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26日，德國總統施泰因在默克爾政府卸任儀式上，向已擔任德國總理16年之久的默克爾遞交了任期結束通知。
施泰因邁爾表示，根據德國憲法，默克爾的總理任期結束時間為2021年10月26日。由于新内閣尚未建立，默克爾将繼續上司看守政府，行使相關職責。同一天，德國新一屆聯邦議院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這也就意味着現任内閣政府正式成為看守政府，直至新一屆内閣組閣完成。
文｜覃裡雯（發自柏林）
今年，默克爾将正式結束她16年的總理任期，徹底告别政壇。回顧她後半段任期治下的德國，我首先想起的是2016年6月末的一個早晨。那天，我在柏林的陽光和鳥鳴聲中醒來，靠着床頭刷手機，看到了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玻璃般凝固的時間裡爆出四面八方的裂痕。在27年政治觀察的經曆裡，我不記得有過這樣恍如地震的時刻，多年的認知坐标全都開始晃動。直覺告訴我：一切奠定我這代人世界秩序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在裹挾一切，沒有人能再穩住航向，即便是“媽咪”也不能了。
“我們能搞定它”
“媽咪 Mutti”是德國人對安格拉·默克爾的昵稱，這個昵稱裡既有信任尊重，也帶着親切和打趣。在她16年任期的前半段，從信任度投票來看，大多數德國人非常認可她的工作。那些年裡，德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元危機的沖擊下依然站穩了腳跟，經濟逆勢增長，從“歐洲病人”變成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達到“二戰”後的最高财政盈餘，成為全球最受喜愛的國家，還拿了足球世界杯的冠軍（上次拿世界杯冠軍是24年前）。對很多普通德國人而言，那是一個樂觀的安心時代。
在個人公共形象上，默克爾也是個沉穩智慧的一國之母，她表現的女性領袖力量，獨此一家，成了無數年輕女孩的偶像：面對風雨不驚，十指尖穩穩相對，遇到再大的災難和困境，都會用量子化學博士的清晰邏輯給公衆解釋清楚，能讓各方政治力量坐到一起，最後柔和堅定地說：“Wirschaffen das.”（我們能搞定它。）2015年，有人甚至把她說的“Wirschaffen das”鏡頭剪輯拼接起來，做了一曲說唱樂。
2016年8月29日，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柏林出席新聞釋出會。
這些鏡頭取自2015年10月8日電視主持人安妮·威爾（Ann Will）就默克爾對難民的“開門政策”做的一場訪談，這年5月，在歐盟和國内黨派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默克爾宣布德國将率先接納北非和叙利亞難民，沒有限定人數上限，震驚了世界，也造就了她政治生涯裡最嚴重的一場危機。
一貫以低調、慎重和善于平衡著稱的默克爾，本來一直在拖延對難民問題表态，但2015年的春夏兩季，歐洲媒體鋪天蓋地的良心譴責，懇求她接納難民的巴勒斯坦小姑娘的眼淚，擊中了她這個來自前東德的基督徒的軟肋，觸及了她成長期的個人記憶。
每年，柏林都要紀念柏林牆的倒塌，紀念大批冷戰時期在逃亡西德路上喪命的東德難民。她反對特朗普在美墨邊界建立高牆，從理念邏輯和現實操作上來講，強硬地維護邊界也不可行。希臘邊防軍向難民船開槍，已經擊穿了歐盟賴以自豪的人道主義核心基石。面對數百萬無處可去的難民，難道能用槍支和鐵絲網把整個歐盟包裹起來，抵擋在外？
當歐盟各國政客在不斷增加的悲劇和壓力面前互相扯皮、拒絕任何許諾的時候，她決定不再借助平衡外交，而做出一個危機中的領袖決斷：讓德國率先做出接納難民的榜樣。這是她在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沖動和冒險，沒想到導緻了她上司的基民盟的政治自殺，進一步撕裂了德國和歐洲的政治場域。
