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傳》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針對這份奸臣名單，曆史學者喻朝剛曾撰文發出三個疑問：
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餘年中，宋朝統治集團内部難道就沒有一個奸臣嗎？
第二，兩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個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援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1/3，《宋史》的編撰者究竟企圖說明什麼問題？
第三，這幾個人，果真都是奸臣嗎？
其他人暫且不論，今天我們專門來說一說章惇[dūn]，一個最該獲得平反的“奸臣”。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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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章惇有個好友，名叫蘇轼。
兩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科舉同榜進士，這一榜後來被認為是光耀千古的“龍虎榜”，錄取了一大批牛人。除了蘇轼、章惇，還有蘇轍、曾鞏、張載、程颢、曾布、呂惠卿等等。
有意思的是，這一榜的狀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恥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
這是一個極其好勝的人，覺得名次在侄子後面是一種恥辱，是以扔掉錄取通知書走了。
兩年後，25歲的章惇再考進士，又考中了。
有才而好勝的個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禍，難以定論。
年輕的蘇轼與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歡，成為莫逆之交。蘇轼後來在給章惇的信中回憶說，我第一次見到你就驚呆了，逢人便說“子厚（章惇字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餘事”。
兩人在陝西做官的時候，曾多次互訪，相約出遊。迄今仍有關于他們交往的許多段子流傳，真真假假，但都能窺見他們的性情差異。
有一次，兩人在山寺中飲酒，剛好附近有老虎出沒。二人酒狂，騎馬同往觀之。離老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蘇轼說：“馬猶如此，著甚來由？”于是掉頭離去。章惇獨鞭馬向前去，說：“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後，取銅沙鑼于石上攧響，老虎驚竄而去。回來後，章惇對蘇轼說：“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勝和勇謀，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兩人因為政見不同，各自的命運和共同的友誼都經受了考驗，在時代黨争的風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甯、元豐時期，變法派得勢，蘇轼遭外放、貶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對順遂。
這一時期，“烏台詩案”爆發，許多人見到蘇轼跟見了瘟神一樣，避之唯恐不及。蘇轼也很“識相”，主動切斷了與他人的來往，“雖骨肉至親, 未肯有一字往來”。
但章惇的表現，絕對對得起他們的友誼。他不僅不畏閑言冷語，寫信撫慰蘇轼，還給予蘇轼諸多幫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蘇轼詩中的“蟄龍”二字出來，挑唆宋神宗治蘇轼“不臣”之罪。章惇據理力争，指責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個家族傾覆嗎？”王珪辯稱：“我不過是轉述舒亶的話罷了。”章惇譏諷：“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讓蘇轼感動得稀裡嘩啦。在流放的日子裡，蘇轼給章惇寫信，感慨世态炎涼：那些當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難，無複有相哀者”，隻有你章惇，“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從蘇轼的話可以看出，章惇當時雖已高居參知政事（副宰相）職位，但為人處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難得。
▲蘇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
宋哲宗元祐時期，太皇太後高滔滔攝政，變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蘇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則處于貶谪、閑置狀态。
從現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貶黜的過程中，蘇轼的弟弟蘇轍上了《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充當保守派攻擊章惇的炮彈；而蘇轼沒有彈劾或營救章惇的文字留下來，我們無法确知這一時期他本人對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罷黜到汝州，身心備受打擊，他一再乞求到揚州，友善就近照顧人在杭州的87歲老父，但均遭到拒絕。9個月後，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章惇終于可以回杭州，蘇轼這時給他寫了一封信：
“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
蘇轼在信中提起他們早年一起歸隐田園的約定，然而，“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一語，表明在蘇轼看來，章惇追求變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現，“世緣已深”，希望章惇能夠超脫功名。
