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有金
郭澄清
一九七一年春天，在山東省文化局任職的郭澄清親自向省委書記請了假，放棄了濟南的優越條件和生活環境，回到老家甯津縣時集公社郭臯村創作他的三卷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大刀記》。
回到村後，他首先向村上司班子報了到，說明了回家創作的原由與願望。其實省委和縣委都給他安排了舒适的寫作環境，但他堅持回故鄉搞創作。他說老家是他的生養地。樹有根，水有源，回到故鄉接地氣，思路清，幹擾少。
他決意回故鄉搞創作，絕不是輕率之舉，而是經過好長時間的深思熟慮。他清楚地知道在農村的艱辛，生活條件差，将會遇到的冬寒夏熱、家事纏身等問題。但他更知道大刀隊是在農村形成的，梁永生是一個純樸的農民孩子，而他上司的大刀隊始終戰鬥在農村，生存在農村，發展于農村，成長壯大于農村。他在城市創作農村形成的大刀記題材，離開農村的現實生活，怎麼能寫出真實的、活生生的大刀隊呢，怎麼能把梁永生的高大形象寫真、寫實、寫生動呢。
農村有田地，有樹木，有莊稼，有與人相伴的生靈，有表述不盡的溝溝坎坎，水水窪窪，這些都是大刀隊産生形成、生存發展的客觀條件和自然環境。離開這些因素，不可能寫出好的人物，好的題材。莊稼靠肥料，大樹要有深土，離開農村的大環境、好條件去搞農村題材的創作，不就成了浮土地面種莊稼，淺土裡面植大樹了嗎。
故鄉人歡欣鼓舞，盼望郭澄清回鄉創作能給老家帶來生機，帶來新氣象，帶來生活的新動力。
他找人修了四間小北屋，總計四十平方，單間十來平方，牆是土打的，斷牆是舊磚磊的。是以人們都說：“澄清修房土打牆，沒磚沒瓦又沒梁，胳膊粗的檩條不夠長，睡覺頭腳頂着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始了三年的寫作生活，一千多個日日夜夜的艱辛創作。
他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條件差，隻求踏下身子，靜下心來，搜集素材，快寫多作，盡快把《大刀記》寫好，讓讀者滿意，叫組織滿意，再現當年大刀隊在梁永生帶領下那艱苦卓絕的鬥争生活。
他深入生活，深入群衆，調查研究。他到烈屬李金貞老人家，請她講述兒子郭德林戰死在抗日前線的壯舉，述說兒子的性格特點、精神境況。又到抗美援朝老戰士郭書貞家走訪，請他講解抗美援朝的激情歲月和給彭德懷司令員當警衛的事情，以及護送祖國慰問團梅蘭芳等人慰問演出和回國的經過。他還找榮民郭連技、老同學郭書森的父親郭連品，請郭連品講述兒子郭書森十六歲從學校報名從軍，從渤海軍區直接西征，不遠萬裡去新疆的艱難曆程。這些，都作為寫《大刀記》的情節素材。
他還專程找到了抗日戰争時期的老八路閻成，請他講解抗日戰争的激情歲月、艱難曆程。對了解到的情況，尤其是細節，他都細心靜聽，寫入書中。
因為在那抗日峰火的年代，大刀隊不能與日軍正面沖突，隻能東藏西擊，夜出日歸，出沒于林間莊稼地，慢慢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郭澄清常常請村醫郭治明陪同，去村北邊的莊稼地，遠看近瞅，高站望遠，時而走走看看，時而站站立立，還常常兩眼呆呆地望着莊稼陷入沉思，心中在想着什麼，構思着什麼。每到這時，郭治明就不與他說話，保持一定距離，不打擾他進入角色。
他早晨出去散步，都是到村北邊的田地小路上，因為那裡安靜，有少量本村田地，大部分是北村寨子的，認識人少，便于創作構思。他平易近人，不擺架子，逢人說話。他知道自己回鄉的主要任務是創作，把長篇小說《大刀記》寫好，而又不能久拖下去，必須抓緊時間，盡快完成，精力太分散了，影響構思和創作效果，是以他轉村北，少見人，保構思。
