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拒絕利用自己的女性标簽，也拒絕和其他人比照。她說，沉默是一種很美的東西。
|作者：崔隽
當地時間27日，德國聯邦選舉計票機構公布聯邦議院選舉最終結果，社民黨以25.7%的得票率赢得聯邦議院選舉，基民盟/基社盟以有史以來的最低得票率24.1%位居第二。
随着選舉結果出爐，各黨派進入組閣談判階段，新總理人選呼之欲出，掌舵了這個國家16年的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也即将迎來卸任的日子。
講述默克爾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像一座沉靜的雕塑，很少談論自己，很少剖析内心。人們經常看到的是審慎、冷靜、克制、理性至上，這些是她執掌德國16年裡所呈現的特質。但塑造和雕琢她的又是那麼複雜的過程：東德的生活經驗、實體學家的邏輯訓練、牧師女兒的共情柔韌、德意志民族的保守血液……最終共冶一爐，自成一格。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之間，默克爾劃了一條明晰的界線。從她在上世紀90年代初入政壇起，人們就感到好奇和困惑：真實的默克爾到底是什麼樣子？如今，30多年過去了，告别的時刻即将來臨，關注過默克爾的不少學者、記者、普通人産生了某種相似的感受：政治家總是有多張面孔，但默克爾所展現的這一面，也許是一種忠于做自己的結果，也許比想象中更真實。
“沉默，對我來說是很美的東西”
“merkeln”，是德國人為默克爾發明的一個動詞，意思是，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什麼态度也不發表，以此來概括默克爾的政治風格和為人性情。在中國，有人将此譯作“默言默行”。
“默言默行”傳遞出一種穩定的信号，這是二戰結束以來許多德國人一直渴望的東西。她的金棕色短發沒怎麼變過。她的衣着總是彩色正裝配黑色西褲。她的雙手五指常常相對，在身前擺出一個“默克爾菱形”。她經常獨自一人在柏林的超市購物，每個假期也都會去意大利南蒂羅爾同一個地方遠足。
她崇尚沉默的美德：“沉默，對我來說是很美的東西。”“在我們的社會，大家太不願意保持沉默。”默克爾曾在電視節目中這樣說：“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太過喧嘩了。”
漸漸地，群眾與總理形成了一種默契，施政可以少說話。2006年，時任社民黨主席普拉策克曾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告訴默克爾，德國群眾并不喜歡聽取對于政策的過多論證，從此她很少談論類似的細節，也不輕易做出承諾。2013年，她和當時的主要競争對手、德國前财長施泰因布呂克進行電視辯論時，隻用一句話告訴選民為什麼選她：“你們了解我。”簡潔得不能更簡潔。
連生氣也是沉默的。總理府的人清楚，當默克爾安靜下來，就危險了。若她越來越安靜，就意味着她快要爆炸，而表達怒氣的方式是冷淡。一次會議中，默克爾對一些數字和事實不甚了解，于是詢問一名官員，官員不着邊際的回答讓默克爾很不滿意。“真是一番了不起的評論。”默克爾發出了嘲笑。會議結束後，她冷靜地“安撫”一臉死灰的對方：“你回答得沒錯，隻是對我毫無幫助。”
·默克爾經常獨自一人在柏林的超市購物。
公開演講和抒情是默克爾的弱項，她發表講話時氣氛總是沉悶的。她警惕那些滔滔不絕的天才演說家。當還是美國參議員的奧巴馬通路柏林并熱情洋溢地發表演講時，她告訴幕僚：“我想看看他能否付諸行動。”
她當然不是機器人。她喜歡瓦格納，會和丈夫紹爾進入熄燈的歌劇廳悄悄坐下，欣賞悲怆的旋律。她是德國足球隊更衣室的常客，在看台上她可以高舉雙臂激動大吼。她對幽默的要求很高，是冷幽默高手，也曾因為戳到笑點的小事而開懷大笑……但類似的細節不會出現在當時的報道裡，她的規矩是不公開、不記錄，向大衆保持緘默。
在個人世界裡，遇到重要轉折點，作出重大的決定，默克爾通常也是不聲不響。比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開放那一天。那一年默克爾35歲，是一位生活在東柏林的實體學家。她看到了新聞，但沒有立即跟随狂喜的人潮擁向柏林牆，而是平靜地去了三溫暖房，這是她每周四的慣例。洗完三溫暖，她步行前往離自己最近的檢查站，決定去西柏林看看。她随着人群随意遊蕩，在一戶人家喝了幾杯啤酒，然後就回家了，理由是第二天還要上班。
後來，很多人嘲笑了默克爾在那一晚的表現，批評她缺乏熱情。但默克爾式的熱情從不會如此表面。一個月後，這位年輕的東德女性直接走進了“民主覺醒”黨的辦公室，坐在那裡開始打字，不久就成為該黨的新聞發言人，開啟了她的第二人生。
