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是一部非常具有争議的佛教經典，這與六祖惠能有非常大的關系，與其文本的内容也有非常大的關系。
按照佛教的規定，所有的祖師或者大論師的著作，都應當被歸結到“論藏”中。但是，唯獨中國僧人惠能寫的這部《壇經》，堂而皇之地稱為“經”。同時，《壇經》的文本由于文學性過于強烈，曆來就受到很多人的質疑。
許多佛教學者認為禅宗曆史上著名的“南北之争”，其實是惠能弟子荷澤神會有意制造的，而《壇經》的文本也被荷澤神會加工篡改過。其言外之意，就是講菏澤神會利用輿論大肆造勢，挑動南北兩宗的對立而制造分裂，進而讓《六祖壇經》為其站台。
那麼，這種觀點是否客觀呢？禅宗出現南北之争的背後，隐藏着什麼樣的驚天大秘密呢？這是庵主在本章的内容中，将要與各位讀者一起讨論的話題。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5">南北之争是禅宗内部必然的沖突</h1>
首先，庵主對《壇經》的看法與佛教學者存在相同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的地方。
現在所通行的《壇經》文本，的确是經曆了十分漫長的流變的，這是庵主所認同的觀點。甚至說，南禅弟子在惠能的這本語錄中，夾帶了不少的私貨，這樣說也是符合一定的客觀事實的。
根據“敦煌本”、“宗寶本”、“法海本”、“契嵩本”、“惠昕本”這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壇經》文本，我們很清楚就能了解到它存在一個流變過程。最早成書的《敦煌本壇經》最為簡潔，文學性也最弱。這部文本基本上隻有對惠能法語的記錄，而沒有過多地描述“夜傳袈裟”、“惠能奔走”這樣的公案。
到了晚唐的《惠昕本壇經》那裡，原先12000多字的文本被增加到了14000多字，文學性開始出現了。21000多字的《契嵩本壇經》則出現在宋代，我們現在流行的壇經文本是24000多字的《宗寶本壇經》，由元朝的僧人彙編而成。
從此以後，《六祖壇經》就正式地定型了，一直到了今天，禅門弟子閱讀的都是宗寶本壇經。與其他的版本相比較，“宗寶本壇經”最大的特點就是文學性非常強，而且富有戲劇性和畫面性。
比如被後人重複了無數次的“夜傳袈裟”以及後來惠能大師“連夜奔逃”等一系列的故事，其實主要都出自《宗寶本壇經》。而最早對《壇經》的内容進行篡改的，曆史上考證為惠能的弟子荷澤神會禅師。
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壇經》就是由神會或者說以後的南禅弟子編造的，因為它的核心點還是“惠能的禅”。
也就是說從曆史學和傳播學的角度來講，《壇經》的文本的确是在曆代的流傳過程中被不斷地被後人修改，但其核心與惠能弘法時是基本一緻的。隻不過，在文學性這個層面，神會等人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編而已。
那麼，這是不是就意味着菏澤神會有意挑起“南北之争”，借此來鞏固惠能以及南禅的地位呢？其實這樣的觀點也是有失偏頗的，庵主以為禅宗的“南北之争”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挑起來的。
這一沖突的根源所在，就在黃梅禅系的五祖弘忍身上。惠能去見弘忍的時候，五祖就對他講：“你是嶺南人，如何能做得佛呢？”
當然，惠能對這個問題回答得非常好，他講“人有南北，佛無南北”。
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出，在五祖和六祖生活的時代，北方人對于南方人其實是不大看得上的。這與當時曆史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北方當時作為唐朝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而南方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得到開發。
弘忍雖然是出家人，但他也不得不考慮到世俗的事情。不過，弘忍畢竟是高僧，他最終還是選擇惠能作為自己的“傳法人”。當然，這裡就涉及到神秀的偈子和惠能的偈子的問題了，庵主前面的文章已經讨論過，這裡就不再贅述。