他寫作的大部時間在夜間，因為夜深人靜，少有幹擾。他常常身邊備些花生米、餅幹、幹饅頭，身邊放個暖水瓶，寫到三更餓了往嘴裡放幾粒花生，吃幾塊餅幹，用開水泡點幹饅頭，以緩解饑餓。
那些年，天氣變幻無常，冬天冷的大地開裂，連院中盛水的甕都凍成厚冰。他的小屋就更寒冷了，他腳踏厚棉鞋，上身穿着妻子劉寶蓮做的棉衣，還時而後背上再搭上一床厚棉被，以保持身上的熱量少散發。
夏天，屋内悶熱，空氣流動差，蚊子飛來咬去，他邊寫邊與蚊子戰鬥，常常臉腿被咬，邊抓邊寫，邊打邊寫。
他有時遇到複雜的構思情節，就停下筆，坐在椅子上，頭靠後牆靜思，也有時時間長了進入睡眠狀态。他的頭與後牆長時間摩擦，竟出現了一個黑黑的、亮亮的圓球痕迹，故鄉人說澄清頭磨出一個亮月亮、小太陽。
他在故鄉創作的那幾年，說是回到老家安靜，其實也沒安靜多少。晚上寫到半夜三更，第二天想睡一下，結果又來了不少客人，有上司來看望的，有同僚來慰問的，有學者學習請教的，有來求幫助指導的。他有求必應，從不冷落怠慢任何人。這樣，白天幾乎都是與客人會面、談話、交流，根本沒時間寫作。是以文學界都說，當時的郭臯村一下成了文學聖地，全國熱血青年蜂擁而至。他們有的騎着自行車，有的徒步行走，因那時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計程車。他們來到村後，有的求相見交談交流，有的想把帶來的作品叫郭澄清看一下，獲得指點，更有的對郭澄清的短篇作品長期崇拜，願意拜郭澄清為老師，來人不同，各有所求。有的村民形容說，澄清在寫《大刀記》的那幾年，家裡屋外天天就像修房忙喜事似的，客來友去，熱鬧非凡。
他的妻子劉寶蓮，簡直成了招待員、接送員、傳令兵，一天到晚不住腳，迎來送往，沏茶倒水，忙個不停。村中鄰居們都說：“劉寶蓮這是過的什麼日子，像沙家濱中的阿慶嫂，成天忙來跑去的，沒個站腳的時侯。”
郭澄清有時寫到半夜三更，需到院子裡吸口新鮮空氣，伸伸腿腳，活動一下。劉寶蓮趕緊起床，以為他餓了，要給他做點吃的，澄清說：“夜間你不用管我了，有饅頭、餅幹、花生，有壸開水就行了，你一天到晚也夠累的，你跟我夠辛苦的啦”。劉寶蓮知道自己丈夫的心境和不易，他從來也沒說過洩勁兒的話，隻能推着小車往前走。
重病後仍在工作的郭澄清
郭澄清是帶着病疾搞《大刀記》創作的。據村醫回憶，當時郭澄清回村時，身上就有明顯的三種病：陳舊性心梗、慢性肺病、陣發性闌尾炎。按當時的情況，他不應承擔寫《大刀記》這樣重的任務，可他有一種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願意用自己的筆，來反映梁永生從被壓迫中走出來，進行反抗，投身革命，組建大刀隊，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鬥争和積極參加抗日戰争，直至投奔延安，走向勝利的整個過程。
他這種構思早己形成，決心己定，不然他怎麼能放下工作，離開省城，直接和省委書記請長假回老家搞創作呢。
郭澄清寫《大刀記》的三年，生活十分艱苦，工資多年沒調，家中人口又多，除了四個孩子需扶養上學外，還有父親、兩個老叔叔和一個嬸子，他們都己七八十歲，也多病在身，吃藥打針是常事，更需要生活保障。那時農村大集體的配置設定制度是人七勞三，老人們不能下地幹活，掙不來工分，隻能分固定的糧食、柴禾，年終分紅沒有，更談不上積累，隻能年年分糧年年光。
他常常對身邊的郭書廷、郭德水說：“我是瘸老病瞎，十口之家呀”。可見他的難處、苦處是什麼樣子，真是心境難述，苦言難表。
他把盡有的工資用來支付一大家人的吃穿用，還要保障幾位老人的吃穿用、疾病醫治和兒子上學，還時常擠出錢來給村中的烈軍屬買藥，買營養品，還要買煙、買茶用來招待客人。是以，他和劉寶蓮一年到頭很少添件衣服鞋襪，隻能翻來覆去的輪換穿。在他身上，春夏不分、秋冬混穿的事是常有的。
