道得也較多。在軍閥張宗昌的殘酷統治下，青年學生覺悟比較快，濟南市中等以上的學校幾乎都有黨、團支部或黨，團員在活動。

濟南第一師範的黨支部，是早期黨的力量較強的支部之一，有光榮的鬥争傳統。山東省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王盡美同志，是一師最早的黨員，以後有莊龍甲、楊一辰、馬守愚等，都是該校早期黨的上司人。該校黨上司的進步活動，幾十年來基本沒有中斷過，湧現了許多黨的上司幹部。我擔任組織部長時，與楊一辰同志聯系較多。

齊魯大學的中共黨員有張同俊、曹仲植，劉培緒等，書記是張同俊。

濟南第一中學的黨員有鄧恩銘、王翔千、宋耀庭、張浩然，馬馥塘等。

濟南女子師範的有王辨、牛淑琴、侯玉蘭、朱岫容、于培貞等。、

濟南女子中學的有王蘭英、秦漫雲等。濟南工業講習所有宋伯行、張鴻禮等。濟南工業學校的有秦懋軒、鄭子瑜等。正誼中學有朱霄、李春榮等．

濟南商業專科學校有賈石亭等。

濟南在工廠搞工運的黨員情況是這樣的。

新城兵工廠一九二六年至…九二七年有個黨的支部，黨員有徐寶铎等，曾組織過罷工，但未形成大的運動。

魯豐紗廠的黨員有朱錫庚、武竹亭等，有黨的支部，武竹亭後來還到淄川煤礦做過工運工作。

在濟南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工會是理發業工會，這是最早的工會，它的領袖是高永清，共産黨員。

津浦大廠工會有個李寶臣，是共産黨員，津浦大廠黨的支部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成立的。

印刷勞工中早期的黨員有方鴻俊、王用章等。在膠濟路車站有王辰亭等。

那時黨組織還是很小的。濟南市總工會成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幾個黨的同志，聯系一部分群衆，推舉代表，大家開會成立起來的，以便使勞工運動更好地發展。那時濟南市總工會的成立沒有正式的基層組織。濟南市總工會成立的具體時間我不清楚，我那時到蘇聯開會去了，從二八年六月至十一月我不在濟南。

在濰縣地區工運也比較活躍。濰縣是膠濟線中段的重要城市，文化較發達，附近有坊子煤礦，農村盛産黃煙，有不少煙草公司的勞工聚居。坊子煤礦有黨的支部，當地的文美女中、濰縣三中、廣文中學等校的教師和學生中，曾發展過不少黨員、團員。國共合作時，濰縣的國民黨員也較多，僅次于濟南。陳少敏、董愛蓮等就是早期文美女中的共青團員。我曾代表省委多次到濰縣了解黨的組織發展情況。坊子煤礦中我有黨的支部，歸濰縣黨的組織上司。

在淄博地區，淄川、博山、張店一帶，是山東最大最早的礦區，勞工集中。在王盡美同志上司“勞動組合書記分部”時，就在該地區辦平民學校，在勞工中間傳播新思想。國共合作時，淄博設特别黨部，有黨員數十人。國共分裂後，鄧恩銘屆省委改組，我到淄博地區工作将近半年。淄博地區範圍較大，勞工雖集中，但距大城市較遠。勞工生活極為艱苦，勞動極為繁重，我在時，正值春節前後，勞工為賺錢養家，要加班争取多拿工錢，召集勞工開會很困難。淄博地區的勞工分裡工、外工，裡工是固定的有技術的操作機器的勞工，多在地面工作。外工是井下勞工，都在井下操作。我在洪山串連一位魯北的裡工（已忘記姓名）建立過一個支部。在外工聚居的蒲家莊（約有二、三百戶人家），有一個蒲松齡的很大祠堂，我串連過一位姓蒲的勞工（名字忘了，據說是蒲松齡的後代）和一位姓翟的中學生，建立了一個外工支部。我調走以後，組織發展情況就不清楚了。記得中央“六大”代表中，山東代表團裡有一位淄博的勞工，隻記得姓宋，一個字的名，這個同志比盧複坦還早，是個裡工。

