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後，納粹沖鋒隊找到了他們需要的替罪羊——猶太人，他們聲稱猶太人密謀了經濟大蕭條，奴役了德國民族，控制了社會并玷污了雅利安血統。是以，希特勒的追随者便通過向猶太人複仇來維護那所謂的正義。納粹分子不擇手段地将猶太人完全驅逐出德國社會。而一旦納粹分子搞定了德國猶太人，便又将種族戰争迅速擴充到歐洲德占區，并最終延伸到整個歐洲大陸。
納粹分子隻有在識别出猶太人後，才能毀滅猶太人。那麼，在德國6000萬人口中，哪些才是猶太人？又該如何定義“猶太人”？
事實上，在歐洲猶太人中，德國猶太人的同化程度非常高。截至1871年，近55萬名猶太人在德國得到解放。20世紀，德國猶太人與其基督鄰居一樣，更樂于接受國民身份，而不是宗教身份。德國猶太人心中首要的觀念就是，他們是“101%”的德國人。納粹分子則認為，猶太人遭天譴并非源于其宗教行為，而是出于其猶太血統。
識别德國猶太人是一個巨大的技術挑戰，将會耗費數年時間，來不斷磨煉計算程式與登記技術。納粹分子明白，先前的人口普查受困于耗時3-5年的人工分類程式，在頒發一些需立刻執行的社會政策時，這一繁瑣的程式使得普查結果幾乎派不上用場。這一次，他們又該如何厘清歐洲所有猶太人的資訊，在茫茫人海中發現猶太人罪惡的血統并将之消滅呢？政府沒有能力完成這一工作，但IBM德國子公司的德霍梅格有。
他一手包辦了這項旨在發現猶太人的人口普查任務，包括了一系列教育訓練、統計、分揀、制表、打孔、歸類等工作。卡片上記錄了每一個德國人的具體資訊：國籍、所屬社群、性别、年齡、宗教信仰、母語、孩子數量、現有職業、第二職業等等。卡片在打上孔後，會被送到大廳的另一個地方。那是一台台又扁又長的霍爾瑞斯計數器，平均每小時可計算2.4萬張卡片數量，最後由校樣部門保證資訊完整無誤。一旦在人口資料中發現了猶太人，員工便會單獨處理這些猶太人計數卡。他們會用一種名為“猶太人計數卡”的特殊卡片來記錄其出生地。再經過交叉索引并過濾35項特征、分為25個類别來構成新資料庫，這樣一來，納粹分子就能通過職業、城市甚至街區來辨識猶太人。對此，《統計檔案》的出版人弗裡德裡克·贊恩倍感歡喜地寫道：“運用統計學，政府就擁有了将知識轉化成行動的路線圖。”
著名調查記者、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孩子埃德溫·布萊克（Edwin Black）通過查閱IBM的官方檔案以及來自美國國家檔案館、德國聯邦檔案館、荷蘭國家檔案館等權威機構超過十個國家和語言的近2萬頁文獻資料，寫成《IBM與納粹》一書，揭開了猶太人大屠殺背後這一驚天秘密。
“如果沒有IBM的霍爾瑞斯機器，納粹不可能完整地整合歐洲猶太人，也不可能殺害600萬名猶太人，摧毀無數非猶太人的生活。在‘最終解決方案’中，那些被驅逐到集中營裡的猶太人被統一消滅。”美國猶太人曆史協會研究中心主任亞伯拉罕·佩克（Abraham Peck）認為，“這已經令人不安，但布萊克揭示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事實——他發現一家跨國企業猖獗的腐敗勢力已經超越了法律。”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IBM與納粹》的前言部分節選了部分内容，以期與讀者一同從這一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大屠殺的曆史。
<h3>《黑白颠倒的時代該如何被記憶？》（節選）</h3>
文 | 埃德溫·布萊克 譯 | 郭楚強
<h3>1、自動化兇器</h3>
當“大規模組織的資訊”（Massively Organized Information）這一概念悄然出現，并成為一種社會控制手段、一件戰争武器、一張集體性毀滅指引圖時，人類幾乎毫無察覺。1933年1月30日，20世紀最重要的一天，引發這一概念的獨特導火索出現——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正式上台。諷刺的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仇恨推動了技術變革；而一家美國企業及其獨斷專行的傳奇董事長，則憑借着自身對利益的渴求極大地促進了希特勒實作目标。這家美國企業即IBM，而這位傳奇董事長則是托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