總而言之，五祖弘忍還是将自己的法嗣傳給了惠能，這一點是不存在任何争議的。至于一些具體的細節，比如“弘忍有沒有将木棉袈裟傳給惠能”、“神秀有沒有追殺惠能”等等，都在曆史學家考據的範圍之内，與本文的關系不大。
代表南方的惠能得了法嗣，這引起了北方僧衆的不滿。作為北禅之首的神秀大師未必有所嗔怒，但北方的凡夫僧卻并不這樣想。是以，惠能在得了法嗣後躲藏在嶺南一帶多年，這件事情的真實性也毋庸置疑。
“自古傳法，命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
弘忍顯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是以才會對惠能講出這樣一番話。當然，這是《壇經》中的記載，是不是弘忍的原話就不得而知了。其實《宗寶本壇經》最大的缺陷就是它最大的優點，因為這部文本實在寫得過于細緻了。連惠能與弘忍半夜傳法的對話、惠能的心理活動都描繪得惟妙惟肖，這很難不令人懷疑是一本僞造的小說。
但當時“道統”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了，弘忍傳法給惠能，那必然意味着神秀的北禅不是正統。但如果弘忍不選擇一人傳法的話，那禅宗的法脈就要斷絕。是以，南北之争其實是禅宗内部必然要出現的社會沖突，而且北禅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小的努力。
大家要站在更為廣闊的視野去看待這件事情，那就是禅宗當時并非是佛教的主流，它夾在衆多老牌或者新興的宗派中艱難生存。弘忍作為禅門祖師，深知“根正苗紅”的重要性，法脈一斷禅宗就徹底完了。
弘忍的着眼點是整個禅宗，而惠能與神秀各自代表着南北。這裡要着重提到一點，惠能與神秀兩位大師本人并不存在攻讦的過往，他們之間的關系是相當不錯的。比如惠能對于神秀就很是贊歎，而後來當上了武則天國師的神秀還邀請惠能去長安地區弘法。
不過，私人的交情與宗派的鬥争必須要分開，惠能與神秀無法左右當時的時代發展趨勢。沖突是無法避免的，它總要迎來徹底爆發的一天，而點燃禅宗内部爆發火焰的這個人，就是後來北上的荷澤神會禅師。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27">60年後北上的菏澤神會使得沖突大爆發</h1>
根據上文，我們能夠得知的最為基礎也最為重要的資訊，就是弘忍的法脈傳給了惠能确鑿無疑。是以，《壇經》中出現神秀的高徒普寂禅師派人去南方寶林寺“偷盜木棉袈裟”的公案，也沒有引起北方弟子的大反對。
北方僧衆反對的是“偷盜”這件事情不符合事實，但對于“寶衣在南方的惠能那裡”這一事實是承認的。各位讀者請仔細思考一下庵主的這段話，因為這對于下面的行文來說非常重要。
除了這一個南北禅僧都承認的事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那就是北禅在相當長的時間内依然是主流。神秀大師不僅是北禅的代表人物，實際上當時代表的就是整個禅宗，是以武則天等人才會将其奉為國師。
“自惠能南下60年，天下僧衆隻知神秀，不知惠能。”
也就是說，長達60年的時間内，南禅與北禅的沖突還僅僅局限于内部，并沒有被捅出去。甚至，北禅一度要取代南禅成為禅宗的“執牛耳者”，這也是後來荷澤神會橫空出世的主要原因。
“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的神秀當時很受官方的推崇，他甚至被直接冊封為“禅宗六祖”。而神秀的繼任者普寂禅師，在師父圓寂後自稱為“禅宗七祖”，這就導緻了一直躲在深山老林中的南禅弟子的反對。
弘忍的法嗣傳給了惠能，但神秀卻成為了六祖，這是南禅弟子不能接受的。就在這個時候，惠能的弟子荷澤神會閃亮登場了，他北上以後召開了“無遮大會”。
什麼是“無遮大會”？這其實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參加的佛教法會，著名的有玄奘在曲女城參加的那次無遮大會。但以菏澤神會召開無遮大會的目的不在于辯經或者是祈福，他為的是“正本清源”，将法嗣的事情當着僧俗兩衆說明清楚。
于是，在滑台這個地方，菏澤神會以無遮大會的方式宣揚《南宗定是非論》，之後又到洛陽菏澤寺繼續宣傳。當時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禅師還在世，不過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普寂禅師當時做了一件讓神會很是憤怒的事情——他在嵩山立碑刻銘，修建了“七祖堂”且修撰《法寶記》。