在青島市。紗廠勞工、鐵路勞工、郵政勞工中都有共産黨員的支部，我曾多次去聯系過工作。我記得郵政勞工李西山、徐子興是黨員，另一勞工王盡仁也是黨員。二九二五年四、五月間，發動了紗廠勞工、鐵路勞工的反日大罷工，中共四方機廠黨支部書記李慰農等同志被張宗昌殺害了，我們有很大的犧牲。張宗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當時有“切開亮亮'（把人頭當西瓜切開）“聽聽電話”（把人頭挂在電線上）的說法，可見其殘暴的程度。盡管如此，山東地方黨還是不斷地組織各種形式的鬥争，給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以很大打擊。

從山東早期黨的發展情況來看，活動的規律也是首先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中傳播進步思想，尤其是讀師範的窮苦學生接受最快，活動更積極，然後再由他們串連勞工，農民，不斷擴充革命力量。這是我國工業落後，勞工、農民多無文化的曆史條件所造成的。

（三）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緊接着甯漢合流汪精衛也倒向了蔣介石一邊，中國革命出現了低潮。黨中央在一年的時間内，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竭力扭轉蔣介石叛變後的困難局面。由于事件發生的突然，革命力量急需重新集結，黨中央又決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共山東省委接到中央通知後，即召開了省委會議，選派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當時省委代理書記是傅書堂同志，共青團委書記是顧作霖同志。山東省出席“六大”的代表組成方案是顧作霖同志在會議上提出通過的。省委決定我為出席“六大”的代表團團長，淄博礦區一位礦工是勞工代表（名字忘了），另一位青年農民（名字忘了）作為農民和青年的代表，組成了一個三人代表團。

代表團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從濟南動身，先到上海找黨中央接上關系，領了路費，然後乘輪船到大連。當時，日本人已有所覺察，周恩來同志就曾在大連被日本人扣留了幾個小時。我在大連有我的老師李仲剛（當日本翻譯）的幫助，買火車票離大連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由地下負責交通事務的同志，代我們買了去滿州墾的火車票并交待了聯絡暗号。到了滿州裡，我們在車站外面看見一位蘇聯人趕的馬車停在那裡，車前插着一支長長的雞毛撣子，我們立即坐上馬車，蘇聯人趕起馬車就跑。走到一座靠邊境的橋頭，邊防哨問我們到哪裡去，我們回答說： “到廣新公司”，就放我們過了橋。過橋一轉彎就有國境界牌，蘇聯人趕着馬車飛快地往國境外奔跑，出了國境一百多米，就有蘇聯邊防哨兵迎接我們，到哨所稍休息了一下，吃了一點東西，就來到火車站，乘火車繼續向莫斯科進發。

我們從五月份動身，到莫斯科已是夏天。七月份開會，全國到的代表有六、七十人，開會地點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舊式樓房裡。有一間能容納六、七十人開會的大房間：男女代表分别住在另外幾間房子裡。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部分學生協助做大會秘書工作。我的夫妻于培貞，當時在“中大”讀書，也協助做秘書工作，與鄧穎超等女同志住在一起。

當時中央的許多上司人周恩來、李立三、瞿秋白、蘇兆征、向忠發、關向應等，都出席了這次大會。第三國際派布哈林指導。布哈林講話時，王明當翻譯。最後選舉了中央上司人。鄧穎超同志和山東代表團交談過，因為我是南開中學學生，彼此認識。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在講話中強調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大多數知識分子上司，缺少工農成份。“六大”以後王明上台，排斥革命知識分子，推行極左路線是與這次會議有一定關系的。

“六大”開會以後，第三國際舉行六次國際代表大會，我以山東代表團長的身份出席了這次會議。在國際“六大”上，我看到了德國共産黨的上司人台爾曼，也看到了“三·八”婦女節的創始人蔡特金，這時蔡年齡已經很大了，坐着一輛手推車。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員也都參加了國際“六大”，大會以後，大家才陸續回國