2015年9月13日，一戶來自大馬士革的叙利亞難民家庭在抵達德國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後，被臨時安置在一處文化中心内。接收中東難民是默克爾在她的第三個總理任期内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在左翼大學營柏林，城市各處出現了“歡迎難民”的智語，自由派中産階級也謹慎地支援她的決定。“我們不能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卻嚷嚷着‘我們沒地方了’，聽任小孩子們淹死在難民船裡。”一個柏林的科技創業者在一次論壇茶歇時對我說。
然而，一邊是贊美詩，另一邊是尖銳刺耳的噪聲，後者由歐元危機以來不斷壯大的德國右翼群體和政黨演奏。對默克爾的咒罵乃至死亡威脅蔓延右翼網站和社交媒體，默克爾被稱為“該死的獨裁者”，從美國到紐西蘭，整個西方世界的右翼都加入了這場謾罵。而親右翼的特朗普公開評論她接納難民的政策是“一場令人悲哀的羞恥”。在柏林，我也第一次看見了右翼大遊行，除了光頭的中青年新納粹，也有滿頭白發的中産男人，胸前挂着紙牌，上面寫着“人民的害蟲——默克爾”。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在這些仇恨的遊行裡，也沒有人攻擊她的性别，用她的性别來貶低她。在歐洲，對女性的仇恨，即便在右翼群體的公開說辭中，也是需要被遮掩的。我沒有在德國的任何場合裡，聽到過“她到底是個女人，婦人之仁不能治國”這樣的話。作為一個多年被迫忍受厭女言論的人，我在這場旋渦的中心地帶，意外地感到僥幸和輕松。
2015年9月5日，途經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難民抵達德國慕尼黑火車站。圖為一名難民懷抱默克爾的照片。
但真正的交鋒，發生在保守主義陣營裡，雖然他們言辭克制。大多數歐盟國家拒絕分擔自己“應該分擔”的難民安置份額，而德國國内保守派官員跟她吵得不可開交，據說當時的巴伐利亞州長、後來的内政部長澤霍費爾在好幾次閉門會議裡跟默克爾捶起了桌子。2018年冬天，一個在黑森州負責移民事務的進階警官私下裡對我說：“非常諷刺的是，難民接待做得最高效有序的州，卻是巴伐利亞州。”他帶着一臉倦容歎了口氣，說：“我們的工作太多太複雜了，沒有人能應付得了，默克爾沒有好好想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這就是2016年6月英國脫歐派險勝的背景，而默克爾的冒險對此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雖然她在德國接納百萬難民之後，停止了“開門政策”，轉向與土耳其協商，支付數十億歐元，讓難民留在土耳其境内，但希望回返“自己自主”榮光時代的英國選民，本來已對歐盟心懷疑慮，看到大批難民湧入歐盟，更是心驚肉跳，趕緊選擇了“英國第一”，關上了對歐盟的大門。這年11月的美國，希望“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選民也選擇了一個許諾“美國第一”的總統，等待他豎起美墨之間的邊界牆。
“有尊嚴地工作，有尊嚴地離開”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日，我在裡斯本參加一個網際網路大會，同行的矽谷朋友一夜未眠，早上紅腫着眼睛出門，一把抱住我埋頭哭泣，無法接受現實。臉書和推特上一片痛苦的挽歌海洋。歐洲航天局的科學家馬克·麥考林（Mark Mccaughrean）也向我講述自己對英國脫歐的心碎痛楚——和不少絕望的英國人一樣，馬克後來退出英國國籍，加入了德國籍。
但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極端右翼恐怖分子威脅着所有支援默克爾的同僚，一位名叫瓦爾特·呂貝克（Walter Lübcke）的基民盟卡塞爾主席最終在2019年被右翼極端分子槍殺。在特朗普和歐洲各國右翼的号召下，針對亞裔非裔的仇恨襲擊都大幅增加了。我在德國和美國的朋友，都有很多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多年的友誼斷絕，家人反目，所有人憤怒不安，但沒人能說服對方。
2020年12月9日，德國聯邦議院就下一年度财政預算展開辯論。默克爾為政府2021年高額的财政預算和債務進行了辯護，并強調全球經濟力量正在發生改變。
