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才子林纾不懂外語，畢生卻以翻譯西方小說聞名于世。他創作的過程，依賴懂外語的友人口譯，而後他改成符合漢語表達的書面語。
其實，這種翻譯模式，早在林纾翻譯活動之前30多年，就已出現在晚清社會。
1871年戶部尚書董恂。
董恂（1807-1892），江蘇揚州人，曆仕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官至官至兵部尚書、戶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權大臣。
現在大家對董恂這個人已經沒有多少了解，但是他留下了文學史上了第一首英譯漢詩歌，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董恂的下屬方濬師在《蕉軒随錄·第十二卷》中記載，英國公使威妥瑪打算翻譯美國詩人朗費羅的《人生頌》，但是他漢語水準不高，翻譯出來語句粗糙，“有章無韻”。
從左至右：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于是，威妥瑪拿着詩稿找到時任總理衙門（外交部）大臣的董恂，向他講了《人生頌》的大意，想合作翻譯。董恂覺得詩歌主旨積極向上，無礙儒家義理，欣然應允。
在威妥瑪的幫助下，領會了原作每句詩的大意後，董恂将之改寫成七言絕句。就這樣，一首西方現代詩，翻譯成漢語後就成了押韻合轍的格律詩。
董恂的譯詩共有九節，每一節都是一首七言絕句，整齊劃一，讀起來琅琅上口，韻律感十足。
英國公使威妥瑪。
我們以第五節為例，對比下朗費羅的原文和董恂的譯文。
原文：
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
In the bivouac of Life,
Be not like dumb, driven cattle!
譯文：
擾攘紅塵聽鼓鼙，風吹大漠草萋萋。驽骀甘待鞭笞下，骐骥誰能辔勒羁。
董恂手書的《人生頌》扇面。
讀下來是不是發現哪裡不太對？翻譯沒有忠實于原文，隻保留了那種激昂的态度，無異于新的創作。當然，在文學翻譯的草創階段，我們得容忍缺陷，不能苛求。
此後，董恂還與原作者朗費羅來了個隔空互動。他把自己翻譯的《人生頌》用毛筆寫在一把扇子上，委托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轉贈朗費羅。
美國詩人朗費羅畫像。
朗費羅得到扇子，十分珍視，他在1865年10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邀蒲安臣夫婦飯；得中國扇，志喜也。扇為中華一達官所贈，上以華文書《人生頌》。”
至今，這把扇子還珍藏在朗費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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