由于章惇後來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來的極少極少。我們無從知道，對于蘇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應。但兩人仍有書信往來，至少說明，雖然他們的政見分歧很深，但友情還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彈劾，重回汝州。兩年後，他等到離杭州頗近的知蘇州任命時，父親已經去世。他辭去蘇州知府之職，在不盡的彈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親政的紹聖、元符時期，章惇獨相，達到個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蘇轼則遠谪嶺南。
這時的章惇，原本有足夠的權力去營救蘇轼，修複兩人的友情，但他沒有這個肚量。元祐年間蘇轼兄弟對自己的指摘和見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時的他對蘇轼，應該是有怨恨的。
但後來的史書筆記說，章惇是遠谪蘇轼的幕後黑手，這就言過其實了。包括蘇轼在内的元祐黨人在宋哲宗親政後，均遭到連續貶谪，一直貶到山窮水惡的嶺南。那是因為在太皇太後高滔滔攝政期間，在朝大臣大多無視宋哲宗這個小皇帝的存在，讓他心生怨恨。在自己親政後，宋哲宗盡反高滔滔之政，實施了發洩式的報複行動。
當時有大臣詢問宋哲宗，能否将元祐黨人從嶺南調到稍微好一點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絕不可以。
章惇對不起蘇轼，僅僅因為他沒有出手營救蘇轼，而這，就像蘇轼在元祐期間也未出手營救自己一樣。他們彼此或許還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讓他們越走越遠了。
宋徽宗時期，兩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尋味。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蘇轼劫後餘生，獲準北歸，這次輪到章惇被貶到嶺南。章惇的兒子章援向蘇轼寫信求助，此時距離蘇轼病逝僅一個半月。蘇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寫長文作答。他雖然對章惇的被貶無能為力，但讓章援轉告其父要保重身體。
蘇轼說，他與章惇定交四十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他至死都承認并懷念他與章惇的友情。至于兩人的政見分歧，曾經的黨争傾軋，通通輕描淡寫。這些和他們的交情比起來，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隻是他們沒有機會再相逢了。章惇被貶雷州大約半年後，蘇轼在常州去世。
吊詭的是，崇甯三年（1104年），他們殊途同歸，一起被徽宗朝權相蔡京列入“元祐黨籍”，成了所謂的“元祐奸黨”。
第二年，71歲的章惇在貶所病逝。
章惇死後數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認，被追封為魏國公，而蘇轼則被打入另冊。
但北宋滅亡後，兩人身後的命運再次反轉。
章惇被當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蘇轼則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愛的“蘇文忠公”。這種曆史定位一直延續到現在。
▲紀錄片《蘇東坡》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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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和蘇轼都是一代奇才，兩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對政治的了解有差異，導緻他們的政見和立場不同。
蘇轼更注重人文情懷和精神層面。他對王安石變法不熱衷，是因為相信儒家傳統的治理方式，認為君王隻要做好表率，加強修養，就可以解決一切現實問題，迎來治世。這在北宋中期的統治困境面前，顯然過于理想主義了。
而章惇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事情總得有人去做才會好，國家必須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進行治理，才不會亂。他服膺王安石變法，本質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變，才能讓國家更好。
思想根基，決定了兩人的成就各有側重。蘇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績，但在朝廷治國方面有不足，他的名聲主要來源于他的詩詞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則擅長治國用兵，一生雖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幹是反對他的人都無法否認的，是以反對者隻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麼品行上的問題，史書上也沒有記載。隻是一出場，就給他一個定語——“有才無行”。
南宋人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神宗熙甯年間，有人向王安石推薦了在政壇上剛嶄露頭角的章惇，王安石說：“聽說章惇極其無行。”推薦者說：“我推薦的是他的才，隻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麼呢？您可以跟他見見面，一定會喜歡他的。”
《續資治通鑒長編》接着寫，“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這就是宋代史學家的筆法，寫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變法派的隊伍，但從頭到尾卻一直強調章惇品行不好，“素辯”，“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個小人。由此，進一步說明王安石變法的隊伍裡都是些小人，借以貶低11世紀的那場改革。
事實上，王安石後來也看出，章惇不過是被世俗之人中傷诋毀而已。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臨川人
