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兩個時期中國文學的發展繁榮，對後世的影響深遠。一是在“五·四”運動時期，以陳獨秀君創辦的雜志《新青年》等為代表，魯迅君發表了第一篇白話文的小說《狂人日記》。從那時起，用“白話”取代“文言”式，竭力推翻了久違的“德先生[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與“賽先生[賽因斯（Science）]”。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熱血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思想進行猛烈抨擊，并由此走向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說：反對《新青年》的人，無非是因為我們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破壞舊藝術，破壞舊宗教，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這幾條罪案。此後陸續有許多後來為大家熟知的大家紛紛聲援，人人皆知的有魯迅先生領軍的“左翼”聯盟，其中遵義人蹇先艾先生就是其一。在北京時，他和巴金等是同學、朋友；在上世紀30年代曾擔任過遵義師專（現遵義師範學院）的校長，家中有一幅郭沫若先生題贈的被魯迅先生譽為的“鄉土作家”；還有比如徐志摩、鄭振铎、郁達夫、巴金、冰心等，他們“留洋”回國，多少受過“洋文學”的熏陶，經他們的努力，逐漸為國人所接受；人們已不再滿足于“說時遲，那時快”“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傳統的中國“單元”的那片天地。“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文學“五·四”時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次重要曆史轉折，在整個社會變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此同時，對我國文學也産生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
另一個時期就是“文革”結束後，劉心武先生于1977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得到大家的一緻贊同，影響深遠。《班主任》獲1978年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名。人們後來公認：1978年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開始——藝術的春天。“文學創作可以當作事業來幹的時候終于到來了！”（陳忠實讀《班主任》後語）。
“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并不糊塗，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巴金《懷念蕭珊》）。的确，林彪、“文化大革命”十年來在全國人民身上留下的烙印實在是太深刻了。許多人在十年浩劫中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學習，關進牛棚與牛犢為伍，曆盡了種種折磨。比如巴老曾被挂牌“遊街”，開批鬥會批鬥，寫“心得報告”，自己也不得不裝“瘋”跟着衆人舉起右手高呼“打倒巴金”！他的妻子蕭珊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身染重病沒得到良好的醫治而死的。老舍先生是投太平湖自殺的，錯過了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他去世一個多月後，他得諾貝爾文學獎佳訊才從北京傳到他家，可憐的老舍先生已經辭世了！太平湖不太平啊！1966年諾貝爾文學委員會重新評審後，才給了《雪國》《古都》《千紙鶴》的作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李長之（季羨林讀書時同伴、好友）就是在“拷問”中被逼死的等等。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我家的一位親人就是在那種環境之下被逼瘋的，他當時在北京當兵，被誤打成“四人幫”的爪牙，遣送回籍後得以“平反”）！
