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冠》看英王室影視劇虛構的“真實”

網飛（Netflix）出品的《王冠》（The Crown）第四季落下帷幕，第五季也将于今年7月開拍，最終季第六季将停留在2000年左右。第四季承接了前三季的風格，不僅演員表演可圈可點，而且情節緊湊、制作精良，在選角、服裝、布景、攝影等方面也煞費苦心，甚至還花重金打造了用于拍攝的白金漢宮，以達到叙事空間上的仿真效果。其累計制作經費已高達2.6億美元，堪稱史上最貴的電視劇之一，在國内外幾個著名影評網站上的評分都高達8.5或9分以上，并接連斬獲第78屆美國電視金球獎最佳劇集、第26屆電視類評論家選擇獎最佳劇集和第73屆美國編劇工會獎最佳電視劇劇本，被很多媒體認為是“《王冠》系列劇迄今為止最好的一季”。此外，在國内外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哈裡王子和夫人梅根的專訪節目也讓該劇頻頻上熱搜，網友紛紛感歎又多看了一集《王冠》。

　　一部基于曆史事件的虛構作品

　　長期以來，真真假假的王室八卦不斷挑撥着群眾對于英國王室的獵奇心理，是以一部刻畫當代英國王室的系列電視劇自然大受歡迎。據美國第三方資料公司Parrot Analytics的報告，《王冠》第四季在上映後的一周内，全球估計有2900萬人觀看了該劇，比第三季同期高出85%，觀衆總人數比查爾斯和戴安娜的世紀婚禮還多。一些媒體認為戴安娜王妃是導緻第四季收視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也有網友認為，由于大部分原型人物都還在世，本劇可以說從開播起就自帶話題。哈裡王子認為《王冠》雖是虛構作品，并非史實的準确反映，但大體保持了曆史概貌，拍出了王室成員必須把責任與義務置于家庭之上的風範。

　　《王冠》第四季的時間跨度為1979年至1990年，講述了這11年間王室的動蕩與政治的分裂，中間穿插了蒙巴頓勳爵遇刺、查爾斯與戴安娜的世紀婚禮、撒切爾夫人上台後的改革、福克蘭群島（即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威廉王子與哈裡王子出生等重要曆史事件。這些事件的影像再現成為本季的主要看點，但同時也成為叙事的難點。得益于各路媒體長年累月的報道，大部分觀衆對于這段曆史都已耳熟能詳，是以如何在電視的虛拟情景中再現英國王室20世紀80年代的多事之秋，并刻畫和揭示出主要人物的心路曆程成為一大挑戰。

　　作為曆史劇的《王冠》雖然“征用”了真實的王室成員姓名與事件，融入了曆史影像鏡頭，保持了曆史的總體輪廓，但就其本質而言，仍是一部基于曆史事件的虛構作品。《王冠》系列編劇是極其擅長曆史人物傳記片的彼得·摩根（Peter Morgan），他早在2006年的電影《女王》（The Queen）中就已嶄露頭角，該片于當年獲得五項奧斯卡提名，女主角海倫·米勒更是問鼎影後；之後，他又在2013年執導了該電影的舞台劇《觀衆》（The Audience）。可以說，《王冠》是從《女王》與《觀衆》發展而來的。摩根稱這部劇是對真實事件的虛構化描述和戲劇化闡釋，雜糅了曆史真實與文學虛構。這或許也正是觀衆更願意觀看電視劇而非曆史影像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言，通過重構事實，可以凸顯被視為其深層意義的那部分内容，而通過某種創造性僞造，虛構作品可能忠實于現實，如可用道德真實來左右經驗真實（特裡·伊格爾頓：《文學事件》，陰志科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33頁）。比如，第四季并沒有将重心放在重制查爾斯與戴安娜的世紀婚禮上，而是着重描繪了婚禮前查爾斯的背叛、戴安娜的心酸與王室的盤算。摩根在訪談中提到，為了迎合大衆情緒會編造一些故事，對史實也會有選擇性地增删，如第四季的叙事更傾向于把戴安娜刻畫為婚姻中的“受害者”，因為這樣的情節預設符合大部分公衆的心理認知，也更能激發其内心共鳴。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冠》高收視率和諸多獎項的背後是數以萬計群眾的選擇。