從章惇一生的行迹來看，他不僅不是小人，還是一個無私無畏、堅持立場、忠于職守，并時常發出不合時宜之論的孤膽英雄。
熙甯五年（1072年），章惇被任命為荊湖北路察訪使，經制梅山蠻夷。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開邊是熙甯年間的三次戰争活動之一，章惇也憑借此次經略拿到了進入朝廷中樞部門的敲門磚。
章惇制定了懷柔與強硬的雙重政策，最終當地蠻夷首領“相繼納土，願為王民”。
後來，在章惇被貶湖州之後，荊南發生叛亂，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選還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話不說，“疾赴荊南，道中墜馬傷足”。真是一個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然而，曆史的不公在于，後來的史書提起章惇經略荊湖北路的事迹，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懷柔和寬大處理的言論，卻把别人誣蔑他在梅山大肆殺戮，“以至浮屍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的謠言大書特書。
這就是反對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夠诋毀你。
由于章惇治理荊湖北路有功，後被提拔為判軍器監。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發生大火，章惇率領軍器監衆人救火，奮不顧身，剛好被站在禦樓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為三司使。
盡職、拼命的章惇“陰差陽錯”成為北宋的“計相”、“财爺”，這算是命運對他的一絲眷顧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整理賬目，設會計司，重新登記天下的戶口、人口、租額、年課等等，把賬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顧來的職位，他依然憑借才幹和務實精神，把工作做到極緻。
幾年後，元豐三年（1080年），章惇已升任參知政事，成為朝廷重臣。
然而，元豐八年（1085年）後，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後高滔滔攝政，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呂公著等相繼拜相。此時，朝廷風向驟轉，原本依附變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開始重新站隊。
但章惇不為所動，他仍然在朝堂上與保守派據理力争，指責司馬光引進官員破壞程式正當性，與司馬光就免役法當不當廢的問題展開辯論。他最終像堅守變法的蔡确等人一樣，被貶出朝廷，在元祐8年間，無緣重返朝廷。
宋哲宗親政後，紹聖元年（1093年）四月，召章惇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責，同時停掉每年給西夏的歲賜，命章楶修築城寨，加強邊防。5年後，章楶在平夏城大敗西夏人，使得西夏“不複能軍，屢請命求和”。
而此時，章惇最主要的任務是，恢複了被司馬光廢除的熙甯、元豐新法，重新舉起了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旗幟。雖然最終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讓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自始至終，章惇都是變法革新的堅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搖擺和紛亂的政局中顯得尤其可貴。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章惇為相的7年間，他沒有像司馬光當年對新法趕盡殺絕一樣，對元祐時期的做法進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夠稍微放下黨争和報複的不理性，實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時期一些切實可行的法令。
當時，章惇向宋哲宗進呈新修訂的法令。宋哲宗聽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時期頒布的，大惑不解：“難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嗎？”
章惇回答說：“取其善者。”
這一刻，章惇顯示了一個大政治家的格局。
▲章惇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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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蘇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其實，作為蘇轼的好友，章惇同樣以“不合時宜”出名。
章惇在世時，無論是反對他的人，還是支援他的人，都承認他是一個敢言、直率、絕不見風使舵的人。
不管在誰面前，皇帝也好，攝政太後也好，他怎麼想就怎麼說，毫不顧忌個人利害得失。
宋神宗元豐時期，1082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斬殺一名漕官。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問宰相蔡确：“昨日朕批示要殺的人，已經執行了嗎？”蔡确回奏：“臣等正準備報告此事。”宋神宗追問：“殺個人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蔡确于是說，自宋太祖開國以來，我朝不曾殺過士人，臣等不願看到陛下破例。宋神宗沉吟許久才說：“那就将他刺面發配吧。”
這時，門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來，說：“陛下，這樣還不如把他殺掉算了。”宋神宗反問：“這是何故？”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殺不可辱。依臣看，殺頭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聽，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難道連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章惇連忙對宋神宗說：“陛下，像這種快意的事，臣以為還是做不成的好。”
