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小說中，索爾·貝婁的小說最深刻地、最令人信服地展現了現代都市人尋求自我本質的問題。”——《美國文學傳統》
美國的文藝評論界把索爾·貝婁（1915—2005）譽為“當代所擁有的最優秀的作家”，這并非誇大其詞。貝婁對反映社會生活所做的非凡貢獻，在當代美國作家中，确實難以有人與他相提并論。
他憑借對社會的敏銳觀察，用日記體、流浪漢叙事等手法，精心地塑造了衆多的人物群像，廣闊地表現了當代社會中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并且在人性深處揭示當代美國人尋找自我過程中的困惑方面，達到了新的高度。
索爾·貝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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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婁的作品總是通過一個期待着的，不斷尋求着的主人公的眼光，去觀察美國當代社會的荒唐、怪異的現象：
在這個社會中人的本性被剝奪了，一切過去的價值都崩潰了，道德、宗教等等全面堕落。世界成為危機四伏的、變化無常的一些混亂的偶然事件的總和，而人在其中是極為可憐的。
盡管主人公們為所謂“自由”、“道德”、“理性”等等而拼命掙紮，但是最終總是屈服于荒唐的現實，與它達成一種無可奈何的“和解”。
在日記體小說《晃來晃去的人》中，貝婁通過主人公約瑟夫那記載着痛苦辛酸的日記，揭示出他參軍前猶豫徘徊和六神無主的心情。他企圖擺脫客觀外界的制約，求得自由的環境，他在日記中說：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應對自己的自由負責，這一自由是美好崇高的。”
但外界的客觀卻醜惡污穢并不如他所願，他渴望超凡脫俗回避現實，卻總是身陷窘境不能自拔。他最終為恢複生活的“秩序和平衡”，不得不通知兵役局同意參軍。小說結尾，約瑟夫情不自禁地高呼：
“為有規律的日子歡呼！為精神監督歡呼！兵團組織萬歲！”
這一呼聲表明逃避現實企圖的失敗和他不得不作出的妥協。
在《受害者》中，貝婁則提出了幾個問題：到底誰是受害者？人和人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小說中的阿爾比颠倒黑白，死皮賴臉地把自己的失業歸咎于利文薩爾，使利文薩爾誤以為阿爾比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作者通過這一事例，試圖告訴人們，當代社會就是這樣荒誕，“第22條軍規”無所不在，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人的理性統統喪失了，受害者與害人者身份随時都能被颠倒過來。
但數年之後，這兩人在一個劇院裡相遇。阿爾比說自己已經和一些事物和平相處了。利文薩爾也滿足于他的改善了的社會地位。
小說用在劇院中找到一個座位，象征人在生活的劇場裡找到一席座位。生活是一個舞台，而每個人隻是一個觀衆。
可以說，利文薩爾的受害，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索爾·貝婁小說中所有主人公的自身處境。在貝婁的筆下，他們是當代公德心的受害者和畸形兒，在他們身上，簡直沒有一處地方不受到整個世界重量的壓力。貝婁對他們表示同情，但又對造成他們受害的社會制度又束手無策。
比如在《奧吉·馬奇曆險記》這部流浪漢小說中，主人公馬奇是知道如何利用約瑟夫所無法處理的“自由”的：
他在芝加哥偷書，幫助哥哥開煤廠，他還企圖從加拿大私運移民等等。他堅決拒絕按别人的意志行事。這個人物似乎已經掌握了自己命運，但由于他不能改變社會制度，最終他還不得不與之妥協。他如此痛苦地回憶自己的一生：
“我永遠不願強迫命運之手創造一個更好的奧吉·馬奇，也不願把時代改變為一個黃金時代了”。
最後，他不得不遷居巴黎過着進階的生活，成為一個身居鬧市而向往鄉村生活的人。
《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和作者一樣，也是一位頗有文化教養的大學教授，他的生活的道路上障礙重重：家庭關系分崩離析，兩個妻子相繼出走，前途渺茫。
生活的不幸遭遇以及精神上的迷惘苦悶，使他無法在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中找到精神食糧，唯一可使他感到欣慰是，沒完沒了地給古人與今人寫發不出去的信，以發洩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憤恨。
這一封封未發出的信，構成了知識分子的一種無休止的獨白。這獨白，不僅記錄着赫索格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對人生道路的探索，同時也流露出貝婁本人作為一位進階知識分子對美國當代社會所抱的自相沖突的态度。
他一方面看出，當代社會危機四伏，人的價值正受到無端的侵害；另一方面，卻又不願否定這一制度本身，他以一位調和折衷的人道主義者的姿态來看待當代社會，它既然不能馬上崩潰，那就得維持一段時期，是以主人公最後的結局就自然免不了與之妥協。
在這些小說中，貝婁總是以一個不斷探索主人公的言談舉止，向讀者展示世界的無情。他則時而退居一旁，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向人們暗示：世界是赤裸裸的、無情的，人與世上一切均格格不入；時而他又站在人物的角度，直接進行說教。
在他看來，在同社會環境的抗衡中，人總是試圖擺脫其桎梏，尋求自由和甯靜的環境。但畢竟社會是強大的，人在其弱肉強食法則的制約下，最終仍不得不逆來順受，以求得暫時的安甯。