希特勒并非首位癡迷于屠殺猶太人的上司者。在他之前，歐洲也曾出現獨裁者和暴君。然而，希特勒卻得到“自動化”技術的助力，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希特勒也并未孤軍作戰，而是得到了他人的鼎力相助。
大屠殺制造了一個黑白颠倒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尊貴的技術人才成了希特勒的先行部隊。警察無視職責，支援惡棍并迫害無辜者；律師扭曲正義，制定反猶法律；醫生亵渎醫德，操刀進行各種恐怖實驗，挑選出相對健康的人，迫使其勞作至死，再将那些沒有利用價值的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科學家和工程師貶低了自己的使命，發明工具或闡明科學原理來助推大屠殺行動；統計學家利用鮮為人知卻十分強大的統計學知識來識别受害者，以便更好地規劃并合理化大屠殺行動、組織迫害，甚至審計種族滅絕行動的效能。現在，讓我們看看IBM及其海外子公司在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
IBM創造了一個擁有無限可能的技術世界，但自恃驕狂的它也被這個技術世界的漩渦弄得頭暈目眩。IBM謹遵一條“不道德”的特殊信條：隻要有能力做，那就應該做。對于盲目的技術官僚而言，手段永遠比目的重要。猶太人的生死之是以變得不重要，是因為技術官僚（科學家或工程師出身的IBM中高層）隻關心能否在災民排隊等候救濟糧時擷取巨額利潤，而對利益的追求反過來也會激勵IBM，使其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術成果。
那麼，IBM是如何做到的？
希特勒上台後，納粹分子的首要任務就是找出并毀滅德國境内的60萬名猶太人。在納粹分子眼中，猶太人不僅包括猶太教徒，還包括所有流着猶太血液的人，無論他們是否融入了其他群體、與其他民族通婚、參與其他宗教活動或已經轉信基督教。納粹分子隻有在辨識出猶太人後，才能沒收其财産，将其隔離、驅逐、毀滅。為此，納粹分子必須搜尋德國境内以及歐洲其他國家所有的社群、教堂和政府記錄。這是一項艱巨的交叉索引任務，需要計算機的協助才能完成。但在1933年，計算機尚未出現。
第三帝國計劃剝奪猶太人的經濟權，并将其驅逐出家園，趕進猶太區。這項任務同樣艱巨，也需要計算機。但在1933年，計算機尚未出現。
納粹分子在計劃執行最終解決方案時，想利用鐵路系統更高效地将猶太人轉移到死亡集中營，并讓受害者一下火車就被送入毒氣室。這需要精準掌控時間，仍需要計算機。但在1933年，計算機尚未出現。
不過，當時存在着另一項發明——IBM穿孔卡及卡片分類系統，即計算機的前身。IBM通過德國子公司德霍梅格與納粹分子交易，将希特勒的猶太人滅絕計劃視為技術使命。通過與納粹組成聯盟，IBM試圖大發戰争财。德霍梅格利用自己的員工與機器為希特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術支援，使其能完成前人無法執行的任務——自動化人口毀滅。IBM向德國調遣了2000多套機器，之後又向歐洲德占區調遣了數千套機器。每個大型集中營都安裝了卡片分類系統。一批批囚犯會被轉移到不同的地區，并勞作至死，而他們的死亡資料會被記錄在冷冰冰的自動化系統中。
德霍梅格不隻是提供機器，它也具備IBM紐約總部的運作能力，其正式業務就是為客戶定制機器和應用程式。活躍而狂熱的納粹分子組成了這家公司的高層，最終，這群人在戰後因其所犯的戰争罪而遭到逮捕。1933年以來，IBM紐約總部自始至終都知道，德霍梅格努力讨好的交易對象就是納粹黨的進階官員。利用與納粹黨之間的聯系，德霍梅格不斷加強與納粹德國的業務關系，不僅包括德國境内的業務，也包括歐洲德占區的業務。