不管怎樣，藝術的“春天”來了，大家紛紛走出“牛棚”，重操舊業。一時間，我國文壇的新老人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正是他們，在飽受“傷痕文學”的壓抑之後，奮起為中國文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正是他們，讓落後、窘迫的中國文學才能走出泥潭，走向那屬于文學追尋的真理殿堂，與繁盛的文學世界。如舒婷、北島、顧城為代表的朦胧派，路遙、鐵凝、陳忠實等代表的以“鄉土為題材（小說）”的鄉土文學，海子、西川、駱一禾（北大三劍客）的新詩……“各領風騷半年”，這是中國文壇當時的真實描述。
在當代中國文壇上，各式各樣的題材、體裁的文章層出不窮。“文革”結束30多年以來，在散文界大家公認的有三個裡程碑式的散文集，分别是：楊绛先生（楊為錢鐘書夫人，是我國為數不多的被稱為“先生”的女士之一）的散文集《幹校六記》，我國文壇巨匠、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101歲的最後一位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辭世的巴老的散文集《随想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他的散文而新命名為“文化散文”的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曾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榮譽院長，國際知名的學者和作家的餘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他們對我們當代文壇的貢獻可想而知！
還如巴老的《懷念蕭珊》、季老的《清塘荷韻》、陳忠實的《原下的日子》等，無疑為我國當代文學圖書館增添了嶄新而厚重的一頁。由王劍冰先生主編的《散文時代》，可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現當代的文壇散文界諸君諸事。他認為當今的散文的語言風格大緻可分為三種：“第一需要的是畫家主觀心理狀态，必須有躍馬攬辔、奔逸天岸的豪縱之情；必須有萬象畢呈、造化在手的移山之力；必須有饑鷹渴骥、掣電奔雷的箭發之勢。當此之時，解衣般礴，目空今古，放筆即來筆底，狀物如在目前。縱筆處如飛瀑之懸匡廬，收筆處如鴻聲之斷衡浦。闳肆至極，不失矩度；恣情欲狂，終歸内斂。這還不是潑墨畫最難處，潑墨人物畫更難在這瞬息間，畫家還必須與表現的人物心許而情侔，神遇而迹化，這是何等奇妙而高邁的境界！潑墨人物畫與猥瑣、遲疑、怯懦、審慎諸情狀無緣，潑墨之願望人或皆有，于幻想中亦甚神奇，然方其舉筆，即遇梗阻；毫穎觸紙，敗筆紛至。當此之時，煩躁生而清氣遁，氣既盡而情已頹，惟捶硯碎墨，斷筆撕楮而已。因之潑墨人物畫更需要者為學問、為功力、為識見、為修養、為天分。”（範曾《畫外話·潑墨鐘馗》）。此類以我國著名畫家、國學大師、南開大學教授範曾為代表。風格文白相雜，讀來讓人有一種酣暢淋漓之感；而這種風格是需要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駕馭文字的能力和積累的。此為一也！“這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七點或者八點，從未有過的巨大的安靜，使我醒來感到了一種恐慌，我想制造些聲音，但×還在睡着，不該驚擾，悄然地去淋室洗臉，水涼得淋不到臉上去，裹了毛氈便立在了視窗的玻璃這邊。”（賈平凹《夏河的早晨》）。此類以著名作家、陝西作協主席賈平凹為代表。風格語言簡樸，多用口語，将平常事物，無奇、無趣、無味、無深刻的思想，羅緻進散文，都可以做出解釋；但雅淡自然，講究氣韻，留白計白，溫淳含蓄。看似平淡而非平淡的！此為二也！“女人是可以彈奏的花朵，需要輕撫，也需要傾聽。那喁喁獨述的，不僅有笑面桃花，還有些枯葉殘枝，而潛風暗送的，不知是幾許心香，還是幾許心痛……”（陳染《另一隻耳朵的敲擊聲》）；“偉大的詩人永遠都是社會的财富。詩人發瘋，既是詩人的不幸，也是社會的悲劇。如果一個社會實在不知道如何供奉詩人，就讓詩人多寫點散文吧。那樣，他們至少不會發瘋。”（劉穎餘《寫散文的詩人不容易瘋》）。此類由詩人寫的散文，詩一樣的意境，詩一樣的句子，清新、唯美，文章不冗雜，恰到好處，簡潔得不能再簡潔了。此類文章以餘光中等為代表。此為三也！此外，像周國平的哲理，蔣子龍的诙諧，王蒙的自然，周濤的大氣……都為大家所鐘愛。
盡管我們國家的文學如今雖然達到了繁榮的程度，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紛紛掀起一股“寫書熱”，“出書熱”，各種各樣（諸如網絡文學、草根文學等）文學鋪天蓋地。許多所謂的作家都已名聲大振，恐怕除了兜裡有幾個閑錢外，心裡的筆墨卻是令人擔心的，疑惑的。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國家的文學才開始走下坡路，直到今天。