從科學家到政治人，默克爾的表現如同換了一份普通的工作。至今沒有人知道她是如何反複考量、如何做出決定的。而這樣安靜、謹慎的思考和決策方式，是默克爾從小在東德學到的東西。《法蘭克福彙報》的記者卡爾·費爾德邁耶曾說：“民主德國（東德）以一種強大的方式塑造了默克爾，這是在聯邦德國（西德）長大的任何人都無法想象的。”
·基民盟競選海報上的“默克爾菱形”。
穿牛仔褲的東德女孩
默克爾的父親霍斯特·卡斯讷是一名基督教牧師，1954年，在默克爾出生的幾周後，他遵從漢堡大主教的安排，帶着家人搬到了缺少牧師的柏林北部勃蘭登堡州的滕普林小城。默克爾就在那裡長大。
“我有一個美好的童年。”默克爾曾經解釋過一點，“西方常常忽視的是，民主德國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
這個結論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得出了，她的頭腦裡裝着一把标尺，用來觀察和比較。“每年表姊妹和姨媽來到東德時，我總是利用這種機會比較西部的孩子是否比東部的孩子更幸福。他們有的東西可能我沒有，但我們有大片的森林和湖泊。我經常對自己說：你不是也挺好的嗎。”默克爾曾在采訪中說。
十年級的時候，默克爾開始了“背包客”體驗。她和朋友搭乘中歐路線的火車，去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布達佩斯、索非亞等地旅行。成年後，她搭車去過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旅行中她仍在用那把标尺與她所見的人進行比較，進而完成一種确認。她說：“我不斷測試，看看能不能在智識上與他們一緻。如果我達到和他們一樣的水準，那麼就算無法去地中海，也不會那麼難受了。”
先天的謹慎性格和後天的環境因素讓她養成了小心決策的習慣，在想明白一件事之前，她不會透露具體怎麼做。這就像中學上遊泳課，她在跳水闆前站了一節課，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什麼。直到下課前最後一刻，她才果斷沉穩地跳了下去。也正像柏林牆開放那一天，按照她的思考習慣，也許她意識到了政治将是新德國最具活力的領域。她可能猶豫了一下，直接用行動抓住了曆史性的那一天。
在東德，默克爾從小到大的成績都是優異的。中學時她是學校青年數學俱樂部成員，在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和俄語奧林匹克競賽都拿過獎。她是以滿分成績考入萊比錫大學實體系的。
·學生時期的默克爾（左）。
但默克爾不是書呆子。她是活潑的、合群的，經常穿着牛仔褲參加聚會，在組織迪斯科舞會時負責在吧台調酒。大學期間，她認識了第一任丈夫烏爾裡希·默克爾，後經曆了一段4年的婚姻。
畢業時，她進入了科學院實體化學中心，成為一名研究量子化學的“小小的學者”。在那裡，她認識了阿希姆·紹爾博士，也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進入上世紀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波蘭危機也已爆發，未知的劇變正在醞釀。在科學院，默克爾對東德的批評觀點已經漸漸明晰起來，但在生活中她從未給人留下鬥士的印象。她後來說：“我采取了較為聰明的行動，決定不過分越軌，包括在某些人看來完全可以反抗或必須反抗的場合我保持了沉默。”
科學院的歲月對默克爾的政治生活有另一層深遠影響，科學家典型的工具理性在日後總是有迹可循。“她是最好的分析師。”一名德國進階官員接受《紐約客》采訪時說。在歐債危機時，她深入研究希臘複雜而低效的養老金制度，然後一條一條拿出來和當時的希臘總理亞曆克西斯·齊普拉斯讨論。一位曾目睹她與奧巴馬電話會議的幕僚形容說：“他們像是在進行一場碩士生研讨課。”默克爾内閣的部長們則對她強大的公文細節記憶能力感到畏懼。
按照當時默克爾的設想，她會在科學院工作到60歲，也就是2014年，領到終身俸時她會申請去美國加州度假。那時的她絕不會想到，60歲的自己不僅沒有退休，而是處在總理的第三任期，繼續站在了德意志的權力頂峰上。
·1989年11月9日，東德宣布開啟邊境 。将東西柏林分隔28年的柏林牆第一次被鑿開一條縫。
“科爾的小姑娘”在靜候時機
當年輕的東德女科學家進入政界，展開的是一個耐心等待時機和不斷尋找領地的故事。
初入政壇時，東德、女性、年輕、基督徒、科學家等鮮明的政治标簽，曾讓默克爾在短期内迅速突圍，但也讓她在往後更長期的躍升中遭受阻力。