德霍梅格等IBM子公司會為客戶定制應用程式。與今天的軟體設計者類似，IBM的技術人員會反複将穿孔卡模型送進德國官員的辦公室，直至達到要求。隻有IBM能設計、印刷和出售這種穿孔卡，但IBM并不出售霍爾瑞斯機器，而是出租。同樣，也隻有IBM能對這些機器進行定期維修和更新。IBM子公司為歐洲各地的納粹官員及代理商提供了專門訓練，并在歐洲德占區建立分支機構，組織經銷商。這些子公司還會尋找造紙廠，授權其生産穿孔卡。僅德國，這些工廠每年就能生産多達15億張穿孔卡。此外，IBM的職員幾乎每隔一個月就要到各處維修這些精細的機器，即便後者被安置于集中營内部。德霍梅格位于柏林的總部保管着大量編碼簿的副本，就像今天的任何一個IBM服務部門所儲存的電腦資料備份一樣。
<h3>2、猶太人名單從何而來？</h3>
我常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這個問題即便是曆史學家也無法解答。為何德國人總能得到猶太人的名單。有了這些名單，面孔鐵青的黨衛軍得以突然闖入城市廣場，貼上告示，要求名單上的人第二天在火車站集合。之後，黨衛軍會将這些聚集起來的人驅逐到德國東部地區。但納粹分子是如何獲得這些名單的？幾十年來，沒人知道，也少有人問起。
德霍梅格利用人口普查和先進的統計技術、登記技術促成了納粹德國的驅逐行動。1896年，德國發明家赫爾曼·霍爾瑞斯（Herman Hollerith）建立IBM。IBM最初隻是一家制表機公司，人口普查是其全部業務。但在德霍梅格與納粹德國結成聯盟後，IBM便被賦予新的使命。德霍梅格發明了種族人口普查，不僅要求擷取調查對象的宗教信仰，還要求追溯調查對象的血統起源。這是納粹分子夢寐以求的資訊，前者迫切希望辨識猶太人。登記人口與資産隻是納粹德國在運用資料分類系統時發現的衆多用途之一。納粹分子還會利用資料庫配置設定食物，以選擇餓死某些猶太人。對勞工的識别、追蹤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穿孔卡進行。此外，納粹分子還能利用穿孔卡管理火車的運作：既可確定火車準時到站或發車，也可對火車上的貨物（人）進行分類。德霍梅格的首要客戶是德國鐵道部，後者直接同柏林的IBM進階管理人員洽談業務。德霍梅格會定期維護火車站裡的穿孔卡裝置，其服務對象一開始隻限德國，最終擴充到整個歐洲。
在第三帝國存活的12年裡，IBM與其交往密切，肯定獲知了許多資訊。
對于那些相當糟糕的資訊，IBM充耳不聞。但IBM要員，如沃森的私人代表哈裡森·K.昌西（Harrison K. Chauncey）與W.C.利爾（W. C. Lier），幾乎一直在柏林或日内瓦留意第三帝國的舉動，以確定IBM紐約總部不會錯過任何利潤或商機。盡管美國嚴禁通敵貿易，不允許企業與納粹直接接觸，但IBM要員仍通過IBM瑞士辦事處不斷為IBM紐約總部提供重要資訊。由此，IBM紐約總部就可大膽聲稱自己沒有從事非法活動了。
當然，在希特勒掌權的這12年中，IBM與德國納粹的聯盟關系與背景也在不斷變化。我希望你能了解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若你隻是跳躍式地閱讀，那隻能得出片面或不正确的結論。是以，如果你打算走馬觀花地浏覽本書，或隻選讀部分内容，請幹脆不要閱讀。請明确這一點：即使沒有IBM的協助，大屠殺仍會發生。如果你不這麼認為，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沒有IBM的幫助，那麼納粹分子會借用紙筆慢慢統計猶太人，進而用子彈和死亡部隊逐漸屠殺猶太人。盡管如此，我們仍有理由去考究為何希特勒能在短時間内以驚人的速度屠殺數百萬生靈，也有理由去确認自動化技術在其中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因為我們有必要弄清誰該為屠殺負責。
是什麼促使我尋找“IBM和大屠殺”那些未被提及的問題？1993年的一天，我在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useum）見到了IBM染指大屠殺的證據。當時，我看到的第一件展覽品是一台型号為D-11的霍爾瑞斯卡片分類機，上面滿是電路闆、插槽和電線，十分顯眼。機器面闆上貼着一張發亮的IBM标示牌。後來，博物館用另一台較小的IBM機器代替了這台卡片分類機，因為圍觀人數過多，妨礙了其他遊客走動。這次展覽隻提到IBM于1933年執行了人口普查項目，并首次鑒定猶太人。
