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道士，他原本是沒有機會進入曆史的。
但曆史還是給了他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将他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人說他是文化保護者，也有人說他是文化罪人。
到底算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你問他，你是什麼身份？
他能給你的答案隻有一個：“我隻是一個道士！”
這名道士叫王圓箓，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一名道士。
在那段歲月裡做道士的很多，但被曆史載入史冊的卻隻有一個。
1900年，剛吃飽飯的王道士無意間打開了一扇大門，門厚重而帶着某種強大的文化氣息讓他很沉醉，宛如飯前喝了二兩紅星二鍋頭一般，讓他昏呼呼的。
哪種玄之又玄的感覺讓他迫不及待的走了進去，借着早上的陽光，他看到了一輩子都不曾看到的經文，整整齊齊地堆積在洞穴之中，似乎等待着什麼？
王道士讀書并不多，能認識的字不超過三千個，勉強能看也隻能看一本讀者的水準，似這樣承載了曆史文化記錄的大磚頭，他自然看不明白。
不明白歸不明白，但并表示，他一點都不懂它們的價值。
通過望問切問，王道士心裡有了一個很清晰的答案——這是文物。
作為第一個發現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王道士（王圓箓），他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賣文物賺錢，而是對文物進行保護。你沒說錯？答案是沒有。王道士保持着一個中國人應該有的覺悟，第一時間想到了上報給公家，當天他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他的目的很簡單，縣令大人，我在莫高窟的石壁裡發現了文物，這是文物樣品，您先看一下，等會兒派人來收了。可惜這位姓嚴的知縣大人并沒有足夠的重視（或者說，他根本沒有鑒賞和識别這批文物的能力，文化水準和素養還比不上一個道士。）隻是簡單地掃了一眼放在書桌上有些泛黃的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
一堆廢紙，有什麼好保護的。
縣令大人内心所想，全在面上展現了出來。
王道士提出的要求，自然是沒有下文。2年後，嚴縣令任期滿了，敦煌來了一位新知縣。新知縣是個讀書人，還懂得鑒賞，一看是專業人士，他立即向新縣令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一聽是文物，汪知縣倒也不含糊，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
走時，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儲存，看好藏經洞。
文物不要了！
好歹也給點看守費用呀。
道士也是要吃飯的。
可惜，縣令大人并沒有這個覺悟，在他看來，看守文物隻是王道士順帶的活兒，用不着發工資。
反正他也沒事情可做。兩次上報失敗，王道士依舊沒有放棄，在他看來，這些東西就是國家的，作為一個合格的中國公民，自己有義務送還給國家。與其在這裡等明白人上門，不如自己送去。縣令不懂文物的價值，知府、臬台一定知道，基于這個目的，王道士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着毛驢奔赴肅州（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着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裡，才到達目的地，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台廷棟。這位廷棟大人官做得不錯，才華也是一絕，隻因為看了幾眼甘州，就留下了一首讓人贊不絕口的好詩。
弱水西流出邊漢，綠楊陰裡系漁船。
此鄉魚米堪招隐，到處莺花淡俗緣。
杯酒園蔬村客醉，山桃溪柳暮春煙。
何時解組來湖上，料理琴樽結數橼。
唯一的缺點就是太過自我，對自己骨子裡的那點文字功夫十分怡然自得，接過王道士的經文，他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一個讓人想破口大罵的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那王道士的人生必然會安穩得許多。
但曆史沒有如果。
敦煌石窟裡發現了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中國。
對尋常老百姓而言，這或許隻是一個讓人驚喜的好消息而已，與王道士而言這意味着麻煩會接二連三的到來。
事實上也如此，幾年過去後，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知道了藏經洞的事，葉專家是識貨的，通過汪縣令看到了文物，專業過硬的他很快意識到了這批文物的價值，當場問汪縣令要了一批文物。
上交！
不好意思，你想多了。
私藏。
葉專家得到了文物心滿意足，似乎怕落下一個索要敦煌文物的名聲，在得到了文物後，既是官員又是專家的葉大人并沒有下達對藏經洞保護措施的指令。
這個結果讓王道士很無奈，你說你看也看了，文物也拿了，好歹也意思意思一下。
可惜，葉專家沒這個意思。
每個人來似乎隻是為了帶走一些自己喜歡的文物，然後就地将責任推卸後一走了之。
看着來去匆匆的專家和官員，王道士重重地歎了口氣，他實在想不到，為何就沒有願意保護這批上等的文物呢？
是不值錢！
好像不是！
是價值不夠，顯然不是。
百思不得其解的王道士除了固執地認為，這是知道的人太少，這是文物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番思索後，他作出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決定，識字不多的他靠着查閱字典，給皇宮裡的老佛爺寫了一封信，信寫得誠懇而焦急。