真正嶄露頭角是在1990年。這一年，默克爾所在的“民主覺醒”黨與基民盟在東德地區的組織合并，默克爾随之成為基民盟黨員。1990年底，在兩德統一後的第一次大選中，默克爾成為聯邦議員。不久，她又被“兩德統一之父”赫爾穆特·科爾納入内閣。1991年，默克爾任基民盟副主席，同時任聯邦婦女和青年部部長，成為最年輕的聯邦部長。
·1992年，時任聯邦婦女和青年部部長的默克爾出席内閣會議。
在飛速躍升的同時，默克爾被稱作“科爾的小姑娘”，被視作全靠科爾提攜的“政治花瓶”。媒體也把矛頭對準了她。《法蘭克福彙報》評論她“一點沒有部長的舉止”。《斯圖加特日報》形容默克爾“有時候目光顯得疲倦，偏愛下擺寬大的裙子和土裡土氣的襯衫，不喜歡擦脂抹粉，這讓善于觀察人的男士很快得出‘灰耗子’的結論。”
就連科爾也有類似的言行。通路美國時，他常把默克爾當做兩德統一的“吉祥物”。這一切使默克爾既惱火又尴尬。
這個階段的默克爾甚至脆弱得哭了好幾次。1991年通路以色列時，在機場候機室，她因被忽視而差點流淚。還有一次是在内閣會議上，她因同僚的擠對而難堪落淚。放在今天的默克爾身上，這是難以想象的。
·1991年政壇新人默克爾和德國前總理科爾（右）。
很長一段時間，默克爾都在等待時機，同時在學習政治，學習掌握權力。
在部門内部，默克爾因其高效吸收資訊而受到尊重，并因直率的性格獲得了“蛇安吉”(Angie the Snake) 的綽号。她關注堕胎、平等法、幼稚園教育、失業率等問題。她是精力旺盛的工作狂，搞清一個問題，立馬轉入下個議題。
1994年，當默克爾調任環境部部長時，她迅速解雇了一位自命不凡的進階公務員，以示雷厲風行。1996年，在一項核廢料法談判期間，距離成為總理還有兩年時間的格哈德·施羅德稱她的表現“令人遺憾”。而默克爾在接受采訪時罕見地尖銳回應：“我會把他逼到死角，就像他對待我一樣。我還需要時間，但總有一天會到來的，我已經很期待了。”
·1994年，已經擔任環境部部長的默克爾。
什麼時候該迎浪而上，什麼時候該調轉方向，在西德制定的民主遊戲裡，曾經的東德女孩慢慢成為沖浪者。她告訴自己：“我必須強硬起來，否則一事無成。”
1999年，基民盟黨主席科爾和他的繼任者沃爾夫岡·朔伊布勒陷入“黑金案”。時任基民盟秘書長的默克爾看到了機會。她在《法蘭克福彙報》上發表評論，果斷呼籲基民盟與科爾決裂。
次年，默克爾踩着科爾的政治遺産邁向黨主席的位置。後來科爾告訴朋友，支援年輕的默克爾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我帶來了我的殺手”。
2005年，默克爾成為基民盟的總理候選人，擋在她前面的是時任總理施羅德。選舉之夜，施羅德提前宣布自己是赢家：“當默克爾說她想成為總理時，你真的相信我的政黨會接受她嗎？别再做夢了。”默克爾似乎被逗笑了，她隻冷淡地說了一句：“簡單來講，你今天沒有赢。”
·2005年11月22日，德國柏林，即将就任總理的默克爾在總理府的交接儀式上。
如她所預告的，她把施羅德逼到了死角，而自己轉身一躍，成為德國第一位女性聯邦總理。
在默克爾執政期間，全球範圍内與她同過台的女性政治家不少。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全球化智庫特邀研究員王一鳴對這些女性政治人物做過比較。
“默克爾最大的特點是拒絕利用自己的女性标簽。”王一鳴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一些女性政治人物會突出自己的女性特質，演講中總在說如何打破女性天花闆，将女性标簽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但默克爾自始至終沒有興趣。”
除此之外，默克爾拒絕對照，尤其不願人們拿她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相比。她評價撒切爾夫人的政策“很棒”，但當有人提出，撒切爾夫人是否是默克爾的榜樣時，默克爾回答∶“不，我在狹義上說不需要政治榜樣。我走我自己的路，我就是我自己。”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不同。絕大部分女性政治人物習慣有一個比照的對象，可能來自父親、丈夫或者女性前輩。特蕾莎·梅要不斷回望撒切爾夫人挽救帝國經濟的往事，樸槿惠永遠不會忘記射向父親的子彈……這種或明或暗、或有或無的模仿與比照給她們帶來很大束縛。而在默克爾看來，不需要站在另一個人的陰影下，也能顯出自己的樣貌。”王一鳴說。
執政生涯的一個拐點
作為總理，默克爾的職業生涯是由一連串危機構成的。其中在難民危機中的決策最能窺見默克爾内心理智與情感雜糅的一面。