他的這些小說通過主人公的不同遭遇、觀察、尋求和妥協反映了當代社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暴露出當代美國社會的種種瘋狂狀态。
在這方面，《賽姆勒先生的行星》展現的畫面更為廣闊，暴露和探讨的問題也更為集中。
小說主人公賽姆勒是一位出生于波蘭的知識分子，早年對人道主義的理性崇尚至極，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聲使他頭腦清醒了，納粹法西斯殺戮的旋風差點把他卷進屠宰場的墳墓。
這一嚴酷的事實把他的“理性”之夢擊得粉碎。他險些被人置于死地，自己也殺過納粹士兵，這一切均使得他對那種不切合實際的理性觀念發生了懷疑。
戰後的美國，這種不合理性的情形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位肉體和心靈都受過嚴重創傷的老人自己投親靠友來到這裡後，便成了當代美國社會的旁觀者。
他在戰争中瞎了一隻眼，這對他個人來說，确實是一種不幸；但在貝婁的筆下，這種不幸倒反有了某種譏諷的意味：用一隻眼觀察，目光比較集中，對各種怪誕現象觀察得也就比較仔細清楚，分析得也就透徹。
這隻獨眼首先觀察到的是人性的淪喪和道德的腐敗。他每天傍晚從圖書館回家，總看見一個扒手在公共汽車上偷竊作案，他親眼目睹扒手作案的全部過程，天真地以為，他那嚴厲的目光似乎足以起到一種警告作用。但那人對此根本不屑一顧，并向他亮出生殖器，以原始動物般的獸性加以威脅。
他曾試圖向警察報告，但得到的回答是，警察騰不出人到公共汽車上去，有很多的會議、宴會等等要去做保衛工作。扒手的作案反映了人性的淪喪和道德倫理觀念的崩潰，而警察的無可奈何則揭示了社會的混亂以及法律的無能。
既然在當今美國社會，諸如此類的現象并不足為怪，連警察都不願引火燒身，一個年邁的旁觀者又奈之若何？
豈止是扒錢包而已，那冠冕堂皇的扒手就生活在賽姆勒的身邊。他的女兒蘇拉為了幫助他寫一本《威爾斯回憶錄》，竟從印度學者拉爾博士那裡偷來一份題為《月球的未來》的論文，而賽姆勒對此卻全然不知，卻用它作為自己著書立說的參考資料。
這對賽姆勒那崇仰理性的純潔心靈，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賽姆勒一向善于冷眼觀察和嚴肅思考，但他終于預感到，不僅是美國，而且整個西方世界正在經曆着一場不可避免的精神危機。他哀歎道：
“美國……你在世界各處大肆宣揚，你是一切國家中最值得向往、最值得仿效的一個國家。然而，你卻是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畸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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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婁小說中的主人公，都可稱作“搖擺者”，一如他的小說名字“晃來晃去的人”。
他們都是一個個搖擺不定的人，要麼自我屈尊，要麼就受環境所迫而從外部世界的激流中退回來，在地獄的邊緣踟蹰，同時又試圖了解這些東西，以得到恢複生活秩序和平衡的某種因素。
從約瑟夫苦心記載日記到賽姆勒一隻眼觀察社會，貝婁小說的一個突出主題是：人怎樣在動蕩的世界找到生存的立足點。
在貝婁看來，社會的現實是可怕的，人适應不了惡劣的環境，受到了痛苦的折磨。然而，人既不能逃避現實，又不能附和時代的瘋狂；他既要生活于現實之中，又要獨立于時弊之外；既要接受現實的制約，又要追求高于現實的某種希望。
他隻能既放棄徒勞無益的反抗，又避免無條件的投降，在左右為難的困境中找到一條與現實和解，但是又保持着個人尊嚴的道路。
是以，貝婁筆下的主人公總是受不了社會對人的壓力和制約，他們或是像馬奇一樣在外部世界走南闖北，躲閃逃避，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像赫索格和賽姆勒一樣躲到内心的世界，在沉思中撫摸自己心上的傷口。但是，這兩種方式都不能找到真正的價值。
随着生活的發展，這些主人公都認識到現實總是充滿了複雜的多樣性，而超出了自己的生活哲學範疇，他們隻能像一個飽嘗辛酸的受難者一樣，接受了多元化的世界，找到了在無可奈何的和解中保持着尊嚴的立足點。
對于這一切，貝婁又是怎樣看待的呢？他的态度是極其悲觀的，憤世嫉俗的，同時也是玩世不恭的。
他對這些社會問題的态度是：苦悶——觀察——探讨，進而向人們提出這些問題。但對于如何解決問題則顯得無能為力，束手無策。他唯一可采取的态度就是：調侃、諷刺地批判。
1976年，在諾貝爾文學獎獎授獎儀式上，貝婁說過：
“讓我花點時間比較仔細地看一下這種痛苦:這在個人生活中是不安或近乎恐慌;在家庭中——對丈夫、妻子、父母、孩子來說——則是混亂，在公民品行、個人忠誠方面……是更加混亂。而且，随着個人不安而來的是全社會的困惑”。
确實，他已對這種種社會問題作了仔細的觀察和分析，而且在揭示家庭關系方面，或者是在那豐富變幻的社會發展下對人的生存位置的探索，在當代的美國文壇是無人可與之比拟的。
但作家畢竟不是社會曆史學家，他不可能僅從社會曆史的角度來進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充其量隻能通過一系列小說人物的酸甜苦辣和悲歡離合來反映這些問題。
就這點來看，貝婁這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對當代美國社會的洞察是十分深邃的，對各種沖突弊端的概括也相當全面。這也是索爾·貝婁的思想明顯高于他的同時代作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