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朱麗珍
杭州老人朱甫昌，手寫書信到諸暨一個派出所，想尋找一位60多年前失聯的好友。當年，他們一起支援青海建設，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祖國邊疆。
在諸暨警察局浬浦派出所民警和熱心志願者的幫助下，朱甫昌和老友陳友傳重續友誼（65年前一起去青海支邊的好友找到啦！老人給錢報寫了封信：我要感謝一個人）。
一封封書信，也勾起了我們對當年那段歲月的好奇。這群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來到祖國大西北，他們克服了怎樣的困難，又度過了怎樣的無悔青春？
今天，小時新聞記者特地來到朱甫昌老人家中。老人年邁，聽力退化，隻能通過寫字交流。在一字一句，一問一答裡，老人重返20歲，與我們重溫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漫天風沙，鹹味井水……艱苦條件，吓跑好多家屬
1956年，朱甫昌20歲，青春年少之時，正遇上祖國開發大西北。為響應号召，8月1日，高中畢業沒多久，他就踏上了前往蘭州的列車。三天兩夜，馳騁的列車，載着1000多名年輕人，離别親人，遠離西子湖，告别江南水鄉，前往相隔數千裡的青藏高原。
這批支邊的知識青年，被配置設定往青海省各個藏族自治州（縣）的政府、商業、糧食、交通、文教等部門。
朱甫昌和其他14位杭州人，被安排到了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商業局任職。青海省幅員遼闊，一個縣的面積，相當于半個浙江省的範圍。
雖說在商業局上班，但朱甫昌和同僚大多時間都不是坐在辦公室，而是要深入基層，經常下鄉做調研。
“一開始到青海很不适應，天天流鼻血。”到青海時已是8月，而最難熬的，就是那裡的冬天，“從11月到次年3月，都是天寒地凍，最低氣溫在零下20℃左右。尤其到了風沙天，一周至少兩三天是漫天飛沙走石，和老家的江南風韻完全不同。”
年輕時的朱甫昌
除了氣候條件，那裡的飲食習慣、居住條件，都讓很多年輕人哭了鼻子。
“基本隻能吃面粉，大麥面粉、雜糧。每個月人均發2斤大米，已經是對我們知識青年莫大的照顧了。”吃的，就是面粉做的面條，連配菜幾乎都沒有；喝的，就是井水，還帶有鹹味，“冬天農民家有自制的腌菜，主要是蘿蔔、包心菜，我們就拿着杯子去買一杯，當是配菜了。”
婚後，朱甫昌的妻子也曾來青海居住生活過一段時間，可來了兩次，都被這裡的艱苦條件吓住了。
“一眼望去都是山，而且不是我們這裡的山清水秀，是光秃秃，隻有石頭、泥土的山。你要挖，也是挖不下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到了省會西甯的商店，“商店裡最多的就是柿餅，擺滿了，另外就是揚州醬油，其他東西真的很少很少。”
更讓城裡人難忍的，是當地的衛生條件。住的是毛坯房，廁所就是屋邊的地上挖一個洞，三面立上圍牆，“露天的，下雨天隻能打着傘上廁所。”
而青海的老同志告訴朱甫昌，無論是氣候條件還是物資等方面，海南藏族自治州已經比其他各州好得多。
朱甫昌回顧自己的支邊歲月
将青春奉獻給西北建設，收獲友誼和感動
在青海，朱甫昌一幹19年，從最初的商業局，到後來調到都秀和曲溝當中國小老師，他把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獻給了西北建設。
而像他這樣的年輕人，還有很多。在朱甫昌的記憶中，那一年，跟他一起從諸暨火車站去青海的，就有近1700人，而在青海當地，他的同僚來自五湖四海，有江蘇、河南、山東、山西、廣東、四川等地。
