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春洲】
提及中國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想必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
從助父太原起兵，平定各路諸侯，再到定鼎長安，發動玄武門之變，成就貞觀之治。他三征高麗，抗擊東突厥，平定吐谷渾，統一高昌，是華夏一家的“天可汗”，為唐朝世界性帝國的締造奠定了基礎。
同時，在我們傳統的史論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愛民的明君。他廣開言路，擴大文官統治階層，頒布寬仁慎行的《貞觀律》，踐行民貴君輕的統治理念，是中國古代帝制時期功績突出的英主。
如果我們拓展視野，着眼于世界，偉大的唐太宗在世界文明史中又有着怎樣的評價、記憶與書寫？擁有異域之眼的各國學者又是如何看待這位名垂青史的中國君主的呢？
從學術圖譜上看，西方唐史重鎮在英國首推劍橋大學。這裡先後産生了一系列名家名作——蒲立本及其代表作《安祿山叛亂的背景》、崔瑞德的《唐代财政管理》《唐代官修史學》和他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麥大維的《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等等。
與英國一枝獨秀不同的是，北美隋唐史研究則呈現遍地開花的景象。斯坦福大學的芮沃壽對于佛教的精深探索、康奈爾大學彼得森對唐代藩鎮的研究，以及伊利諾伊香槟分校魏侯玮與伊佩霞對唐代禮制與士族的研究均各具特色。
日本漢學在戰後，京都與東京兩大學派圍繞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展開了一系列讨論。隋唐史的研究也在此背景中展開。京都學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岡崎文夫、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宮川尚志、川勝義雄等，主張用中國曆史發展的固有規律把握中國史。其中，内藤湖南的“中世貴族論”以及“唐宋變革論”最為著名。東京學派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代表學者為白鳥庫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等。
種族、宗教與文化向來是海外漢學所特别着力的領域，因而分析太宗時期的曆史功績與政治特色時，上述幾個方面便格外被西方學者所留意。下面具體給大家介紹幾個例子：
格魯塞的《草原帝國》認為，唐朝最明顯的特點是帝國擴張。通過一系列大的戰役，它的疆域甚至超過漢朝。唐朝在中亞建立了中國的宗主權，并在北韓的平壤，越南的河内等設有長住官都護府。當時世界上，隻有中東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國能與之匹敵。由于唐太宗的豐功偉績，一個不可預知的中國，一個英雄史詩的中國，在令人驚奇的亞洲出現了……現在漢族人征服了遊牧部落，并改寫了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着的文明史。
斯特恩絲在《世界文明》中這樣記錄：“唐朝建立了一個比此前的漢朝範圍大的多的帝國，其疆域遠超今天中國的面積。”韋伯更是毫不吝啬的贊美“作為中國版圖和文化的真正創始者，唐王朝彪炳千古。”
這些西方學者主要是從世界曆史演進的對比中，突出李世民在國家疆域與種族交往中作出的曆史貢獻。
《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崔瑞德的評價又将太宗時期和諧的君臣關系納入到評價範疇。他認為對後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是以被人推崇，不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納谏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于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系。
美國學者菲茨傑拉德的評價更帶有文學色彩：
“唐太宗似乎像天命所歸的人物，對他而言似乎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是社會的拯救者，也是統一與和平的恢複者，更是漢民族的凝聚者，世界文明的指路者。他的個性是如此的強悍有力，他影響了所有與他相處過的人物，并且成為一個後代子孫眼中的傳奇人物。在中國的帝王中，無人可與之相提并論。”
盡管中外學者在對唐太宗的評價角度不同、各有側重，很大程度基于在自己國家國情了解的基礎上去比拟太宗時代的唐朝。但是對于李世民所創造的曆史功績，古今中外卻都有近乎神話的一緻追捧。
據說，池田大作與湯因比甚至還有這樣一段诙諧的對話：
“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
湯因比回答到：“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
能夠穿越回到太宗所開創的唐帝國，成為湯因比的願景，無比深刻地反映着那個偉大時代的魅力。
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學者是費子智，他是西方學者中為太宗作傳的第一人。在相關著作中，他寫到：
在一個我從未經曆過的交通十分不便的年代，中國人是怎麼建立起一個偉大的帝國并維持了幾個世紀，這個帝國和鼎盛時期的羅馬帝國一樣大。并且，在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政權下，盡管朝代在不斷更替，而這個帝國卻能夠不斷的自我更新，從不失去文化的一緻性、曆史的延續性和種族的同質性。在這些巨大的成就之中，李世民扮演了改變東方世界曆史的角色。