郭澄清、劉寶蓮夫婦
他和劉寶蓮的日常穿戴，和普通村民的穿戴幾乎沒有什麼兩樣。一九七六年，他病後在德州住院，郭向傑帶大女兒到醫院看望他，并在醫院門口與他合影留念。他和寶蓮粗布鞋、粗布褲，上衣也是自家做的。這張照片郭向傑儲存了四十多年，常常望照聯想，叫孩子們好好向這個純樸的家鄉大爺學習，任何時候都要保持艱苦樸素的優良本色。
在郭澄清身上，談不上什麼享受，他的全部精力，整個身心，都用在了創作寫作與為人上，他絲毫沒有自己，他除了對老人的孝敬關照外，對自己的妻子、孩子也根本顧不上。孩子們都是散養的，自我成長的。但他永遠是長輩的孝道孩子，厚道的為人處事，正道的當官為民，從事他終生的創作生涯。
據他們孩子們說，他在老家寫作的那幾年，家幾乎沒有個家樣，我們在外回到家，想跟父母坐下來說個話，啦啦家常都沒有機會，隻有過年初一吃頓餃子，算是了事，那種合合美美，團團圓圓的家庭生活，說說笑笑的美滿氛圍，隻是一種願望和想念，等到《大刀記》出版後，爸爸又成了殘障人士，又帶他到處看病治病。
郭澄清的四叔去世後，村民在給老人換衣服時，從他的舊衣裡發現有一百多塊錢，村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郭澄清和劉寶蓮幾年中給老人的零花錢，他們總怕老人缺着，斷不了給個三元五塊的，老人舍不得花，知道侄子侄媳生活節儉，是以留攢到一百多元。那個年代一百多元可不是個小數字，那是郭澄清劉寶蓮兩人合起來全月工資的總額啊。
在那個年代，人們的收入每天隻能用分和角計算。老村支書郭金忠交給我一個筆記本，上面記錄着他當年當支部書記時的工作記錄，其中有一頁是一九七九年年終給村幹部、生産隊長和專職人員的年終獎金配置設定情況。大隊幹部、生産隊長年終全年獎三十元，副隊長、會計、保管全年二十元，其它專職人員五元，電工郭萬成三十元。郭澄清和劉寶蓮幾年中給四叔一百多元零花錢，他是多麼的孝道啊。
老烈屬家是他常去的地方，老榮民是他最關心的人員，誰家孩子老人有病他都牽挂在心，安排診治。他還把乳名叫狗兒、生活不能自理的郭德林送進養老院，使其老有所養。
他在老家三年創作，年年關注村裡的生産和村民生活，給村幹提建議合并散塊地，幫村裡安電，買電視、拖拉機、化肥農藥，幫助研究打深井、植樹造林，并率先把自家的院落綠化了排排小樹林。
他還關心學校建設、副業生産、兩灣養殖。老支書郭金忠在回憶中寫到：全村一千五百多畝地，塊塊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郭澄清在創作的征途上，堅韌不拔，力求完美，也确實獲得了豐碩成果。但他有一個緻命的弱點，就是太不關心自己的身體，春夏秋冬，生活太沒有規律了，以緻于嚴重透支了自己的身體，最後導緻半半身不遂，更增加了生命後十三年的痛苦。
郭治明是他的鄰居，也是他多年的保健醫生。據他回憶，有一次郭澄清感冒發燒，體溫到了三十九度，在給他打針時，他一邊欠着屁股，一邊還在稿紙上寫作，感動得治明流下了眼淚。
他喜歡抽煙，一顆接着一顆地抽，幾乎根根相連，中間無斷。這已成了他多年的習慣，也是為了創作提神。他愛喝濃茶，也是為了興奮精神。
妻子劉寶蓮小他六歲，是他的學生，而先于他去世一年，死于肺癌，終年才五十四歲，究其原因，不能不說與他們長期吸煙或反複吸二手煙無關，當然這是後話。
郭澄清長期夜間寫作，睡眠時間不足，白天與來人說話，耗費精力，精神始終處于緊張狀态，不休閑，不放松，是以文學界稱郭澄清是保爾作家，父老鄉親說他是累死的，不是沒有道理。文學界都說郭澄清不是在創作，而是在拼命。