回國的路線不是經滿州裡，而是經赤塔——海參崴——綏芬河由東線回國。當時，蘇聯處在衛國戰争以後的經濟恢複時期，生活也是很艱苦的，沿西伯利亞大鐵道很少有賣吃食的，在火車上僅能吃高梁米和玉米摻在…起的幹飯。我們從莫斯科先乘火車到海參崴，暫時被安頓在海參崴郊區的一座荒涼的山間别墅内等出發通知，有人給我們做中國飯吃。等了幾天，聯系好出發時間，就乘火車向綏芬河方向前進。在接近中國邊境時下了車，由蘇聯向導領着穿越了整整一晚上的原始森林後，才接近了中國邊境的一個小火車站。大家分散隐蔽在車站後面的樹林草莽間，當火車快要開動時，幾十個穿着形形色色服裝的男女青年，一起向快要起動的火車奔去，鐵路警察雖有些懷疑，但火車已将起動，他們看着我們也無可奈何。這次一起回國的還有一些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的學生，我的夫妻于培貞也是這次與我一起回國的。那時的女學生都留着短發，顯得十分英武，大家都年輕，情緒十分熱烈。在沖向火車的一刹那間，情景十分緊張，一個緊跟一個，先上去的伸手拉着身後的同志，大家精神異常興奮，沒有一個人掉隊。這時，早已有人給我們買好了車票，上車後便發給了個人。出席中共“六大”來回都是偷越的國境，緊張氣氛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裡。

我回國後，從大連乘輪船先到青島，曾向當時青島市委書記吳湖景同志先期傳達了“六大”精神，然後回到濟南。

我參加“六大”回到濟南大概是一九二八年的十月份左右。這時工作更加困難了，我住在李敬铨同志的家裡。李敬铨是一九二五年五月青島第三次罷工鬥争失敗被開除的勞工。李敬铨同司銘章等人逃到濟南，堅持為黨工作。我在濟南期間，李敬铨的生活一直很困難。司銘章這個人身體非常靈活，在青島罷工鬥争中，工廠被包圍了，他曾翻過鐵絲網的圍牆，出來給黨組織送信。由于我一直傲國民黨方面的統戰工作，目标較大，身份較公開。這時我經常發現叛徒王用章對我跟蹤盯梢，但還沒有對我下手。王複元叛變也是逐漸暴露的。因二王叛變，盧複坦等省委上司調走，省委工作處于癱瘓狀态。不久，中央也調我離開濟南。我接到中央通知後，為了擺脫王用章對我的跟蹤監視，首先托人買了一張去青島的火車票，然後，我直接跑到王用章家裡，假裝不知道他叛變，并表示對王的家庭生活關心。他的一個小女孩長的蠻逗人，我就對她說，今天我沒給你帶吃的東西來，實在不應該，說着我就把準備好的一塊錢塞到小孩的手裡，我利用王一下拉不下面子、下不了立即逮捕我的決心的心情：坐了一會，就告辭了。跟蹤我的小特務見我進了捕共隊長王用章的家，也就不跟了。我甩掉尾巴從王家出來，立即到車站乘火車去青島轉赴上海。我到上海後，曾見過張昆弟、顧作霖等同志。不久，周恩來同志就派我去滿州省委協助劉少奇同志工作了。

丁基實(1903～1988) 原名丁履俱，後改名丁君羊、丁群。日照市丁家官莊人。少年時代，随叔父丁惟汾就讀于青島、天津等地。1921年考入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預科土木專業。1924年經恽代英、鄧中夏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年底，受黨組織派遣回山東，任國民黨濟南市黨部秘書。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産黨。8月，中共山東省委改組後，他分工統戰和共青團、學生工作。1925年8月，與鄧恩銘倡導成立了“少年日照學會”，組織日照在濟學生安哲、鄭天九、牟春霆(陳雷)、李平章等10餘名會員，學習馬列著作和其他進步書刊，研讨時事政治，并參加黨組織上司的革命活動。1926年春，介紹安哲、鄭天九加入共産黨。北伐軍攻克武昌後，他支援日照籍青年南下參加北伐。1927年秋，他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翌年6月，率山東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傳回時，正值山東省委遭敵破壞，無法工作。根據黨中央訓示去上海。1929年春，調任中共滿州省委組織部長。1930年4月被捕入獄。“九·一八事變”後經營救獲釋。出獄後，赴德國留學，從此脫黨。1938年回國後，曾任國民參政員、國民黨山東省建設廳廳長等職。“文化大革命”中，由江青批示逮捕。1980年平反，享受進階知識分子待遇。1988年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