中古中國為什麼能成功複蘇，而東羅馬帝國為什麼失敗？費子智認為唐太宗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唐朝是中國經曆了兩個多世紀的分裂和衰世後，重新走向統一的強大政權，而使這個帝國複活的建築師就是唐太宗。
《步辇圖》（局部）
費子智煞費苦心地選取唐太宗來研究，其背後的意圖是想通過唐太宗傳記的書寫來展現唐帝國如何化解敵對勢力威脅與分裂勢力的挑戰，進而徹底改變歐洲人對于明清中國腐敗無能的成見。
引述中國學者童嶺的觀點，為了展現李世民的英武，費子智特意選取了“汜水之戰”進行濃墨重彩的描繪：
汜水戰役雖然完全不被西方世界知道，但它的重要性卻可以與阿克什姆戰役相提并論。如果阿克什姆戰役戰役決定了羅馬帝國的統一與擴大，那麼歐美讀者也一定會聯想到汜水之戰在中國統一曆程上的重大意義。
哈佛中國史的作者陸威儀在《世界性帝國：唐朝》開篇即稱它是最後一個強大的中華王朝，因為自唐以後中原王朝再難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控制。陸威儀認為，雖然李氏家族宣稱自己是滅亡的漢朝的真正繼承者，但唐朝更多是5—6世紀統治中國北方的所謂夷狄或半夷狄王朝北魏、北周、北齊、隋的諸種元素的結合。了解這種唐朝帝王血脈的胡人因子，對于了解唐朝的曆史至關重要。
除了肯定李世民的曆史功績外，陸威儀還對太宗晚年的統治政策與治國之道頗有微詞：“649年太宗的及時薨逝，使他免于重蹈上一位入侵北韓半島的皇帝隋炀帝的覆轍。”言語間充滿了調侃的筆觸。
對比之下，日本學者對唐太宗的認識則要在東亞文化圈形成與日本律令體制建立的架構内展開。
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推動了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其政治法律、國家制度和文化藝術對周邊國家發生極其深刻的影響。唐太宗功不可沒，日本遣唐使的第一次來華，即在貞觀四年。
以法律為例，日本學者仁井田升說：“七世紀的唐律比十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卡羅林納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也可以同十七世紀德意志法典相媲美。”日本大化革新後，編定近江令、大寶律令，篇目大同于貞觀令。桑原提到：“自餘良朝至平安朝，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根據唐律。”
而關于唐太宗在日人心中的曆史記憶，谷川道雄先生的《唐太宗》一書則代表了一種聲音。谷川對于李世民“智而不奸”的性情給予了濃厚的贊許筆墨。而在玄武門之變一節結束時，他認為真正的唐帝國時代，從現在開始了。尤其在李世民完成武功，成為“天可汗”之後。
谷川道雄跳出正常的李世民魏征君臣相得的視角，重點分析了“天子無私”的概念，又與其豪族共同體理論與日本學界對中世貴族“道義”的追尋相關聯。
“另辟蹊徑”的是氣賀澤保規在講談社所出中國史之唐朝《絢爛的世界帝國》一書對唐太宗的讨論，雖然他同樣将唐帝國納入整個東亞史的研究範疇，但卻對李世民和他所開創的盛世提出了質疑的聲音，他認為這是《貞觀政要》出于維系太宗明君政治形象的一種書寫，懷疑太宗篡改了《起居注》以維護其聖君的曆史地位。
他甚至認為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學問和文學素養等方面，唐太宗并不強于楊廣，并通過比對發現太宗時期的人口和經濟并不強于隋炀帝時期。此觀點之提出也打破了人們的固有認知：
太宗指令房玄齡等人編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貞觀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開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瑣部分，一個成為後世模範的體制就此誕生。可是在勞神費思精心制定的這一制度中，其實有相當的部分與隋炀帝時代的東西相重合。
唐代府兵制的發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稱之為“骠騎府”的軍府制度，到貞觀十年，即貞觀律令釋出的前一年，以“折沖府”作為軍府而定型。名稱雖然不一樣，唐的這個“折沖府”實際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鷹揚府”制度的翻版。
等貞觀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後，就再也沒有人能夠制止唐太宗的行動了。其結果，在圍繞繼承人問題以及出兵高句麗的問題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靜的判斷，成為他晚年的一個污點。
這樣一來， 剛剛開始緻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統治時期于貞觀二十三年（649） 宣告終結。這時的唐朝在經濟力量方面還很弱，與隋代的最盛時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當時在政治領域裡也還存在着很多懸而未決的課題。是以我以為，後世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的形象，與當時的現實未必一緻。
這也算是一種不同的史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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