他還有很多的煩心事，幾個老人在跟前，老了事事又多，也叫他挂心。幾個兒子都大了，又有工作，成家的大事需求，村幹、鄰裡、村民、身邊的從業人員，都有這樣那樣的事情找他，求他幫忙處理，有的也想借他的大名得盼望，沾個光，各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小主意。
那些文學愛好者、各級上司、學生、親友、同僚，都來關心探望，他又是個愛面子的人，不見不好，見又耽誤寫作，左右兩難。浩然創作《豔陽天》時，是躲在甯靜的北京八大處作家創作基地，而郭澄清回到了生養地老家，回來了又走不了，換不了，變不了。
社會各界都知道他回老家寫《大刀記》了，盼望着的，等着的，盯着的，使他有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天上衆星望月亮。
文學界說他長篇不如短篇，長篇的前部好于後邊，不無道理。他是在巨大的壓力下寫書，在黑白亂境中創作，在心中裝滿雜事的情況下去完成他的初心大作，沒法靜心，隻有亂心，舊事沒處理完，新事又來了一大堆。
他把面子看得非常重，村民和鄰裡提出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得有個回複，有個交待，人哪有那麼多精力呀。
他的父親郭芝堂又有個老脾氣，也時而對他指手畫腳，更甚至訓兩句，發号施令。郭澄清又是個孝子，又不得不聽老子的話，有時頭都大了。
他和妻子劉寶蓮有時也吵嘴，有不同意見和見解，别人都知道鬧别扭了，可不知道為什麼。他兩人從不說，也不能說，更沒法說。村事、鄉事、家務事，事事不大，但都是難事，煩心事。
對于回到家鄉寫《大刀記》，是好是壞，利還是不利，隻有劉寶蓮知道，隻有郭澄清自己明白。
知情的村民說，郭澄清回來寫書，困難真比辦法多，壓力更比順利大，他自己心中最有數。
我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五年兩次從部隊回家探親，兩次到他家，兩次見到郭澄清，印象中他是在亂境中寫書，整個家院就象天天忙事，如婚喪嫁娶，這環境怎麼能寫書呢，怎麼能靜心構思呢，心靜思路廣，亂境難出章，這是我當時的感觸。
他的身體狀況也差了，長期熬夜，吃飯不規律，哪能受得了，書寫完了，人也累倒了，象長跑運動員，到終點了，人也站立不住了，一個道理，同樣情況。
後來， 我給郭澄清上過三次墳，我總覺得他委托我說話，叫我寫東西，說他在天堂很好，不那麼累了，也不那麼難了，郭臯站站，齊魯看看，全國轉轉。
他的家族大都是長壽的，父親和叔叔都活到八九十歲，而他隻活到六十歲，比長輩們少活二三十年。生活條件好了，反而早亡。
郭澄清創作的《大刀記》一九七五年出版後，先後被拍成電影、電視連續劇，加工成連環畫、評書等，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與稱贊。實作了他的初心願望。
縣委縣政府根據群衆的要求與願望，在甯津文化藝術中心專門設郭澄清大刀記紀念展室，供人們懷念敬仰。他的人格品德，他的精神境界，同他的作品一樣，将永遠留在世間，留在人們的心中，留在他的故鄉郭臯村，成為鼓舞青年人，引領教育後輩人的生動教材與精神動力。
（本文于2017年11月24日完稿，2021年2月3日立春夜修定）
作者簡介：王有金，德州銀行退休幹部。1969年參軍。原籍山東甯津縣時集鎮郭臯村，與《大刀記》作者郭澄清為同村人。
壹點号玉河微瀾
找記者、求報道、求幫助，各大應用市場下載下傳“齊魯壹點”APP或搜尋微信小程式“壹點情報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體記者線上等你來報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