雖然證據确鑿，但IBM對其與納粹德國的關系仍守口如瓶。是以，盡管先後共有1500萬人參觀這次展覽，且其中不乏研究大屠殺的著名專家；盡管傑出的博物館曆史學家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但大衆對這段曆史仍知之甚少，隻局限于館長在展覽時的簡單解說以及幾頁研究報告上。
我仍記得自己盯着那台機器看了一個小時，之後，我轉向身旁的雙親，向他們承諾自己一定會挖掘出更多線索。
我的父母是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們背井離鄉，從波蘭逃到美國。當時，在一列開往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火車上，母親成功逃出車廂，卻遭到槍擊，被埋進萬人坑。父親從一列戒備森嚴的猶太人隊伍中逃出來後，意外發現母親露在坑外的腿，于是将奄奄一息的母親救了出來。在月光的掩護下，這兩名僥幸的逃亡者共同抵禦寒冷、饑餓，他們曆盡千險，最終躲過追捕，活了下來。50年後，他們站在我身邊，身影倒映在展覽台的玻璃上，腦海中回憶着那些子彈碎片是如何永久地嵌入了身體，臉上露出極困惑的表情。
但我此時正想着另一個問題：納粹分子如何得到我父母的資訊？
在歐洲，數百萬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慘遭毒手，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是在戰亂中痛快地死去，而是遭受了長達12年的高度組織化的虐待，在受盡羞辱和非人性化對待後，才最終被消滅。那麼，這台靜置于昏暗博物館裡的夾雜着黑色、米色和銀色的锃亮機器與這一慘劇存在着怎樣的聯系呢？
<h3>3、罪證：不容遺忘的過去</h3>
在那次偶然發現後，一個想法困擾了我數年，那就是IBM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某些技術參與了納粹大屠殺。但對于這些技術是如何運作的，我卻不得而知。線索散落在世界各地，我要做的就是将它們串聯起來。
IBM标榜自己是一家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司，之後，我了解到IBM并不是一味等着客戶登門造訪。它之是以能積累大量财富與聲譽，是因為它通常在達成協定前就已預知政府和企業的需求，且能及時設計并傳遞為客戶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即便這意味着需調遣内部職員與機器。正是借助這種方式，IBM為不計其數的政府機構、商業巨頭和行業協會提供了服務。
多年來，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會查清IBM為納粹德國提供了多少解決方案。我知道它最初的解決方案是人口普查，但其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1998年，我開始瘋狂地尋找答案。當時，我沒有得到任何基金會、組織機構或出版社的贊助，隻能自掏腰包招募研究人員、實習生、翻譯與助手，開啟調查活動。
很快，一個網絡在美國各地發展起來，随後蔓延到德國、以色列、英國、荷蘭、波蘭和法國。随着時間的推移，這個網絡在不斷擴大。大屠殺的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退休人員和一些與大屠殺毫無關聯的學生、專業人員、檔案管理者、曆史學家，甚至是原紐倫堡審判中的審查員都開始協助我搜尋檔案。最終，有100多人參與了這次調查活動。事實上，他們并不知道故事是怎樣發生的，隻是簡單地尋找關鍵詞，如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名單、登記、鐵路、穿孔卡等。每當找到這些關鍵詞，他們就會将相關資料影印并發送給我。一連幾個星期，我每天都會收到近100份檔案。