　　伊麗莎白式：君主職責與個人情感

　　電影《女王》的片頭引用了莎士比亞曆史劇《亨利四世》（Henry IV）中的名句：“頭戴王冠，寝食難安。”（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深谙宮廷生活的培根在《論君主》一文中也認為，君主雖受萬人景仰，但往往疲憊而不得休憩。絕對君主制下的君主尚且如此，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則更甚，因為已無實權的他們，一言一行都關系着君主制的存亡，這也是《王冠》系列劇尤其是第四季着力刻畫的主旨，即女王在君主職責和個人情感、政府問題與個人傾向之間的沖突與沖突。在《王冠》第一季中，喬治六世剛剛去世，瑪麗王太後就讓伊麗莎白放下悲傷，承擔起女王的責任，確定“王權必勝”（The Crown Must Win）。

　　在英國傳記作家簡·唐恩（Jane Dunn）看來，英國有伊麗莎白式和瑪麗式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傳統，分别來自伊麗莎白一世和瑪麗女王。前者殺伐決斷，絕無婦人之仁；後者則感情至上，可将一切置之度外。如她所言，撒切爾夫人可視作典型的伊麗莎白式女性，她乾綱獨斷，擅長點燃“公衆關注的氧氣”，把福克蘭群島之戰視為自己的無敵艦隊之戰；戴安娜王妃則更像是瑪麗式女性，可以為了感情毀掉自己的一切。

　　《國王的演講》（The King’s Speech，2010）王室顧問雨果·維克斯（Hugo Vickers）認為：“改編曆史細節以保證戲劇故事的精髓是必要的。”（轉引自石同雲、宋雲峰《英國電影與國家形象》，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版，第227頁）在《王冠》第四季中，我們看到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顯然更“鐵”。比如，她第一次觐見女王就坦言女性不宜擔任高位，因為她們過于情緒化，言下之意，女王等王室成員也包括在内。她無法了解王室有何可取之處，計劃來一場自上而下、徹徹底底的改革，讓英國走出低谷；她認為女王一直盡力維系的英聯邦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之舉；她也不同意對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進行經濟制裁。女王與她意見相左，差一點就引發嚴重的憲政危機。而這些沖突都是為了情節需要而設計的，已為多位王室曆史學家所否認。根據史料，在斯賓塞家族莊園的攝影派對上，戴安娜與查爾斯初次見面，穿的也是老式狩獵裝，并未像劇中那樣扮成《仲夏夜之夢》中的一棵“瘋樹”。然而這樣的細節改編，既暗示了戴安娜在将來王室生活中的“邊緣地位”，也借助莎劇情節預示了他們未來婚姻中錯綜複雜的多角關系。

　　英國王室至今仍享有巨大聲望，與伊麗莎白二世幾十年來的零醜聞息息相關。對女王而言，在君主的責任面前，一切都可犧牲。是以身為王儲的查爾斯即便心有所屬，女王也會讓他遵循王室“先結婚再戀愛”的傳統。是以，查爾斯和戴安娜成為履行王室責任的犧牲品，他們之間的婚姻不是“王子與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話故事，而是為保障君主制的政治聯姻，以延續王室血脈，提升王室威望。出于君主的責任，查爾斯也不能主動離婚，因為未來君主的婚姻不能失敗，婚姻的穩固反映着王權的穩固。

　　盡管如此，女王畢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有其溫情的一面。比如她對孫兒孫女情不自禁流露出的疼愛和慈祥，又比如最近菲利普親王去世，有記者隐約看到了她臉上的淚痕。但電視劇為了塑造王室的責任感，刻意強化了女王無情的一面。劇中，為了維持基因百分之百的純正，王室将家族中有基因缺陷的五個近親都關進了研究所。為了掩蓋這一事實，他們在王室家譜上宣布她們分别于1940年和1961年死亡。為了維護君主制，她們必須被犧牲。