而作為南國落後的貴州，文化發展雖然不能和山東、陝西這些文化大省相比，但它也是較繁榮而源遠流長的。比如由省文聯作協主辦的雜志《山花》在全國的影響力都是較大的。其實早在古代，貴州遵義的“漢三賢”舍人、盛覽、尹珍，“清三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他們的名字與業績就以大家公認和熟知。舍人大約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将貴州的文化等傳出去與外界接壤的第一人。尹珍與西漢時成都的大詞賦家司馬相如齊名。道真縣是依尹珍（字道真）于民國三十年（1941）才從正安縣獨立出來。事實上，在當時的詩壇，詩寫得最好的是咱遵義人，他們名聲在龔自珍等之上。鄭珍作為“沙灘文化”的首席代表，其詩作被其後在全國影響最大的“同光體”詩派推奉為“宗祖”；曾國藩的幕客吳敏樹稱“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為本朝人所無”，曾國藩也首肯此說；梁啟超盛贊“時流鹹稱子尹詩能自辟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著名教授錢仲聯認為“子尹才氣功力，俱不在東坡下”（《夢苕庵詩話》），“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論近代詩四十家》）；柳亞子把鄭珍的詩評為“三百年來第一流”。近代名家缪钺、錢穆、錢鐘書、白敦仁等對沙灘詩人及其詩作評價頗高。《巢經巢詩集》備受諸家推崇，譽鄭子尹為清代詩家冠冕，堪與李杜蘇黃比肩。莫友芝為人熟知，不隻是詩詞方面。1847年赴京會試時，在書肆與曾國藩相識，談道論文之後，大驚“不意黔中有此宿學”。道光二十一年（1841）莫與鄭珍撰成《遵義府志》48卷，33目，附目14，共80餘萬字。梁啟超将其稱之為“天下第一府志”。莫同鄭珍并稱為“西南二儒”。同治九年（1870）莫友芝任揚州書局主校刊，李鴻章、張之洞邀其為武昌書院主講，他以衰老為由推辭不就。次年，至揚州、興化尋找文宗、文彙兩閣被焚後散失的圖書，突感風寒，高燒不退，病逝船中，歸葬于遵義新舟青田山。曾國藩率衆僚前往莫愁湖畔祭奠，親書挽聯曰：京華一見便傾心，當年虎市橋頭，書肆訂交，早欽宿學；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淚，來吊詩魂。黎庶昌有幸入曾國藩幕，與張裕钊、吳汝綸、薛福成以文字相交，并稱“曾門四弟子”。抗戰期間，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編寫的《遵義新志》，把黎、鄭、莫三個家族共同創造的豐碩文化成果及所展現的人文精神，統稱之為“沙灘文化”。沙灘是黎氏家族聚居的村落，與附近鄭氏望山堂、莫氏青田山廬衡宇相望。黎、鄭、莫三個家族互為師友，結為姻娅。沙灘孕育了以鄭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為代表的傑出人物，成了享譽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在中國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都占有相當的地位。另外像清初時的周啟渭（貴陽人），曾當過康熙帝的老師，後為翰林學士，等等。他們都是貴州的驕傲！
抗戰時期，浙江大學在竺可桢校長上司下，先後于1939年西遷遵義、湄潭、永興等地開辦學校。1942年初在湄潭教學課餘，由蘇步青、錢寶琮教授組織，在天主堂成立湄江吟社，加入的共有九君，他們是：蘇步青，浙大理學院數學系主任；江恒源，中華職業教育社主任，參議員；王琎，浙大師範學院院長；祝文白，浙大文學院中文系主任；胡哲敷，浙大文學院中文系主任；張鴻谟，浙大農學院助教，曾兼任湄潭茶場場長；錢寶琮，浙大理學院數學系教授；劉淦芝，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著名昆蟲學家，湄潭茶場首任場長，浙大農學院教授；鄭宗海，浙大師學院教育系主任。但是僅一年後，因離湄等各種原因而不得不解散，而創作（全古體）現存258首詩詞，無疑是給貴州的文化曆史長河平添了一朵絢麗的色彩。同時也是浙大獻給貴州文化的一份禮物！
我在湘江河邊徘徊，漫步，想起了中國文學和本土文化的這些過往。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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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狂書流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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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聲明：本文選自本人叙事散文的其中一個章節，寫于2012年7月；本文部分圖檔、文章來源于網絡，不代表本人觀點，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