大部分團隊成員都是自願參與這次活動的，而且所有人都發誓會對此保密。他們每個人在得知這個活動背後的動機後，都大為震驚，但也從中獲得了強大的動力。一些人承認，當得知IBM和大屠殺之間的聯系後，他們數夜難眠。他們的話語時常鼓勵着我，使我得以堅定地走下去。
最終，我從50份案卷、收藏于圖書館的手稿、博物館檔案及其他資料庫中收集到超過2萬頁的檔案。在此過程中，我還通路了美國國務院、美國戰略情報局等政府部門，并得到了大量原機密檔案。我們并未翻譯其他來自歐洲的意義不清的檔案，也沒有将之與此次調查活動聯系起來。所有檔案都被收入我的檔案中心進行集中處理，且如實反映了原始檔案提供的資訊。
我們檢查并翻譯了圖書（50多本）、回憶錄及二戰期間涉及穿孔卡與統計資料的科技期刊、納粹出版物和新聞報紙。原始文獻、期刊文章、新聞剪報和書摘都是按月互動索引的。我們還建立了馬尼拉檔案夾，按月分類1933—1950年的資料。如果一份檔案涉及多個日期，就會被存入交叉檔案。每條資訊會根據特定的主題被進一步搜尋，比如華沙猶太區（Warsaw Ghetto）、德國人口普查（German Census）、保加利亞鐵路（Bulgarian Railroads）、德國沃森（Watson in Germany）和奧斯維辛（Auschwitz）等。
按主題分類的檔案被堆疊在我的地下室裡。無論何時，在這裡忙碌的從業人員總是不少于6人。從早上直到午夜，他們總是忙着将檔案從一個檔案堆複制到另一個檔案堆。一份檔案有時會被影印成五六份，分别放入不同主題的檔案堆。為此，我在地下室裝了一台配有20個分揀裝置的高速影印機。地下室裡堆滿了檔案，從業人員若想走動，就得在檔案堆裡跳來跳去。
……
從最真實的意義上講，IBM和大屠殺的故事已經被粉碎為成千上萬的資訊碎片。隻有将這些碎片全部拼湊起來，我才能看到過去真實發生的故事。這些已經得到查證的故事将會在這本書中被揭開。
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各個國家的私人機構、公衆機構和政府機構都給了我極大的幫助。但遺憾的是，唯一一個拒絕我的機構是IBM。IBM斷然拒接了我的請求，不允許我查閱相關檔案，也不允許我進行采訪。不過，被拒絕的人不止我一個。自二戰結束後，IBM就一直拒絕與外部作家合作。幾乎每一本關于IBM的書籍，無論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商業史學家，還是IBM的前雇員，都曾提及IBM拒絕以任何方式進行合作。不過，我最終還是以恰當的途徑得到了數百份有關IBM的資料，并審閱了一番。
在寫本書時，我還組建了一個團隊，成員包括對文字挑剔的人、注重細節的人，還有研究人員和檔案管理者，後者會審查本書的每一句話，以確定每個事實都有白紙黑字的檔案支援。
視角的改變或許是IBM和大屠殺的關系從未被探究的主要因素。1984年，當我開始撰寫《轉讓協定》時，沒人真正關注資産的運作。但現在，每個人都在談論資産。對大屠殺的學術研究多出現在計算機時代前，那個時候，資訊時代還遠未到來。而如今，每個人都了解技術如何被運用在戰争或和平事務中。是以，我們可以讓時光倒退，以全新的視角去看待曆史。
許多人都曾為計算機時代和資訊時代的到來而欣喜若狂。我便是其中之一。但現在，身為大屠殺幸存者的兒子，我被一股強烈的意識所吞噬，這種意識帶給我一種全新的認識。在這個“認知時代”（Age of Realization），我們将重新審視技術的覺醒。除非我們了解納粹分子如何擷取名單，否則将有更多人被那些名單所編碼。
IBM和大屠殺的故事隻是一個開始。根據歐洲各國的資料，我能再寫出20本。據估算，目前還有超過10萬份資料散落在歐洲及美國的地下室或企業檔案館裡。企業的檔案管理者請留意：這些檔案跟某項罪狀相關，不能被移走、篡改或銷毀，必須被轉移到合适的檔案機構，讓學者和戰争罪檢察官能在第一時間檢閱，這樣一來，問責制便得以延續。
隻有通過揭露和審視那些真正發生過的事件，技術世界才會接受這條老生常談的格言：到此為止（Never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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