于是，神會當仁不讓地修建了“六祖堂”，而且請來了著名的大文豪大居士王維，讓王維幫他作為立碑。神會還是比較有自知之明的，他沒有宣稱自己是“七祖”，而是大書特書惠能的得法嗣的經過。
當然，雙方在輿論戰中難免會出現一些不實誇張的描述，這也是後來《壇經》與禅宗史料對不上的重要原因。
不過，荷澤神會比普寂禅師要年輕很多，他雖然在長達13年的時間内多次遭到呵斥攻讦，但最終還是熬死了自己的對手。
此後，普寂禅師的弟子在這方面再也不是菏澤神會的對手，這場曠日持久的輿論攻堅戰或者說“禅門正本清源活動”，最終以荷澤神會的完全勝利而落幕。
至此以後，六祖惠能逐漸為天下人所熟知，加上南禅弟子不遺餘力地為祖師的行迹“添燈加油”，惠能大師的名号從此響徹天下。唐末到宋初這段時間天下風雲突變，其他的佛教宗派走向衰落甚至滅亡而禅宗一家獨大，而此時的北宗早已消失在曆史的荒煙蔓草當中了。
那麼，如何去評價菏澤神會這個重要但不太出名的南禅僧人呢？是否能說南禅的勝利就是單純依靠“輿論戰”呢？其實也不能這樣去講，庵主以為大家還是應當站在更為宏觀的曆史角度去看問題。
<h1 class="pgc-h-center-line" data-track="43">關于神會功過的三種論調都有失偏頗</h1>
菏澤神會禅師雖然不被一般的佛教弟子所熟知，但他的大名可以說響徹整部禅宗史。就佛教研究者内部而言，大家對荷澤神會的評價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論調。
第一種論調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先生，他将神會評價為“北宗禅的毀滅者，禅宗曆史上的英雄”。不過，胡适之的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庵主以為神會的勝利僅僅是南禅的勝利，而且荷澤神會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沒有他想象中的那麼大。
禅宗真正的勝利，是南禅興起以後馬祖道一建立了叢林制度、百丈懷海制定了清規戒律，這才有了以後“五宗齊鳴，七派旺盛”的全盛局面。
第二種論調則代表着一種“陰謀論”，也就是文章标題所提到的觀點。這部分的學者完全站在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将禅宗的分裂全部歸結到神會一個人的身上，認為是他的不斷挑撥才導緻了北宗的消失。對于這個觀點，庵主在第一部分已經做了詳細的說明了，這裡就不再贅述。
而第三種論調則屬于“調和派”，不過這種調和顯然與當下流行的“和稀泥”式的勸架一樣，意義不是很大。學者認為神會打倒北宗而确立南宗，對禅宗的發展是有功績的。但他以及其門徒對《壇經》的文本進行了肆無忌憚的篡改，甚至可以講夾帶了大量的私貨，屬于“宗教内部的野心家”。
胡适
這種觀點乍聽起來是合理的，但大家仔細想想其實也能看出其中的荒謬之處。試問，神會不通過艱辛的“輿論戰”，如何能與當時幾乎已成勝利者的普寂禅師抗衡？人為地割裂這段曆史再去評價人物，顯然對菏澤神會是不公平的。
而且，庵主在文章的開頭已經講過了，神會僅僅對《壇經》的文學性部分進行了較為嚴重的修改，在佛理部分還是遵循惠能的思想的。同時，神會這個人其實修為也很高，他創立的“無念禅”在見地上很是高明。
關于神會的生平，庵主有時間與各位讀者細講一下，這位傳奇的僧人還是值得大家欽佩的。就庵主個人搜集到的資料來看，将菏澤神會這樣的高僧定位為“野心家”顯然有些過分，或者說與事實的出入較大。
那麼，我們究竟如何去評價菏澤神會在“南北法嗣之争”中的表現呢？庵主在這裡給出自己的看法，當然，這也隻能講是一種“抛磚引玉”吧。各位有不同的意見，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論。
我們應當承認一點，北宗的失敗與時代的背景有着相當大的關系。就北禅本身來看，神秀以及其弟子依附在皇權之下，傳教之道已經背離了黎民百姓。由此，北禅不僅失去了深厚的民間基礎，還為自己埋下了很深的禍患。
發動“會昌法難”的唐武宗
我們将其與玄奘的唯識法相宗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兩者是驚人地相似。法相學艱深的義理不僅讓一般的百姓如聞天書，就是學養不深的知識分子乃至是普通的僧衆，也無法領會其主旨。所謂“高處不勝寒”，傳播無力的法相學在玄奘和窺基以後就失傳了。