2016到2019年末，是歐美“主流社會”的靈魂探索時期。從此前的主要政黨領袖，到生活安穩的中産階級，從自由派和左派知識分子到媒體意見領袖，從店鋪老闆到國際勞工，人們一面憤怒地争論，一面詢問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導緻了今日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媒體、知識分子、學者開始挖掘過去30年裡西方政治和社會、文化權力架構中被遮蔽的不公和暴力：華爾街巨鲨的肆意掠奪、社交媒體以算法驅動的極端化、政府對資本的縱容、黑人面臨的系統性暴力、社會再配置設定機制的失效、歐美合作機制的失效等議題。我和朋友們在家庭飯桌和咖啡館裡的讨論，幾乎每一次都以悲觀的歎氣終結。
而這些議題裡，默克爾也有經不起檢驗的地方。她注重商業和工業的發展，但對資本和工業界卻過度妥協。2015年大衆汽車公司僞造廢氣排放資料的醜聞，2020年德國電子支付業務供應商Wirecard的假賬醜聞，“都暴露出一個問題重重的商業文化，和拒絕負責的文化，這讓德國經濟在非法資本流動面前極為脆弱”，布魯金斯學院的德國專家康斯坦策·施德爾岑米勒（Constanzel Stelzenmüller）說。
即便如此，2015年至今，在二戰後西方未見的集體動蕩惶然裡，少有領袖展現出對未來的遠見和集合人心的能力，成熟而堅定的默克爾，依然是這個亂局中的唯一榜樣。她是唯一一個在對特朗普當選的“賀詞”裡“教育”他的同行：“德國和美國是由共同價值所聯結——民主、自由，以及尊重法制、尊重每個人，無論他們的出身、膚色、信條、性别、性取向或政治觀點。”2015的《時代》周刊稱她為“自由世界的總理”；2016年的《紐約時報》稱她為“自由西方的最後衛士”；還有媒體把她稱為“民主世界的最後一個領袖”，但據說她非常痛恨這個稱号，她身上德國清教徒的自律，讓她本能地排斥一切誇大和作秀。
1991年1月，默克爾在科爾政府内閣宣誓就職，成為德國曆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這是因為她知道，自己的上司地位正在發生變化。2017年，以反歐洲一體化、反歐元、反移民起家的德國右翼黨派另類選擇黨，第一次正式被選民擡進了聯邦議會。而默克爾所在的德國基民盟，則遭遇了自2005年以來作為執政黨的最重一擊。2018年，她上司的基民盟在兩個重要地區選舉中接連失利，她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本黨派的負資産，決定退出黨主席職位，不再擔任任何公職。
“我并非生來就為了做總理或者黨派領袖，我一直但求在自己的政府和政黨工作中有尊嚴地工作，有朝一日能有尊嚴地離開。現在到了打開這個新篇章的時候，今天，此時，此刻，我内心隻洋溢着一種情感：感謝。我萬分欣悅，深感榮幸。”她優雅動人的告别演說結束後，全場起立熱烈鼓掌。有不少德國群眾站在陽台上鼓掌長達6分鐘，向她緻敬。他們感謝這個傑出的女性一生為德國公衆奉獻的一切，她是唯一一個沒有任何個人醜聞的德國民選領袖。
“共同命運”的含義
那時候，我和很多媒體朋友，都以為她已經可以謝幕了，但誰也沒有想到，就在她準備安然退休的2020年，暴發了新冠疫情。
默克爾恰好具有應對這場危機的所有應具備的素質：堅定、清醒、高共情能力和科學素質。所有接觸過她的人，都折服于她的知識之全面，掌握資訊之迅速，共情能力之強，以及過人的清醒。我和其他中國人為德國政府應對疫情能力的擔憂，漸漸證明是多餘的。
當病毒最終确認為人傳人之後，聯邦政府很快停飛了往來中國的航班，但與歐盟其他國家共享航班，接回了所有想要傳回的海外公民、永居居民和家屬，由紅十字會為他們提供免費隔離中心。我的一對中國朋友帶着嬰兒在隔離點，驚訝地看到房間裡放置的全套新買的嬰兒用品和微波爐，每天的便當上，紅十字會的志願者都畫上笑臉、太陽，用德語和中文寫上：“祝你好胃口！”“祝你好心情！”
2020年12月，德國醫生協會負責人海因裡希斯把新冠疫苗送到法蘭克福的一家醫院。
當疫情在意大利暴發，德國迅速騰空了大批病房，柏林市還借用會展中心建造了自己的“方艙醫院”。在南歐各國控制住疫情以前，德國幫助南歐國家接納了部分病人。迄今為止，德國醫院的新冠病床一直沒有出現過載情況，不少病床甚至一直閑置着。