王道士小心翼翼地貼上敦煌的郵票，又用顫顫巍巍的右手将信件塞入了綠色的郵筒。
然而，結果是石沉大海。
風雨飄搖的局面讓老佛爺沒有心思來理會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從寫信的那一刻，注定了這個是一個沒有回複的郵件。
王道士絕望了。
難道這批文物真的沒人要麼？
答案是否定的。
很快，一個叫斯坦因英國人來了，這個并不友善的外國人卻有一顆佛心，他從一個來自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商人薩希伯克那裡聽說了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和清朝官員的冷漠不同，盡管還沒有看到莫高窟的文物，但他保持着極大的熱情。
3月16日斯坦因匆匆忙忙地通路了一次莫高窟，當時執掌藏經洞門鎖鑰匙的王道士恰好外出不在，斯坦因從另一年輕和尚處看到了一件寫本佛經。佛經的内容和曆史厚重感，引起他的極大興趣，決定對這裡的寫本進行系統調查，于是在考察完敦煌周圍史迹後，再次來莫高窟。通過接觸，斯坦因發現王道士與這些文物還是有一定的認知能力，至少沒有将他們當成廢紙，交談的過程中，他發現王道士也不太好說話。
于是他找到了蔣師爺與王道士交涉，要求将藏經洞的寫本全看一遍，遭到王道士的拒絕。但斯坦因并沒有就此放棄， 通過接觸他發現王道士很喜歡唐僧，于是他給王道士編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經而他今天又從印度來尋獲唐僧遺典的故事。
故事很拙劣，甚至經不起推敲。
偏偏王道士竟信以為真，又在蔣師爺的再三勸說下，于當天夜晚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寫本交給蔣師爺。
曆史就此給我們留下了咬牙切齒的一幕。
斯坦因在蔣師爺的幫助下，在藏經洞外甬道中一件件檢查王道士抱出的寫本和絹畫織物，共花了七天時間。他将自己認為好的卷子和繪畫挑選出來，然後以相當于500盧比的40塊馬蹄銀買下，然後用一年的時間，慢悠悠地運回英國。全程無一人阻攔，無一人覺得不妥。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建立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于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寶的石室的一扇門打開……卷子緊緊地一層一層亂堆在上，高達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開導以後，于是很熱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來。"——斯坦英
幾年後，法國的保羅·伯希和，也聞風而來，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并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
沒多久，日本人也急急忙忙趕到了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眼看着往來的外國人越來越多，胃口越來越大，王道士有些痛心，這些珍貴的文物，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眼下幾乎要被人搬空了。
縱然賣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可完全将這批文物賣出去，那麼保護的目的何在呢？
那些日子，王道士一直在思索自己的這個決定是否正确。
宛如一個左右為難的生意人，他不知道将來會不會有人罵自己，更不會知道，在若幹年後，他會因為這批文物而被釘在了曆史恥辱的柱子上下不來。
但一個中國人的底蘊告訴他，這些東西終究是屬于中國的。
若全部賣出去，那發現他的意義何在？
基于這一點，他開始私藏若幹，留給後人。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後，王道士對他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是這樣記述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鐘愛的中文卷子緻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将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于是，将他所視為特别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然而，他忘記了一點，許多事一旦開了頭，再想收回來已經不可能。
曆史本身賦予經文的文化價值早已注定了它們會成為搶手貨。
曆史出現了讓人難以平複的一幕：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
被王道士終生珍藏的文物，最終因為他的發現，全部毀壞。
這個是王道士最不想看到的結果，卻偏偏全部發生。
讓他無可奈何。
故事的最後，我們說一下王道士的結局，因為賣了不少經文，他終究還是沒能逃過追究，為了活下去，他隻好裝瘋賣傻，晚年終于修建成一座道士塔，并在一貧如洗中死去，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為了這批文物他盡了最大的努力，盡管結果并不盡如意，盡管最終的結果是這些珍貴文物從他的手中一點一點的賣出去，賣給那個可恨的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讓我們在查閱敦煌資料時，不得不将目光一次又一次地看向英國、法國、日本，但我依舊認為，他盡力了。在那個時代，他隻是一個平凡的人，站在曆史文化的十字路口的中央，他盡量讓自己走一條看上去正确的路，隻可惜曆史沒有給他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