宋神宗默然不語，冷靜後，怒氣漸消，對蔡确、章惇等人說：“這件事就由你們酌情處理吧。”
從來奸臣隻有溜須拍馬、逢迎皇帝作惡的，哪有如章惇、蔡确這般，當面頂撞，給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高滔滔臨朝，司馬光拜相，新法陸續被廢，但此時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馬光抱病上疏，請求5日之内罷除免役法，否則“死不瞑目”。
對此，章惇針鋒相對地反駁說，“今日更張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極須詳審，不可輕易”，若真在5日内改免役法為差役法，“更張草草，反更為害”。
免役法，是王安石執政時期，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推行的新法。原本百姓需要向朝廷服役，現在隻要交免役錢，由朝廷雇人服役就行了。這項制度順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雖然在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廢食，徹底否定，開倒車傳回差役法，則顯然是不理智的。是以，不僅章惇，連保守派陣營内的人，都勸司馬光要慎重。
但司馬光一意孤行，為了反對而反對，此事做得不像一個理智的政治家。當閑居南京的王安石聽說司馬光要改免役法、複差役法時，愕然失聲說：“亦罷至此乎？”沉吟良久，他又自言自語：“此法終不可罷！”說完，平生堅強的王安石老淚縱橫。
章惇人在朝堂上，他清楚地知道時移勢易，保守派要幹的事容不得他一個變法派的人說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許還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顧，就是要捍衛王安石變法的心血。保守派輪番彈劾他，他卻“不貶不去”，不顧名聲和安危，甯願被貶也不自請外放，要換取時間來捍衛王安石最為看重的免役法。
史書說，章惇在高太後簾前與保守派争論，多有不遜之詞，“太皇太後怒其無禮，乃黜之”。
罪名的認定大有學問，高太後等人當然不能以堅守新法的理由罷黜章惇，盡管這是根本原因。于是，章惇便被加上“輕薄無禮”之類的罪名，被轟出了朝廷。
從來奸臣隻有審時度勢、迎風而上的，哪有如章惇這般，逆勢而行，給自己制造麻煩的奸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宋哲宗去世，向太後在事先標明端王趙佶為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假意征求宰執的意見。
章惇又不合時宜地站出來，說按照程式應當立誰誰誰。向太後反對。章惇還是不知迎合，又說那應該立誰誰誰。向太後又反對。
見章惇兩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後隻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義說，端王趙佶“有福壽，且仁孝”，可以立為君。
說得這麼明顯了，章惇依然執拗地坦言：“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話沒說完，與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牽連，對着章惇吼了一句：“章惇聽太後處分！”端王趙佶由此繼位為宋徽宗。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卻一再力争，不管不顧。要知道，這時候的章惇可不是一個政壇愣頭青，而是一個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經驗的66歲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後果會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為天下社稷蒼生計，他不能不力争。
可悲的是，這次力争的失敗，最終造成了北宋的淪亡，證明了章惇的遠見卓識，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則徹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從來奸臣隻有攀龍附鳳、投機取巧的，哪有如章惇這般，不識好歹，押上個人和家族前程盡說大實話的奸臣？
盡管傳統的正史把章惇诋毀成一個奸臣，但在曆史的叙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為一個直臣的光輝品格。
由元祐黨人後人執寫的史書，因為反對變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們除了空口無憑說他“有才無行”，卻舉不出具體的例子來論證他們的判斷。恰恰相反，他們寫下來的關于章惇的事迹，反過來證明了章惇是一個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的人：
他曾大權獨攬七八年，卻“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個兒子都考上進士，但除了一個入朝當校書郎的低級官員，其他三子都在州縣為官，沒有一個顯達。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徇私的奸臣嗎？
他終生信奉、發揚和改良王安石變法的内容，卻在另一名變法派領袖蔡卞極力推行王安石個人崇拜的時候，頭腦清醒地站出來反對搞偶像崇拜，說自己不曾喚王安石作“真人、至人、聖人”。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谄媚的奸臣嗎？
他為官清廉，據說死後家貧難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個。連誣陷他的人，都不敢說他A錢受賄。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A錢的奸臣嗎？
他堅守國土，寸土不讓，在司馬光等人提議向西夏割地換和平的時候，他怒不可遏，說提議的人“可斬”。在他掌握朝政後，他強勢地斷絕了給西夏的歲賜，并積極發起收複失地運動。若他是奸臣，請問有不賣國的奸臣嗎？
不徇私，不A錢，不谄媚，不賣國，作為一個奸臣，他章惇到底圖什麼？