因為在青海多年，很多同僚家屬也遷來青海，在當地結婚生子，吃了不少苦頭。交通不便，進出都靠馬拉車，有人生孩子，是其他家屬一起七手八腳完成“手術”。
但回想往昔，朱甫昌不願多說當年的苦，總會說起收獲的感動。
來到青海，要下基層，走鄉村，和藏民打交道，學藏語，就成了頭等大事。
來到青海後不久，組織上安排了一位名叫阿巴相堂的56歲藏民大伯做他們的師傅，教他們學藏語和當地風土人情。“大伯和藹可親，能說藏語、維吾爾語、漢語三種語言，知識也很豐富。”花了50多天，朱甫昌和同僚們就學會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藏語。
1957年8月的一次下鄉途中，朱甫昌和阿巴相堂5人騎馬前往卡紮爾鄉，在遼闊的草原上，有人看見了一隻大鳥，想把大鳥射下來，被阿巴相堂制止。
“他說，這不是什麼大鳥，而是一隻大雄鷹。”阿巴相堂告訴他們，大雄鷹在藏民同胞眼中是“神鷹”，是天葬的使者。借着機會，一行人圍坐在草地上，讓阿巴相堂普及了一趟天葬民俗課。
和朱甫昌一樣的知識青年，就是從語言、風俗等一點一滴中，漸漸和藏民同胞融在一起。
“藏民同胞真的很熱情好客，有時候我們要去牧區走訪，進入他們的帳篷，就會用青稞酒、手抓羊肉、酥油茶招待我們，說我們是黨派來的好幹部，晚上大家還會圍着篝火跳藏舞。”
陳友傳寄給朱甫昌的信件
“年輕時吃苦不算苦，我們是苦盡甘來的典型例子”
在青海工作19年，朱甫昌基本兩年回家探親一次，考慮到兩地分居，1974年底，組織把他調回杭州，在杭州發電裝置廠職工子弟學校任職。
回想青海的時光，朱甫昌總結：無怨無悔。
19年，朱甫昌看到了因為知識青年參與建設，大西北發展有了起色。“剛去的時候，公共汽車都沒有，後來不僅有了公共汽車，還通了火車。房子也從土坯房變成了樓房，路邊也種起了樹木，環境慢慢變好了。”在學校教書育人，朱甫昌更覺得很有意義，“培養出一代代人才，就是最大的貢獻，他們中的有些人，成為了當地幹部，有的到電視台工作，都為家鄉的建設出上了力。”
而在艱苦條件下，朱甫昌的意志也得到了錘煉，回到家鄉後，更努力地投身于工作中。
“在青海的時候，有一次山上砍柴，遇到了一頭狼，我想起藏民說，狼怕火，就取下一堆幹柴，燃起篝火，狼果然害怕了，但還是沒有退，在這緊要關頭，我就大聲喊唱《大刀進行曲》，一邊将燃燒着的柴火朝狼扔去，這下狼就跑了。”每當工作、生活上遇到難事，朱甫昌總會想起自己呵退野狼的這段往事，連狼都能戰勝，還有什麼可怕？
回到杭州後，正遇上各校為提高師資水準，鼓勵大家到杭州教師進修學院進修，朱甫昌堅持了四年半，每周三個下午都去學習，最終考核合格。退休後，他又不忘發揮餘熱，在杭師院附中、學軍中學、長征中學等學校代課，直到雙耳聽力不佳才停止教學。
如今，朱甫昌已退休在家，每天看書閱報，關心國家大事，偶爾還會寫寫文章，回顧年輕時的歲月。
朱甫昌攝于2002年
“我的哥哥已經90多歲了，年輕時，也投身于祖國建設，在西安安了家。如今老了，他會寫一寫回憶錄，出了書，是我的榜樣。”朱甫昌說，年輕時吃苦不算苦，老年享福真是福。退休後，子女帶着他遊覽名勝，普陀山、黃山、九華山、峨眉山、少林寺、長城、故宮、崂山、鼓浪嶼、香港、澳門、台灣……足迹遍布祖國大好河山，在旅行中，他也看到了國家的繁榮發展，“我們就是先苦後甜的典型例子。”
最近很流行一個提問，你的初心是什麼？“祖國需要我到哪裡，我就到哪裡；祖國需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這，大概就是朱甫昌這一代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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