财政部迅速做出應對疫情的方案，為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提供補助。在柏林的很多藝術家和自由職業者，也得到了政府的補貼，讓那些被迫暫停營業的企業和個人能夠渡過最初的難關。
就像上天送來的禮物，一對來自土耳其的移民夫婦，在2020年内就研究出了高度有效的新冠疫苗，這就是BioNTech新冠疫苗。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能更好地讓人們看到默克爾移民政策的積極方面，以及“共同命運”的含義。9月份，皮尤研究所在美國所做的一個調研裡，默克爾被評為全球13個重要國家裡最受信任的領袖，遠高于其他同行。
默克爾的科學頭腦，使她能迅速把握這場流行病的關鍵資訊，并且能夠用非常清晰易懂的語言，不斷向大衆做出解釋。但她最艱難的工作，是如何在一個假新聞和反智時代，在一個政府不能使用過度強制手段的國家裡，說服德國群眾和某些地方官員保持對病毒的警惕。2020年9月，她在聯邦議會發表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講話：“今天的歐洲能站在它所站之處，要感謝啟蒙運動，和對科學知識的信任，相信它是真實的，而且會讓人變得更好。”
1月18日，德國柏林第三家新冠疫苗接種中心開放。圖為群眾在該中心接種疫苗。（視覺中國供圖）
從一開始，“新冠不過是另一種流感”的說法，就傳遍了社交媒體，不幸的是，有些水準不高的主流媒體為了追求流量，也假裝以“客觀讨論”的姿态加入其中，但請來的卻是一知半解的專家，質疑政府所做的一切。右翼群體和政黨開始傳播“借口新冠封城，是企圖逐漸建立獨裁政府”。令我震驚的是，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個人和知識分子，也加入這種輕浮荒謬的讨論之中。這當中包括我采訪過的知名政治學家烏爾裡克·古羅特（Ulrike Guérot），和我的一位家族成員。為了“捍衛自由”，新冠陰謀論者和反封城措施的人群，一開始還組織了不少遊行。幸好随着疫情的發展，政府不再準許這些遊行，因為每次遊行都是一次病毒的狂歡機會，也将警察置于不必要的危險中。
因為這些民間慣性阻力，有些地方的平庸政客們也拒絕執行嚴格的封禁政策，使默克爾不得不一再做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到2020年冬季，疫情又再次蔓延起來。聖誕前夕，憋了一年的德國人開始忍不住聚集起來，他們以為站在戶外就行了，不管距離多近。焦慮萬分的默克爾出現在電視上，懇求大家保持距離，請大家在拜訪老人之前先自我隔離。
16年裡，她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裡這樣激動過。她雙手揮舞晃動，身體前傾，眼裡含着淚水，像一個沮喪的媽媽，但保持了熱誠和耐心：“我知道，搭建這些熱紅酒攤子和松餅攤子，投入了多少愛，但這違背了我們都同意的規則，就是買食物回家吃。我很抱歉，從心底裡感到抱歉，但是如果我們的代價是每天死590個人，那麼我認為這是不能接受的！”我所有聽了“媽媽”講話的德國朋友，都非常感動，很多人決定不再傳回父母家過節，或者都自覺隔離了。
2011年5月2日，默克爾乘坐直升機觀看德國風力發電場波羅的海一号（Baltic 1）。
2020年，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了危機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一次深度了解到，人類作為一個群體，在保有高度自由和權利的情況下，會做出哪些自主的選擇。這些選擇可能并不都是明智的，群體的學習曲線是漫長的，甚至可能帶來局部的災難，但總體而言，他們似乎又具有某種長線的、模糊的理智；而且，如果為了效率而奪走人們所有的協商權利，那麼這個社會損失的則可能更大。在西方社會，這場漫長的考驗，才剛剛開始。幸運的是，沒有哪個領袖能比默克爾在這一課上做出更好的示範和講解。
來源：三聯數字刊202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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