　　莎劇《麥克白》（Macbeth）中的馬爾康王子認為君主的美德之一就是節制情感。是以，在《王冠》第四季中，即使是面對自己的子女，女王也不偏不倚，不會對哪一位子女表現出偏愛。菲利普親王可以宣稱自己最愛女兒安妮公主，女王卻隻能說自己沒有最愛的子女，而現實生活中，衆所周知她私下最寵安德魯王子。随着情節的發展，《王冠》中的女王逐漸超越個人，成為一個長期運作的“無情系統”。

　　影視劇中的英國王室

　　英國君主制曆史悠久，延續至今，為英國遺産電影（Heritage Film）和曆史劇提供了豐富創作素材。曆史學家大衛·錢尼（David Chaney）認為，英國王室已然成為“一種叙事資源，幾乎自成一種體裁”。（轉引自石同雲、宋雲峰《英國電影與國家形象》，第199頁）遺産電影這一專門類型就包括專門描寫君主題材的影片，有很多揚名國際影壇的君主傳記片，而且大都有關英國曆史上的著名君主，如描寫亨利八世私生活的《亨利八世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1933）和《亨利八世和他的六位妻子》（Henry VIII and His Six Wives，1972）；描寫伊麗莎白一世的《伊麗莎白》（Elizabeth）和《伊麗莎白：黃金年代》（Elizabeth: The Golden Age，2007）；描寫維多利亞女王的姐妹影片《偉大的維多利亞》（Victoria the Great, 1937）、《榮耀六十載》（Sixty Glorious Years, 1938）、《布朗夫人》（Mrs Brown，1997）和《維多利亞與阿蔔杜勒》（More about Victoria & Abdul，2017）；描寫亨利六世戰勝口吃的《國王的演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上映的《女王》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刻畫伊麗莎白二世的電影。影片聚焦于戴安娜死後女王與首相布萊爾及英國群眾之間的博弈，這部電影的情節也可以讓我們管窺《王冠》第五季的内容。

　　2017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的電影《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則大開腦洞，描寫了女王駕崩、查爾斯王子繼位、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謀反奪位的故事，這樣的叙事呈現滿足了很多英國觀衆的心理期待。電影學者詹姆斯·查普曼（James Chapman）認為，20世紀90年代大量出現的君主傳記片，與當時王室的大量醜聞（尤其是查爾斯王子與戴安娜王妃互揭對方不忠）造成的支援度大幅下降有關，因為戴安娜王妃死後所引發的危機差一點就颠覆了君主制。事實上，每當公衆對英國君主制出現質疑或王室發生醜聞或危機之時，就有描繪英國王室的電影應運而生。

　　由于《王冠》面對的是全球觀衆，是以，如果想讓大部分觀衆都能夠接納這部電視劇，就需要對其中的史實進行處理，弱化其中的一些政治因素，以王室成員之間的家庭危機來主導整個叙事，隻在其中穿插各類重要曆史事件。是以有評論者認為《王冠》其實就是一部家庭倫理劇，它将高高在上的女王還原為有血有肉的凡人，有着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以此改變女王給普通群眾帶來的疏離感，搭建起可以産生情感認同的平台。

　　除此以外，《王冠》還着力刻畫了女王在周遭環境變化中的成長，是以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女王的成長劇。自第一季以來，英國乃至世界的重要曆史事件都濃縮到了女王的精神成長之中，并通過她的心路曆程得以一一具體呈現，這正是好萊塢講述史詩最擅長的心理曆史叙事模式（psycho-historical narrative）。按王炎教授的解釋，在這種模式下，“無論多大的曆史，都可以在個人的心路曆程中得以呈現，從家庭的角度中呈現，無論多大的題材，都可以聚焦在個人的内心經驗之中”（戴錦華、王炎：《返歸未來：銀幕上的曆史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31頁）。可以說，《王冠》是在英國王室叙事外殼之下的又一經典好萊塢式電視劇，它既維系了英國群眾對于英國王室的心理預期，也滿足了全球市場對于王室生活的觀賞期待，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藝術與市場之間的平衡。

　　（作者機關：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鐘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