2015年7月，在第三次希臘債務纾困談判剛剛結束的幾天後，默克爾在羅斯托克會晤當地中學生。14歲的巴勒斯坦女孩裡姆·薩維爾表示，她很害怕，如果家人的庇護申請被駁回，她就會被遣返黎巴嫩難民營，她用德語對默克爾說:“我就不知道自己的将來會怎麼樣。我想上大學，我真的想實作這個目标。”
默克爾的回答是一貫的冷靜：“我們不能幹脆地說，你們都可以來，非洲的所有人也可以來，我們應付不了這麼多人。”人們一度以為這是一個正面拒絕。
但是到了9月，默克爾突然宣布基于人道考量與聯邦基本法的精神，德國願意收容滞留在匈牙利的難民，且人數無上限。這是一項注定引發無盡争議的政策，但默克爾非常堅決地向國民提出要求：“我們可以做到。”
2021年9月，在接受采訪時，默克爾再次提到了難民政策。她說，并不是要全盤接受難民，但是在2015年，難民已經在門口了，如果那時說，你們回到地中海對面去，這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
這與她從小在牧師家庭接受的教育有關。父親曾教導她說，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門前，你讓他進來并給予幫助，而當他進來後就不要沖他扮鬼臉。
除此之外，默克爾一直勇于承認德國在面對異族的生存請求時所犯下的不可推卸的罪行，她多次強調永不排外，甚至将捍衛以色列的本土安全視為德國的國家義務。基于曆史原因，默克爾也無法拒絕。
然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最終讓德國執政聯盟分歧重重，直接導緻了極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的崛起，對政壇造成了結構性沖擊。
這也是默克爾執政生涯的一個重要拐點，極大地消耗了她的政治資本，導緻她在2018年10月發表“雙退”宣言。
“我會帶着尊嚴離開”
2018年12月7日，默克爾在基民盟黨代會上發表告别演講，為落幕開啟了倒計時。她說：“我會帶着尊嚴離開，是時候翻開新一頁了。”
2019年，人們發現默克爾已經顯露出了老邁和疲态。在面對公衆和媒體時，她接連3次渾身發抖，無法控制。第一次是在與來訪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出席歡迎儀式時。總理府公布的原因是默克爾喝水不夠。第二次是參加德國司法部長卡特琳娜·巴利的辭職儀式時，總理府解釋說這是心理反應。第三次是在迎接芬蘭總理林内時，默克爾不斷重複“我能挺住”這句話，以鼓勵自己停止顫抖。盡管她本人稱身體很好，不用大家擔心，但這仍引起輿論的擔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當年12月的演講視訊中，默克爾提到死亡數字時含淚停頓，是少有的情緒外露：“我很抱歉，我發自内心地感到抱歉，但如果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每天590人死亡，那麼在我看來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們現在在聖誕節前夕有太多接觸，而最後卻成了我們和祖父母度過的最後一個聖誕節，那麼我們一定做錯了什麼，不應該讓這種事情發生。”
疫情期間，默克爾的支援率曾一度飙升到82%。憑着科學家的理性，她判斷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在德國，抗疫的很多政令在憲法上不屬于聯邦政府管轄範圍，比如關閉學校、居家隔離。但默克爾态度堅決：“我們需要聯邦各州采取行動。”
在今年1月的公開演講裡，她反思了疫情暴露的應對遲緩、數字化滞後等問題。4月，内閣通過修法草案，意味着德國将增加更為嚴厲的防疫限制措施，消除各地防疫規定中存在的模糊性。随着疫苗接種人數的不斷增加，默克爾表示德國已經越來越接近“隧道盡頭的曙光”。
·2021年7月22日，默克爾參加總理生涯最後一次例行夏季記者會。
現在，許多人都在關心默克爾的退休計劃。她表示，想先休息一段時間，在重新赢得的空閑時間裡，她會思考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
過去16年裡，她幾乎沒時間做這一思考。默克爾說：“那時，我會嘗試閱讀一些東西，慢慢地眼睛會合上，因為累啦，那我就睡會兒，然後，再看看，我會在哪兒出現。”
2019年，默克爾在德國東北部濱海小城施特拉爾松德，與200多名群眾進行了長達90分鐘的對話。當問到50年後關于她的曆史書裡會寫些什麼時，默克爾的回答化用了德國前總理維利·勃蘭特的墓志銘：“我已盡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