難道，作為一個奸臣，他圖的是有原則，有底線，有良知和有膽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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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正史中關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斷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曆史現實，《宋史》（雖是元朝官修，但采用的底本均為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傳》，基本理由跟蔡确、呂惠卿這些人入《奸臣傳》一樣，都是基于他們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援者和繼承者。
史書寫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證之一，就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複作”。所謂“秕政”，是寫史者對王安石新法的蔑稱。
近代以後，王安石變法，以及曆史上著名的改革變法，才得到了較為公平的評價。但在此之前的漫長的時間裡，王安石變法因為變亂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會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後占據主流的程朱理學，講求“道德治國”，而鄙薄“技術治國”，對于強調法律、财務、經濟等實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沒有好感。在理學思想指導下的傳統史書，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歸咎于變法，歸咎于主張和支援變法之人。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面對國破家亡的政治危機，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檢讨北宋滅亡的原因，并确定由誰來承擔曆史罪責。
宋高宗替父兄開脫曆史罪責，将國事危亡由蔡京禍國，上推至王安石變法，讓一群推行變法的“誤國奸臣”來承擔罵名。這樣，趙家人是沒有過錯的，有過錯的是底下的奸臣。
時人楊時說，“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這說明，南宋人批評蔡京誤國，将矛頭指向王安石變法，認為變法亂了祖宗家法終釀靖康之難，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确。
曆史學者方志遠曾指出，自從在正史中立《奸臣傳》，中國曆史上便大抵隻有奸臣而無昏君、暴君。
所謂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傳》，或許僅僅是因為他的名聲太大，做派太正，寫史者也怕引起非議。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呂惠卿、章惇等人，要麼做派有問題，要麼名聲不太顯，拿來欺負一下，讓他們為北宋亡國頂罪，那是最好不過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變法派的連帶結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後、司馬光等人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壇上基于變法與反變法的政見之争，是以被史書描述成忠奸對立的道德之争。
當道德淩駕于政治之上，曆史事實便進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時期，高太後、司馬光等人對變法派的清洗和貶谪，從本質上來說，跟後來宋哲宗親政時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對元祐黨人的清洗和貶谪是一模一樣的，是權力鬥争的血腥和無情。在這場輪回反複的鬥争中，雙方都犯了錯誤，應該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譴責。
說起來，司馬光報複心強，打擊面太大，而且犯錯在先，理應受到更嚴厲的批判。章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寬恕政敵，雖做了一些努力，仍無法擺脫黨争報複的心魔，但他的罪惡絕不比司馬光犯下的更重。
正如梁啟超所說：“至竄逐元祐諸臣，則亦還以元祐是以待熙豐者待彼而已。元祐諸臣是，則惇亦是也；惇非，則元祐諸臣亦非也。”若要贊美，雙方應一起贊美；若要譴責，雙方應一起譴責。這是對等的。
可是，在經過忠奸對立的道德書寫之後，司馬光的睚眦必報、冥頑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對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樣做法，卻被當成了奸臣對忠臣的讒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壇的黨同伐異，但也反對将司馬光與章惇的同類做法差別對待，至少，他們都不是完人，在報複政敵方面應各打五十大闆。
更為悲劇的是，無論身前死後，在争奪道德高地的鬥争中，向來耿介、從不投機的章惇始終處于下風。他不僅被元祐黨人當作“奸臣”，還被以新黨自居的徽宗朝權相蔡京當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黨籍碑》。最後，更被《宋史》寫入了《奸臣傳》。一個兩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曆史的迷霧中，徹底模糊了身影。
在曆史上，一個人物的真實狀況與身後評價存在巨大反差的現象并不罕見。但像章惇這樣，一直被誤解、從未獲了解的人，确實是悲劇中的悲劇。是以，有曆史學者将這種現象稱為“章惇現象”。
說起來，作為章惇的老朋友，蘇轼算是非常幸運的了，生前雖然也是兩邊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後他得到了絕高的評價。而章惇，或許不敢奢求什麼，隻想求取曆史的公正一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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