同時，玄奘過度地依賴官方扶植，導緻李世民去世後卷入政治紛争。玄奘的譯經工作的确在李世民的幫助下順利進行，但武則天與李唐的争鬥，使得屬于“老臣”一派的玄奘系僧團逐漸失去支援。而北禅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神秀是武則天扶植起來打壓李唐舊臣的佛教代表，他生前可謂是享受到了官方扶植的好處。
但會昌毀佛發生後，首當其沖的就是北禅弟子，神秀的得意門徒都在長安的大寺院當主持，他們已然失去了自達摩至弘忍以來的那種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與能力。即便是沒有荷澤神會的出現，北禅在會昌毀佛事件中也喪失了大部分的元氣，甚至可以講一蹶不振。
“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統治者自己都顧不過來，哪裡會管僧侶們的死活呢？像北禅這樣的官僧，無一例外地在沖擊之後走向衰落或者滅亡。
反倒是一直在田間鄉野活動的南禅弟子，因為遠離政治中心而存活了下來。同時，他們在長期的傳教實踐中掌握了許多本領，這些對于南禅日後的壯大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實，通過神會與北禅的較量我們就能看出，神會明顯在各方面要出色很多，這是艱苦的條件鍛煉出來的能力。
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
一直處在溫室中的北禅，在神秀、普寂等有能力的宗師圓寂後，根本無法與神會一類的南禅弟子抗衡。即便是不提《壇經》這樣重量級的文本，禅宗的史料中也以南禅弟子的著作占比更多，而北禅弟子的撰述明顯寥寥。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惠能的出身以及他對禅宗教理的改革，使得南禅在廣大的民間擁有了大量的追随者。你想想看，一個大字不識的人都能成佛作祖，這對普通老百姓的吸引力有多麼大？
聽聞一句《金剛經》就明心見性的惠能，不僅否定了燒香拜佛、讀經辯論的作用，還提倡“當下便悟，直指人心”的頓悟，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性論”為大旗進行宣傳。這使得佛教在百姓中的形象大大改觀，它不再是原來那樣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宗教，而是深入生活、随處可悟的友善法門。
正是在教理、教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才使得南禅能擺脫對寺廟、佛經等一切外物的依賴，十分迅速地在廣大的民間紮根。而神會對于惠能祖師的理念，一直都是贊同且發揚的，他并未篡改《壇經》中最為核心的部分。
相反，除了以“法嗣”作為武器之外，神會還以“頓漸”為利器，對北宗的教法進行了大肆批駁。升平日久的北宗弟子在這一點上招架無力，很快就敗下陣來，這是既是神會的功勞也是惠能的功勞。
是以講，神會既不是什麼野心家也不是什麼革命家，他是惠能門下優秀的繼承者，也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推動者。神會充分地把握了曆史的機遇，使得南北禅宗的沖突大爆發，而後以過人的手段奪取了最終的勝利。從這一點上來講，神會對于中國佛教以及禅宗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偉大程度絲毫不遜色于其後的馬祖道一等人。
不過，神會最令人費解的地方在于，他創立的“荷澤宗”後來走上了北禅的道路，依靠官方的供養而維持傳承。結果，“荷澤宗”與北禅乃至是其他的宗派一樣，随着“會昌法難”的到來而消失在曆史的荒煙蔓草中。
菏澤神會的曆史功過到底如何去評價，學界以及民間也沒有統一的答案。當然，這個世界上也不存在什麼标準答案，尤其是千年以前的事情，大家也隻能見仁見智了。“庵主小圈”正在組建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加入，到達一定人數後庵主将在圈内系統地分享佛教曆史和佛教哲學的内容。
（此處已添加圈子卡片，請到今日頭條用戶端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